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论鲁迅笔下的阿Q
【摘要】阿Q是一个自尊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善怕恶的旧时代中国农民，他的人生令人同情，可他却又常常用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直至被送上断头台仍然无法清醒地看清这个时代的真面目，他这样活在自己创造的自我安慰的世界里，不思进取又让人愤怒。
【关键词】精神胜利法  革命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阿Q正传》是鲁迅著名的中篇小说，作品中的阿Q已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对我国现代人民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鲁迅写阿Q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伪自由书 再谈保留》]通过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落后群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态度强烈地体现在对阿Q形象的创造上。我们可以通过阿Q来了解中国人民过去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役的历史。无论就反映时代的深广程度上说，还是就实际生活的影响上说，阿Q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典型.
 一、阿Q的人物分析
 阿Q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提起阿Q，人们自然会想到与之密不可分的“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我们应把它看成一个人在认识客观现实时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就是说，一个人在面对客观现实的矛盾时，只从主观的头脑的感受出发寻找解决办法，用主观和精神上的解决作为实际的解决，因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葛中义《<阿Q正传>研究史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P54]简单来说， 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阿Q是个盲目自尊自大的人。阿Q是个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进了学，阿Q也不表示推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来比你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甚至瞧不起城里人。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头疮疤时，他以此为荣，还说：“你还不配……”
 2、阿Q是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阿Q在未庄被闲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而且他还自以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胜利了。
 3、阿Q常常自欺欺人。阿Q在与人打架吃亏时，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像被打的是“另一个”，他在精神上又一次转败为胜。
 4、阿Q是个欺善怕恶的人。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须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对抵抗力稍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     阿Q的如此种种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悟。
 作品在突出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二、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原因
 阿Q的精神胜利法根源于他深重的奴隶意识：长期的封建压迫使他的主体意识迷失在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中，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只在毫无个体性可言的“群”的氛围中体现自己的内在本质。阿Q的精神胜利法仍然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反映，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异族统治、战争动荡、思想的极端束缚是其产生的土壤，他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周作人先生在读过《阿Q正传》后说：“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象神话里的‘众赐’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的‘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取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根源。”[ 姜德明主编，黄乔生选编.周作人书话P179-180.北京出版社.1996年]当时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当中应运而生的各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结合的腐朽意识，对阿Q这个阶层有着很大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加深了他们消极的一面，是他们在重重的屈辱面前。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屈辱，麻木自己的灵魂，沉迷于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之中，而不再力求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阿Q使出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往往也就是遭到了无端的屈辱，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阿Q被未庄的闲汉打败了，被他们揪住黄辫子往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这当然是他不甘心忍受的，但有无法反抗，怅惘地站了一刻，只好这样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样一想就好像保存了面子，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又如被赵太爷打嘴巴，赌钱被抢去洋钱，阿Q都是利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屈辱，消除内心的痛苦，使自己忘掉残酷的现实。这就形成了他生活上的极端的矛盾现象：在生活中是失败者，而精神上却以为是胜利者。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因此，作为一个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农村无产者来说，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可悲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不是不可理解的。
 三、阿Q的革命历程
 鲁迅没有把阿Q的性格写成一成不变。阿Q的“改变”是从他向往革命开始。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  但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却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的革命是投机“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了，^造**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可见，阿Q参加革命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在革命党深入农村之前，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觉。正是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革命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阶级所窃取，真正欢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
 鲁迅对阿Q的悲剧命运流露出深切的同情，这就是所谓“哀其不幸”。然而鲁迅并不赞同他的精神胜利法，恰恰相反，他始终批判这落后的东西。因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实际斗争，只沉迷于精神上的胜利，被压迫的人民是永远不能得救的，从鲁迅的一贯态度看，他是希望被压迫者起来斗争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争？”而且认为“革命最快的还是还是火与剑”[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39]。可是他们缺乏的是觉悟和斗争，所有鲁迅是非常失望和不满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
 总之。鲁迅就是这样刻画出阿Q这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决无、被压迫的农民形象。他要“呐喊”，他要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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