浅析刘益善《回家过年》

 蒙太奇手法和意识流手法的揉合
 
 法文montage的音译，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电影创作的主要叙述手段和表现手段之一。电影将一系列在不同地点，从不同距离和角度，以不同方法拍摄的镜头排列组合起来，叙述情节，刻画人物。但当不同的镜头组接在一起时，往往又会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含义。例如卓别林把工人群众进厂门的镜头，与被驱赶的羊群的镜头组接在一起；普多夫金把春天冰河融化的镜头，与工人示威游行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就使原来的镜头表现出新的含义。爱森斯坦认为，将对列镜头组接在一起时，其效果“不是两数之和，而是两数之积”。凭借蒙太奇的作用，电影享有时空的极大自由，甚至可以构成与实际生活中的时间空间并不一致的电影时间和电影空间。
 《回家过年》这篇小说中，较为成功地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例如小说开篇写作者“我”跟老四他们分手前的一个场景：
 “这是老四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老四和老八跟着又爬到脚手架上去了。我离开工地好远，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我看到他们在脚手架上，身影很小，像一只只蚂蚁。”
 作者将说话时近距离的镜头和离开时的远距离的镜头拚接在一起，不仅仅是增加了场景的写实度和空间感，更多的是产生了单镜头存在时所不具备的含义。老四他们在脚手架上“像一只只蚂蚁”“身影很小”的镜头，凸现了他们勤勤恳恳，如蚂蚁一样淹没在现代文明之中的平凡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民工的命运，对读者产生一种很强的震撼力和冲击性。

内容摘要：通过剖析主要人物的典型形象及性格特征，分析人物深层的悲剧命运和民族文化心理品质，透视作者关注当代农村社会和农民命运、出路的深刻主题，把握作者安排情节，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艺术手法，初步把握作家创作特点和风格。
关键词：过年情结   民族文化心理   蒙太奇手法    意识流

正文：
 “过年情结”和当代农民承继的悲剧命运
 含着热泪读完刘益善先生的小说《回家过年》，眼前又浮现出下列画面：春节的喜庆尚未完全褪尽，成千上万的民工便匆匆告别故乡，如潮般地涌向城市。他们又将骑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为市民送去一袋袋牛奶、一份份报纸，又将出现在沸腾的工地为城市建起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通衢。在辛劳和汗水中，他们寻找着各自的希望和理想。在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和熏陶的同时，他们为城市、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有不少人感叹中国传统的春节越过越不好玩，越过越没了意思。许多城市鞭炮不让放了，亲戚邻里也不串来串去拜年了，鸡鸭鱼肉365天想啥时吃就啥时吃，一句话，就是过年的味道没了。有人就说了，要是春节连个标识性的东西也没有了，是不是春节的意识也会在中国人潮的回家人流，你就会相信，谁又能挡住人们返乡回家团圆的脚步？谁又能说，那满天飞心中淡化了呢？我说，不会！看看春节前在火车站、飞机场、长途汽车站、船码头这些地方，那如的贺卡、姹紫嫣红的玫瑰花冲淡了中国人心中过年的情结———亲人团圆？亲人团圆，团圆亲人，这就是春节的核心。
 千百年来，春节已经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凝成了一个浓浓的化不开的情结，不需要用任何标志来定义来标识来展现。这个情结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生命中血液里。
 就历史和社会文化而言，自华夏文明之滥觞，乡土、亲情的情结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换言之，乡土和亲情情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中华文明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是凝聚十几亿中华儿女的强大的精神向心力，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
 春节是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春节亦俗称“年节”， 是祭祝祈年的日子，古人谓谷子一熟为一“年”，五谷丰收为“大有年”。 春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正是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列举了过年的种种现象，指出它们都和农业社会有关，说的极是。春节时期的饮食文化，是基于农业社会的产品丰富多彩；春节时期的娱乐文化，是基于农业耕作中的冬季闲暇；春节时期的祭神文化，是基于农民们祈求上天风调雨顺，以便五谷丰登。春节时期的所有文化形态，几乎都是农业文化的典型表现。
 因此，刘益善先生的《回家过年》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植根于传统农业文明之上的一种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的归依和积淀。小说中的以“老四”为首的一帮民工为什么拼死拚活、废寝忘食地干，一方面是为钱，是祖辈世代贫困生活的驱使，另一方面则是“回家过年”这种具有中华民族心理特质的情感产生的强烈内驱力所致。既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命运探索中的沉重与阵痛，也闪烁着民族深厚文化情感的悲剧色彩。基于农民命运而言，它是一种新形态新格局中农业文明的突围；基于民族文化心理来看，它又反映了传统民族心理的执着固守。它们扭结在一起，既有着浓郁的醇香，又泛出厚重的苦涩。他们如祖辈那样，从黄土地上崛起，从祖辈含辛茹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宿命中挣脱出来，然而又带着对黄土地的深挚情感回归了根本，“回家过年”代表的是他们灵魂深处悲喜交集的情感烙印，充满着宿命和悲壮的色彩。他们作为当代农村农民的新型的主要的群体，体现了作者对民族负重前行命运的忧思和探讨。
 
 人物形象的解读
 
 《回家过年》以极其娴熟洗练的笔法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民工形象。其中老四和老八是最典型的代表。
 先来谈谈老四的形象性格特征。和老八相比，他是具有中国典型传统农民性格的一个形象。在他的身上，闪烁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本质也最为优秀的精神品质。他朴实，勤劳，任劳任怨，最能吃苦耐劳，哪怕是重病已经发作，他都要坚持工作，身先士卒，就如同黄土地一样的朴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言而有信，善于体谅别人，明知这样的工作会把人搞垮，但接应人家的活他就一干到底，毫无怨言，毫不退缩。他又大公无私，虽然带着一班兄弟接活，虽然自己出力在先，特别是工程到了关键时期，他总是比别人多干，然而在分工资的时候，却从不贪多，作些中饱私囊的事，就连向老板特别声明送给老四个人的钱也被老四毫不犹豫地分给了他的兄弟们。他对自己却很少关注，想到的是家中的妻儿老小，明知自己身体不支，有病在身，但为了省钱，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后熬不住了，趁回家之便到省城医院去看病治疗，也因怕浪费钱而最终倒在医院的长条椅上痛苦无闻地死去。所有这些，都继承了父辈作为中国农民的本色，虽然让人觉得可悲可怜，甚至还有点可气，但更多的则是钦佩、感动和崇敬。他对父亲的孝顺，对家庭妻儿的关爱和责任，对他人的无私和坦诚，对自我的吝惜和马虎，都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应当说，他是几千年来民族精神的积淀，是新时代传统农民形象的典范，作者对这个主要的悲剧性人物的刻画是极其细腻生动逼真的。
 相比之下，老八虽然也具有很多类似老四的地方，如勤劳、质朴、憨厚、善良等等性格，但更多的是一种新型农民的形象。他开始意识到自身廉价劳动力的被剥削，开始思索自身命运(如鼓动老四自己成立建筑班子)，开始具有反抗的意识（如对向老板的责骂），也开始走向开放和文明（如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买随身听学流行歌等等），因此，作者塑造老八这个人物形象，是为了和老四两相比照，从中预示出新一代农民的自我形象的拓展和农民命运的嬗变。
 
 再如小说末尾：
 我是在我老父亲平时看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时听到哭声的，我赶到村口时，老四已在一片哭声中回家了。
 我的老家，金水河畔的四方村是在丧事中辞旧迎新的。
 春节之后，我回城里上班。翻看积攒了一些时日的报纸，在晚报的二版右下角的地方，我看到一则火柴盒那么大的消息，题目是：《一外地包工头揣满钞赴黄泉》。
 消息说，腊月三十的中午，一外地包工头在省立三医院死亡。有关人士呼吁，不能为了赚钱而不要命地干，为了家人和自己，还应多多保重。
 我望着报纸上的文字，泪流满面。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将老四在辞旧迎新中凄然死去的悲剧场景（看联欢晚会的黑白电视机亦折射农村的贫困和落后背景）和作者回城后所见报纸报道时泪流满面的场景镜头叠加在一起，更见悲剧主题的深度和丰富性。老四的“回家”是肉体的痛苦还是灵魂的安息？是个人的悲剧还是祖辈群体的宿命？报纸的报道是善意的关怀还是猎奇的揶揄？他们（报道者）又是否知道被报道的所谓“包工头”刘四喜揣满的又是怎样一把浸染着生命血泪的钞票，他们看似关爱的呼吁其实昭示了社会对农村农民命运的漠视和隔阂，因此作者的泪流满面就不再是一种煽情的炒作，而是体现了主体对农民卑微和苦难深重命运的同情和忧虑。
 此外，在小说的高潮处，即叙写老四濒于死亡阶段的细节过程时，作者将蒙太奇手法和西方意识流写法揉为一体，细致而生动地再现了老四从昏迷走向咯血，走向休克直至死亡的生命历程，使读者不由不惊心动魄，感叹唏嘘乃至潸然泪下。这种催人泪下的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艺术手法的高超。作者首先补叙了三叔（老四的父亲）的简单生平和死亡经过，接着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刻画了老四走向昏迷神智不清的赴死过程，这两个场景叠加在一起，让读者从父子二人死法的相似性联想到农民仿若宿命的悲惨命运，让人从字字血泪，看似荒诞可笑的潜意识中深深把到滚烫跳跃的当代农民的理想追求。
 总之，作者善于将现代写实主义的风格跟西方当代的意识流，超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结合起来，运用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将以“老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农民民工的现实生存状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既体现了作者对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注，体现了作家着眼现实，关注民生的忧患意识，又展示了作者熔中外写作技法于一炉，质朴平实老辣的创作风格。
 引文出处：1、《春节：传统节日的当代解读》 陈先元  《解放日报》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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