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真实

 文学作为认识活动，以内在是度创造艺术真实，要义是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而“真”的并非都是善的和美的，但是善的和美的都必定是真的，因此，体现着“历史理性”之“真”就成为文学创造审美价值照求实现的基础。
 艺术家和美学家因之无不把体现着“历史理性”的“真实”视为艺术的生命。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兽基于创作经验断言：“获得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正是基于这真实性就成为衡量文学创造成就的首要标准。文学创造的“真实”是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既非生活真实也非科学真实，而是主体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世界上去，经过艺术创造，与“善”、“美”共生并存的审美化的真实。
 艺术真实有四性：内蕴性、主观性、假定性和诗艺性。
 凡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生活真实，生活真实虽然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原型启示，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漏的源泉，然而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超越，它以“历史理性”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必然性的揭示，作为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并表现在假定性境之中。从这个侧面说，艺术真实是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因此，讲究“历史理性”，发现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遂成为文学创造的“价值”要求而为艺术家和美学家所看重。19世纪法国卓越的女作家乔治·桑写信批评年轻作家稿楼拜，说他“不关心事物的本质，太在表面上遗留”；稿楼拜则向自己崇敬的前辈申辩说：“我说是强迫自己深入事物的灵魂”，而且特意回避戏剧性和偶然性。奥地利现代作家卡夫卡的《变形经》中主人公的形象尽倌怪诞，然其遭际却是作家对西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的真实而深刻的感变和发现。即使是一首小诗，生活的内蕴依然可以从中激荡流淌，如艾菁的《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小诗以拟人的手法对“礁石”不畏凶险，坚定乐观的硬汉子性格的赞美，凝聚着丰富的社会人生哲理及情感体验，达到了让读者“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之境界。
 如果说表现社会生中某些本质性东西的价值取向是艺术真实的内在要求，那么艺术情境的假定性则是艺术真实的外门部特征。浪漫型和象征型作品的艺术情境的假定性显而易见，它们或者把现实的形象与构杨的非现实形象融化成一个荒诞不经的情境世界，或者抛开现实形象而以虚拟的形象取代之。前者如《西游记》里的唐僧（现实形明）与孙悟空，猪八戒等（非现实形象的结合），后者如寓言，童话中的拟人化的动植物世界，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鬼怪故事等等。
 就揭示和表现客体世界内蕴的价值追求而言，文学创造与科学活动是相通的；然而文学反映客体世界的审美特征具有主观性和综艺性，这就使它与科学真实区别开来。从这个侧面上说，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现代历史剧《蔡文姬》的作者郭沫若曾公开申明：“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无论是观照自然现象还是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提供共的“真实”都被主观化、心录化，诚然，任何人类创造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如马克恩所说：“人不仅像在真实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理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艺术真实不同于科学真实还在于后的诗艺性，虽然创造的都需要技艺的参与。在文学创造中，体现主体认识和体悟的生活内蕴的假定性情境，是作这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独具匠心营构的产物。诚如德国近代美为家，诗人席勤所说：“它有权利，甚至于所以经有责任使历史的真实屈从于诗艺的规则，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上得到的素材”。又如李白的名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推究起来第一名就严重失实，试想白发怎么可能长到三千丈？然而经第二句一点化情况就不同了，读者不仅能接受这一句夸张之言，而且被感动了：白发因愁而生因愁而长，以乃人生之体验，而今竞达三知千丈，其怨愤之情该有多么深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见。可见假定性情境是在诗艺中生成的没有“诗艺”的运用便没有艺术真实，因而文学求真的真实价值追求就夭从谈起。
 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艺术真实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之中，以主观性感知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东西的把握，体现作家的认识和感悟。无疑，这是一种特殊的真实是体现自己的内在的尺度运用到作家创造出来的审美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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