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牛虻性格的刻划

 在我国，特别是在青年一代读者心目当中，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是一本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的小说。作者集中全力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一个理想化了的形象——牛虻。作品以他坎坷一生的不幸遭遇为主线，大笔勾勒和细致描绘了亚瑟、勃尔顿（牛虻）饱受压抑和摧残后，背叛了他曾笃信的上帝，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锤炼成一个为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而忘我战斗的革命者。作者以出色的艺术手段，通过跌宕有致的情节，不但鲜明生动地表现了牛虻为意大利民族解放而忍受苦难的爱国精神和敢于英勇牺牲的革命热情等坚定品质，并且还深刻地揭示了牛虻这个“矛盾的集合体”多侧面的性格，使牛虻这个形象变得血肉丰满，形神兼备，而不是按照某个“原则”捏合出来的干巴巴的形象，从而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光辉的革命英雄形象之一。牛虻形象之所以如此成功，当然离不开作者对主人公性格的精心刻划，以下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作者是怎样刻划牛虻的性格的。
    一、人物性格在时间推移中变化发展
    客观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生活在客观世界中的人物的性格，由于其所处的阶级环境和社会实践的地位以及性格形成的基础不同，特别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作用以及它所引起的人们对环境的反作用不同，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而绝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刻划人物性格时，就绝不能离开人物生活的环境和他所处的时代，没有脱离环境在真空里长大的人物。同时世界上也没有一天就长大成熟的人物，由于年龄的差别和知识文化浅深程度不同，一个人对环境的感受不同，因此人物性格的发展有一个时间过程，性格是在特定环境下按照一定的时间历程发展成熟的。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作家在作品中可以写主人公性格长期的发展，也可以写短期的变化，艾·丽·伏尼契采用了前者。
    《牛虻》所反映的时代是19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时期，在以奥地利为首的侵略者的奴役之下，意大利国家四分五裂，人民痛苦万分，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们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自由，拿起武器、前仆后继，发动了无数次起义，进行了英勇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时势造英雄，时代在召唤着英雄。牛虻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具有爱国精神和勇于斗争的革命英雄。牛虻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就成熟的，它是长期发展的结果，牛虻性格的发展按时间历程来分可划为两个时期：一、天真幼稚的亚瑟时期（第1卷）；二、更新成熟的时期（第2、3卷）。
    前期，牛虻的生活原有一个好的开端，他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尽管他是一个教师的私生子，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家里也受到兄嫂的冷遇，但在他私生子身份未公开前，他过的仍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哥生活，同时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是一所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且拥有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蒙泰尼里。此时他所生活的环境正如他所言，“是由淡红色的棉毛糖和杏仁制成的”（《牛虻》P165）。他天真幼稚，有点自负却又赋于幻想。然而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年轻的亚瑟似乎在踏上人生之途不久，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一种承担历史使命的价值。他对理想有着执着的追求，他在回答蒙泰尼里劝阻时说得明确：“……我就是我，既然有这个愿望，我就一定为它的实现去献身”（《牛虻》P10），而且，在他同青年意大利党的革命志士接触之后，原先那种模糊而持续的不满足的感觉也自然而然消失了。正如他所言：“我必须走自己的路，沿着光明走下去”（《牛虻》P21）。
    可是任何一种代表着时代发展大趋势的人生观念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轻易确立，也不是听一次演讲，参加一次秘密集合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对于亚瑟这样的年青人，他并没有真正懂得把个人有限的生命汇入到一种为自由献身的事业中，从而获取永恒价值的人生。因为他还年轻，没有成熟。此时，他从感情上、心理上崇拜着、依赖着他的偶像“上帝”和蒙泰尼里。以至于被捕前，他还跪在耶稣像前，乞求从“主”那里得到“宁死不屈的力量”。至于神父，他不仅时时在征询着他的意见，甚至幻想在革命团体里让他的神父有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幻想——在严峻的阶级对垒中，作一个有神论的战士。这时的亚瑟是“幼稚的、天真的，对意大利的反动势力认识不清，甚至盼望蒙泰尼里神父会起来率领革命党人，为统一意大利而战”（《外国文学五十五讲》P324）。在这一时期，牛虻的“革命”更多的是出于年青人一时的正义冲动和对于革命的单纯的热情。他的不少行动不定期有浓厚的自发色彩而不是自觉的，他对演讲没有起码的批判能力，却能怀着虔诚与钦佩的心情去倾听。而当他向琼玛讲述团体工作时，多少也带着年青人自得炫耀的成分。他热爱生活，禀性聪颖，但却对生活期望过高，当他终于发现自己是所崇拜的偶像蒙泰尼里的私生子时，当他被琼玛出于误解而打一耳光时，他就失去了感觉，他打碎了神像，带着深深的绝望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出走了。
    出走，意味着他力图自我更新，也预示着牛虻告别了旧我时期，取而代之的应是新我时期，同时也表明他毕竟具有一种潜在的精神素质，潜在的意志力，这一时期的牛虻是浪漫的而不是清醒的，他对事业的理解和价值的理解，不是基于一种坚定的人生信仰。
    牛虻离家出走后，不但经过了肉体上的考验，他同时还越过了精神上的苦难历程，残酷的生活改变了他的外貌“目光锐利、面孔黝黑”,“前额和左额上面带着长长的一条屈曲的刀伤和疤痕。（《牛虻》P103）”他在走江湖的马戏团装驼背的畸形人，以一个“活的东西”的身份供人践踏，让人满足。南美流浪十三年，十三年，对于生命个体来说，绝非短暂的一瞬间。一粒种籽可以长出团团绿荫，呱呱坠地的婴儿即将步入青年。而牛虻完成一次对旧我的抛弃和改造也经历了十三年。足见，要完成一番精神上的蜕变，使自己年青的热情和幻想升华为一种坚定的理性力量是多么的艰难。“我终于选择了活下去这条路，……为了要活下去而费这样大的劲”。牛虻在琼玛面前的这句自白包涵着多少辛酸无奈及多少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啊！也表明牛虻已不是过去那个单纯幼稚、充满幻想但却脆弱的亚瑟了。
    从美洲回来的牛虻，在他的人生哲学里已经贯注了一种铁定不移的信念。这就是他在监牢里，忍着剧痛，从牙缝里首出的那几个字：“我要杀……杀老鼠”（《牛虻》P248）。而牛虻第一次进监牢时，却是“手指一触到那粘糊糊的墙壁，就厌恶得毛骨悚然”（《牛虻》P53）。从这对监牢生活不同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牛虻为了实现信念，抛弃了幻想，而代之以行动，代之以随时去坐牢的准备，代之以顽强忍受苦难折磨的斯多噶精神，也代表牛虻已是一个成熟的充满理智的人。十三年后的牛虻的革命生涯经过南美洲的苦难生活折磨与锻炼已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也正因为如此，牛虻才会在一次次精心准备的行动失败后，能很快从消沉中崛起、奋击，能一次次经受住病魔的威胁，甚至面对死神的敲门声面无惧色。连医生列卡陀也惊异他意志力的坚韧，不知牛虻处在“痛得发狂时病人会吞服砒毒”的时候，“他怎么会顶得住”。他学会了控制自己，他会突然收起茫然凝视的表情，在不速之客面前，“面容突然变得严峻和没有表情了”。他巧妙避开琼玛的追问；在蒙泰尼里面前会及时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免让自己因失控而露馅。他的顽强和机智使他的敌人——统领大人，认为是“一个活生生的魔鬼的化身”。
    牛虻是一个在具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典型人物形象，作家没有叙述他自始至终的整个一生，但也没有让他天生就具有大无畏精神及令敌人胆战心惊的英雄性格。他的性格是一步步发展起来，是在变化发展中成熟的，他的成熟有一个时间过程。脱离这个时间过程来刻划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都是虚假的。
    二、在矛盾斗争中突出人物性格
    “真正传神的作品总是杰出地完成性格化任务的，人不是只有一种属性，不是单一的构成，而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联系、冲突，原因不止一种，可是主要还是根据他所处的社会生活来决定的。而性格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孕育成长起来的，有什么样生活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性格”（《外国文学评论》P139），牛虻所处的年代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邪恶、人民与教皇、爱国者与殖民者、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各种矛盾纵横交织日益激化的年代，牛虻的性格就是在各种矛盾关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他的矛盾性格也是在与他人的矛盾中关系中得以体现。他是个能爱能恨，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其中最主要的大概体现在他经常为令人痛苦的矛盾所折磨、他与蒙泰尼里之间的复杂关系中。
    牛虻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在激烈的阶级对立中，与作为主教、统治阶级的一员的蒙泰尼里之间应该只有阶级的仇恨。然而，在他内心学处仍然爱蒙太尼里，他俩是父子，可又各自站在敌对营垒中，各自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对自己的事业又是那么忠诚，尤其是牛虻，作为儿子，他对蒙泰尼里的爱是真挚而深沉的，又是痛苦而又伤心的；作为敌人，他对蒙太尼里的憎恨是咬牙切齿，毫不妥协的。在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之前，伏尼契没有回避矛盾，把生活简单化，而是不惜笔墨突出地表现了牛虻与蒙泰尼里之间在展开斗争的同时所流露出的始终如一的爱。
    牛虻对蒙泰尼里的爱是深沉的，始终不渝的，但牛虻爱的是蒙泰尼里这个人，而不是他所属的阶级；他爱的是父亲，而不是那个主教。的确，作为一个人，蒙泰尼里有着无可挑剔的个人品质，而作为父亲，他也酷爱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名义上只是亚瑟的忏悔神父，所以，他从不以父亲的命令强加于他，这就使亚瑟感到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他们的感情是亲密的。亚瑟也的确象相信上帝一样相信他，直到意识到自己是蒙泰尼里的私生子时。而正因为牛虻太爱蒙泰尼里了，所以他像不能容忍白玉上的瑕疵一样不能容忍他身上这一致命弱点。于是这一发现对他的打击显得格外沉重，他的精神再也承受不了，终于导致了他的信仰（对教会的认识）彻底被灭了。
    我们知道，小说所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者们已在为推翻天覆地国内外封建统治、统一祖国而斗争。这是当时的人们所理解的。但也有许多人非但没有认识到天主教会是意大利的绊脚石，还把建立自由意大利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因此，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撕破教会的伪装，使人们认清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而牛虻正是出于对蒙泰尼里的认识，使他对整个宗教的虚伪性有着透彻的认识，他开始觉悟：“他过去虔诚信奉的上帝以及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蒙泰尼里神父都是那样伪善、卑鄙；天主教，上帝不过是一个泥塑木雕的偶像，是欺骗人民的工具，是反动统治者的鹰犬和帮凶”（《外国文学五十五讲》P324），这种认识不但加固了他对意大利独立事业的信仰，而且使他意识到独立和罗马教廷势不两立。当他知道自己的父亲的使命“是要维持一般人对新教皇现有的热情，不让它衰退下去”（《牛虻》P113），也就是支持自己的敌人时，他意识到两人已经站在敌对的营垒里了，这种对立是阶级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他心里蕴藏着对父亲的深沉的爱，而且也清楚地意识到蒙泰尼里不过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向蒙泰尼里发动了如暴风骤雨的攻击，“比如一块挡路的石头，也许它存心极好，可是仍旧非把它一脚踢开不可。”（《牛虻》P117）然而牛虻对蒙泰尼里的爱非但没有因为阶级的对立而泯灭，因为父子之间血缘与感情的游丝，不是轻易可以扯断的，尽管牛虻在处理与蒙泰尼里的关系时，一直用对事业的爱和对被遗弃的恨而升华成理智来克制自己，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不是敌人，他爱蒙泰尼里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厉害。以致于每次他看到蒙泰尼里或听到他的声音时，他都禁不住浑身发抖，感到一种无法承受的压迫，但他又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他的斯多噶精神不允许他做感情的俘虏，于是不得已采取了几乎是残酷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感情。他不得不用一些冷嘲热讽激怒蒙泰尼里，以便斩断与蒙泰尼里的会见，直到最后，在牢房里，他再也无力支持外表上的冷酷，终于倒进了父亲的怀抱。可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由于所处阶级的对立，他又不得不毅然与父亲决裂。
    牛虻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是在经历了极为激烈的内心矛盾斗争之后，经受了极大的痛苦去克制个人的感情，最后正确作出了选择，摆正了革命与个人的关系，最终使他从对生父缠绵悱恻的感情旋涡中解脱出来，在上帝和独立之间选择了后者，从而到达了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为人类而献身。作者正是把握住了牛虻内心的矛盾斗争，通过他内心的矛盾斗争来计划性格，使牛虻的性格更生动、更具体，也使小说的情节更感人。
    三、从细节，对话上去刻划人物性格
    一点一滴地，渐次加深地表现人物性格，当然不能不展开人物的活动，让人物通过行动、语言和心理活动去表现自己。而行动是人物性格的具体描写，语言又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直接透露。因此，行动和对话的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极为重要。
    行动的描写一定要有选择，不是把人的一切行动全过程记录下来，而是选择最有意义的行动，最能显示性格的行动，当然也必须是最有效地反映出人物性格的行动。作者为了突出牛虻的英雄性格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她描写了牛虻在弥留之际的动作细节，“慢慢地，在一片令人恐怖的沉寂中，牛虻抬起被打伤的右手把十字架推到一边”。（《牛虻》P117）正是这一推，表示牛虻在弥留之际，完全切断了与生父的一切感情纠葛，不仅从生命意义上而且从人生哲学上走完了充满痛苦、折磨，荆棘丛生，然而也是闪烁着英雄主义光彩的一生。小说还用十分细致的笔触三次描写了他临死前的三次“微笑”，正是这三次微笑的描写，不仅体现了牛虻对死亡的无所畏惧，还深刻揭示了牛虻对自己投身的事业其正义性的最深刻的理智认识。
    牛虻作为资产阶级英雄，由于所处的环境以及蒙泰尼里的特殊关系，他的内心充满着矛盾，感情的“我”和理智的“我”不时作剧烈的抗争。而这种矛盾的性格又是在牛虻与蒙泰尼里相见时的行动细节描写中体现出来。在布列西盖拉市场突围时，牛虻对他的同伴下的命令是：“如果有人到我们与马匹中间，就杀死他……”（《牛虻》P235），然而当别人都按照他的命令冲出敌人的包围时，唯独他自己违反了命令——当蒙泰尼里主教一跨到他的枪口前，“牛虻的身子就颤抖起来，拿枪的手也放了下来，一刹那，一切全完了。”（《牛虻》P236）他被捕了，感情上的软弱最终导致事业上的悲剧和失败。牛虻总体上是刚强的，但在处理与蒙泰尼的关系时，他又不时地表现出某种软弱性来，而之所以如此，全因为他与蒙泰尼里的特殊关系，这在前面我已谈过，这里就重复了。
    在文学作品的人物描写里，语言和行动描写也一定经常结合着的。它们不仅可以显示人物的形态，还可以传播出人物的声音；而一个描写人物的能手，他一定做到古语所说的“绘影绘声”的。成功的语言描写和成功的行动描写一样，首先应该是突出人物的性格，使读者读了以后，就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写出人在一连串行动中的声音，而且也要写出具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牛虻是一个浸透着革命英雄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斗士，他语言尖刻，长于讽刺。作者在刻划牛虻这些特点时，就是通过个性化语言来刻化的。你看他用“意大利的和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来讽刺拉西尼太太和那个俄国王子。而关于牛虻为委员会写的那篇针对当时哄动意大利的那种对新教皇的狂热心情而作的讽刺文章，琼玛不喜欢那种风格，而委员们却害怕“文章语气太激烈，要得罪人”。当牛虻得知委员会的态度时，他当着琼玛毫不客气地批评：“我才开始明白了，如果我把攻击的目标只限制在你们认为应该攻击的那些教士上，我才可以畅所欲言，一旦我触犯了委员会各位先生所宠爱的人时，那么真理就成了一只狗，就必须把它关进狗窝；如果你们的圣父也受到攻击，那就应该拿皮鞭把它蹋出去。不错，傻子的想法是对的，可是我宁愿什么都做，就是不愿做一个傻子。”（《牛虻》P112）多么富有个性的语言，它不仅幽默地讽刺了委员会作法与认识的幼稚，也表现了牛虻对教会的虚伪有着透彻的认识，表达了牛虻与反动教会坚决斗争的决心，牛虻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热情心的革命者，他很早就喊出自己的心声——“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利，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要把奥地利人驱逐出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牛虻》P10）牛虻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作的，当他意识到天主教会是意大利的绊脚石时，他毅然抛弃了他的上帝——基督，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的革命斗士。尖刻的语言，幽默的讽刺，塑造出牛虻一个个能爱能恨，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没有一个英雄是天生的,也没有一个文学典型形象是不经过精雕细刻才塑造成功的,艾·丽·伏尼契正是以她独到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出了牛虻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1、罗光汉：《外国文学五十五讲》，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版
2、李清鹤：《外国文学评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
3、何英姣、刘琳：《世界文学500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4、王乾坤：《文学的承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4月，第一版
 5、吴天明：《为爱为信仰—电视剧<牛虻>的主题、人物和表演风格》，《牛虻》（文学剧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6、郑克鲁：《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第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