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与《玩偶之家》
[内容提要]将《雷雨》和《玩偶之家》作一番比较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易卜生在曹禺戏剧上的投影。《玩偶之家》和《雷雨》都采用了团块式结构，也就是所谓的锁闭式结构，且都运用了“回顾过去的方法”，使得两个剧自始至终保持有力的悬念。《玩偶之家》和《雷雨》在人物性格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共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是一 个性格丰满、复杂的人物。《雷雨》中最具特色和最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是繁漪，被称为“中国的娜拉”。尽管《雷雨》和《玩偶之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雷雨》毕竟是个独创，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关键词] 终局式   中国的娜拉  独创

 作为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杰出代表，易卜生为20世纪的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其创作实践和社会影响也足可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媲美。他在欧洲现实主义戏剧走向衰落，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文学十分泛滥的时代，高举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并创造了以设疑性构思、论辩性对白和追溯性手法为基本艺术特征的“社会问题剧”体裁。有的人甚至称易卜生为“戏剧上的罗马”，正所谓“条条大路出自易卜生，条条大路又通向易卜生。”同样，中国戏剧的发展也留下了他的影响和印迹，他的艺术精品是中国话剧的催生剂。五四运动之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在中国戏剧界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新文学运动的巨匠们对这位来自挪威的思想文化巨人子以了高度的重视。不仅《新青年》曾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推崇并介绍过“易卜生主义”[1]；甚至一些有志于创作中国现代戏剧的青年，如洪深、田汉等，均把“做中国之易卜生”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
 而当时，最能打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之心的，就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娜拉以其独特的青春魅力登上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热潮。于是，一大批中国的“娜拉型”剧本应运而生。1919年胡适发表《终身大事》，紧接着熊佛西创作《新人的生活》。1922年侯曜作《弃妇》，1923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诞生，1924年有成仿吾的《欢迎会》，次年又有欧阳予倩《泼妇》、余上沆《兵变》问世，此外还有白薇《打出幽灵塔》（1928年作）等剧作，而曹禺创作的《雷雨》则是《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深刻回响。
（一）
 曹禺从易卜生戏剧中吸取了思想尤其是艺术上的营养，他曾说过：“中学时代，我就读遍了易卜生的剧作。我为他的剧作严谨的结构，朴素而精炼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2]正因为曹禺对易卜生戏剧的深入了解，所以《雷雨》 的戏剧结构、技巧，以及剧中的人物形象都受到《玩偶之家》等易卜生戏剧的影响。将《雷雨》和《玩偶之家》作一番比较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易卜生在曹禺戏剧上的投影。
 《玩偶之家》和《雷雨》都采用了团块式结构，也就是所谓的锁闭式结构。
 戏剧时间上，《玩偶之家》所述故事的时间跨度为八年，《雷雨》 则为三十年。两个剧都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加以表现的，而是从接近结尾的一刻开始：《玩偶之家》在娜拉以父亲的名义担保借债即将被海尔茂发现的时刻启幕。《雷雨》在侍萍就要来到周公馆，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将要暴露开场。戏剧延续的时间都很短，前者经历三天，后者只是从早晨到当天半夜两点钟。
 戏剧空间上，两个剧的场景较为固定。《玩偶之家》事情都是在海尔茂家同一间屋子里进行的。《雷雨》除了第三幕故事发生在鲁家，其余都安排在周公馆的客厅里。
 戏剧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固定，使得两个剧就必须采用“终局式”的结构方式，将“过去的戏剧”和“现在的戏剧”相互交织。在“现在的戏剧”中交待“过去的戏剧”，后者又不断地将前者推向高潮。一经达到高潮，戏剧便很快宣布结束。这是运用希腊悲剧被亚利斯多德称为“发现”和“突转”的结构方式。过去事件的秘密一旦被剧中人所“发现”, 剧情便急转直下。《玩偶之家》中，娜拉发现海尔茂原来是个卑鄙小人，自己只不过是他手中的玩偶，便毅然出走，家庭悲剧即告完成。《雷雨》中，人物一旦发现相互间的血缘关系，悲剧达到高潮，整个剧也就接近尾声。
 运用“回顾过去的方法”，使得两个剧的结构紧凑、场面紧张、剧情进展快速、戏剧冲突渐趋尖锐，能自始至终保持有力的悬念。
 《 玩偶之家》 的第一幕，海尔茂答应林丹太太到银行里工作，顶替柯洛克斯泰的位置。后者向娜拉提出她冒名借债，追究她的法律责任，并借此要挟。娜拉想试着向丈夫为她求情，可是海尔茂却认为她曾“伪造签字”，是犯罪行为。这就一下子打破了娜拉的心理平衡，观众也真切地感受到娜拉面临危机。柯洛克斯泰的要挟像一把钢刀一样悬在娜拉的头上，她将会采取什么办法解脱困境呢？这个悬念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观众。第二幕，柯洛克斯泰接到海尔茂的免职通知后，向他家的信箱里投进了揭发信。娜拉设法阻止海尔茂开信箱取信，为了保护丈夫的名誉，她甚至决定自杀牺牲自己。娜拉的命运究竟怎样呢？观众带着一种强烈的期待往下看。最后一幕，剧情发展到高潮，尤如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更是悬念迭出，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海尔茂进房看信，他的反应怎样？柯洛克斯泰退还借据，海尔茂一反前态，将会激起什么样的性格冲突？最后，娜拉彻底觉醒，符合逻辑地走出“玩偶之家”，观众的期待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以上一系列有力的悬念，都建立在“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相互交织的基础上。
 《 雷雨》 也有相似的特点。随着“过去的戏剧”的不断穿插，便产生了一系列悬念。第一幕交待了三年前周萍和繁漪发生不正常关系，使得周萍准备离家到矿上这一决定在三角关系中引起了波澜。观众自然会想到，他走了四凤怎么办？繁漪又会怎样对待他们？第二幕侍萍来到周公馆，揭开了三十年前故事的帷幕。她发现女儿走进了她以前陷入的深渊，决定带四凤回去。观众至此已经大体知道，周萍与四凤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他们等待着答案：周萍与四凤的关系如何了结？第三幕，侍萍发现了子女的乱伦关系，为了挽救这可怕的厄运，她要四凤对天发誓，永远不见周家的人。四凤违背了誓言，跟周萍见面，被母亲发现，终于出走。到此，观众更是急不可待地要知道结局。第四幕，周萍要带四凤出走，繁漪喊来周朴园，周见到侍萍，命令周萍跪下认生母，使得四凤和周萍发现了自己的乱伦关系。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有力的悬念使得观众保持高度的注意。
 除了结构上的相似，两部戏在人物性格方面也存在着共性。
 《 玩偶之家》 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是一个性格丰满、复杂的人物。她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性格善良而坚强。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后，她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的声称“我是一个人”之后，毅然从囚笼似的家庭里出走。娜拉的这种“反叛”言论和行动，对社会的激烈批判，完全称得上是一篇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独立宣言”。
 其实娜拉是可怜的，在她的心中，一直在期待着这样一个奇迹：海尔茂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还会一如继往地爱她，并毫不迟疑地承担所有罪责。在那个时候，她的人生和爱情就完美无缺了。她不是要一种回报，而只是想看到海尔茂对她的爱丝毫不少于她对海尔茂的。这样的奇迹对她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而等待它的过程也变得幸福起来。虽然她也有矛盾，终究不想让丈夫知道这一切，但是对奇迹的热烈渴望压倒了矛盾的痛苦，也使她顽强地继续克服着困难。然而奇迹从未降临，梦想也无法实现。当海尔茂拆开了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信，娜拉盼望的奇迹没有出现，却出现了她从没想到过的一幕：海尔茂一连串的咒骂，“嘿！好象做了一场恶梦醒过来！这八年工夫——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没想到是个伪君子，是个撒谎的人—— 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哼！哼！”他还十分害怕，“现在你明白你给我惹的是什么祸吗？”为了眼前的这个人，娜拉曾不顾一切，而他现在只考虑自己，谴责她的行为，甚至诅咒她死。面对丈夫粗暴、蛮横的攻击，娜拉明白了，过去她是他的“小鸟儿”、“小松鼠”，而此刻她在他眼中是“下贱女人”；他刚刚才说过的“我常常盼望有桩事情感动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 是天下最大的谎言。娜拉全身心去爱的丈夫，在他的名誉、利益受到威胁时，残忍地抛弃了他的妻子。他丧失了理智，红了眼——他的云雀一下子变成了最可恶的东西。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娜拉看清了八年来都没有看清楚的隐藏在海尔茂品行端正的漂亮外表背后的自私、渺小和怯懦的木质。这时候的娜拉完全从幻想中醒悟过来了，她选择离开这个“玩偶之家”。
 可是她出走之后又将怎么办呢？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娜拉想要真正解放自己，一走了之是不行的。德国杰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弗朗茨• 梅林说：“易卜生再怎么伟大，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诗人；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并且必然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于本阶级的没落便看不见、也不能看见任何解救办法。”[3]这多少体现了易卜生的小资产者的悲观主义。
 《 雷雨》 中最具特色和最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是繁漪。曹禺曾经说过，繁漪的性格是最“雷雨”的。她时而敛声息气，时而疯狂爆发，还有她那畸形的爱情、欲望的冲动，都裹挟着一种闪电雷鸣般的突发性和猛烈性。她代表着“五四”以来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强音，在她身上折射出不畏强权、争取自由、宁死拼斗的绚丽光彩。繁漪不满周朴园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以变态的反抗要冲出家庭，被人称为“中国的娜拉”。
 繁漪的命运更是可悲的。她的心中也有期待，甚至为了这个期待，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作为周朴园的继室，她好像只是被当作一个物件、一个摆设，但她不甘心为人摆布。繁漪敢于反抗周朴园，面对周朴园的训斥，她敢于当面顶撞说：“不，我不愿意。”她厌倦了冷寂阴沉的家庭，但在形如枯井的心底却跳跃着一丝如火的热情。她爱上了周家的长子周萍，落到了“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地步，可是在她看来并不足可耻的，反而是正义的，是自己追求爱情、自由的最好宣言，是自己葆有生命活力的最好办法。所以当周萍痛苦甚至厌恶这种乱伦关系时，繁漪却发出这样的呐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她疯狂地爱着周萍，希望周萍也能对她付出同等的爱。在追求爱情时，她施尽手段破坏周萍和四凤的爱情，一次次哀求周萍把她带走，甚至许诺即使把四凤一起带走也可以。她的心中还是一直存在着希望——周萍还是爱她的，他会回心转意的。但到了最后一刻，她还是没有重新得到周萍的爱。她绝望了，于是为了自己信仰的爱情，她选择了玉石俱焚的方法。
 繁漪的生活时代注定了她人生的悲剧，这同时也表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在中国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以追求个性自由所产生的拼搏力量毕竟是软弱的。曹禺借繁漪的口都发出了“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的呼喊，以摧毁这个灭绝人性的社会，但也深知专制主义的强大，也只能是无奈地看着这个社会怎样在吞噬着自由和人性的幼苗。
 （二）
 尽管《 雷雨》 和《 玩偶之家》 有很多相似之处，但《 雷雨》 毕竟是个独创。它植根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土壤，它滋生于曹禺独特的审美理想。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从提出一个社会问题出发组织情节、塑造人物。而他的社会问题，又往往不是从社会整体着眼，而是强调抽象的道德原则。这就给他的戏剧带来了较强的理性色彩。《 玩偶之家》 提出的问题，单纯而明确：法律、家庭，尤其是妇女解放。剧情发展讲究逻辑，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娜拉离开丈夫。这些都十分贴切地为明确的主题服务。最后娜拉对海尔茂所说的要争取独立的人格的一大段话，既是符合性格的，又是作家自己的。它统摄全剧，给予观众以明晰的理性观念。
 曹禺写《 雷雨》 并不像易卜生那样，提出、并企图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他说：“累次有人问我《 雷雨》 是怎样写的，或者《 雷雨》 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感情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葱，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4 ]我们并不能十分明确地从作品中获得某种观念，看了剧，我们只感受到一种郁闷的令人窒息的氛围，和感情烈焰的喷射。因此，观众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雷雨》的主题。正如曹禺所说，对待《雷雨》，“不会如心理学者那样静观小儿的举止，也不能如试验室的生物学家，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5]
 因此两个剧的性格塑造也有不同。易卜生把“个人精神反叛”看作是反抗社会的力量所在，他的人物带有很强的主观化、理想化的色彩。娜拉是现实主义的，性格较为丰满，具有较为细致的心理过程；她又是理想主义的，易卜生在她身上倾注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的愿望和追求，让她说出相当于个性解放宣台的深刻的言语，最后毅然跟社会、跟家庭决裂，成为背叛、反抗现存秩序的榜样。娜拉的心理逐渐成熟：从自我意识的丧失到获得，对海尔茂的认识从虚幻到现实，从甘心献身于家庭到弃家出走。
 《雷雨》中的人物则不同。虽然繁漪的身上有娜拉的影子，但繁漪毕竟还是繁漪，她的身上集中了多种的欲求，两极的情绪、相反的意向，集中了文明与野性、热情与阴鹜、明慧与冲动… … 正如作者所介绍的那样：“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里，她的胆量里，她的狂热的思想里，在她的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里… … 她爱起你来象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你来也象一团火，把你烧毁。” [ 6 ]这是一个活泼泼的跃动着生命节律的人物，因此，是那样的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雷雨》是曹禺式的悲剧，繁漪是曹禺式的女性悲剧形象。作为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曹禺那情感充沛、深邃深厚的“雷雨”的戏剧世界是从中国社会现实、从他个人的生活中产生的，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真正感动过的，而不是从易卜生那里抄来的，易卜生的戏剧对他只是一种艺术的启悟，而不是因袭。那个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封建主义气息的冷酷专制的周公馆，就是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和整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剧本洋溢着的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精神深刻体现了“五四”以来的时代精神。曹禺用外国戏剧的形式表现出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形成了《雷雨》的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中最成功的典范，它的诞生为易卜生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为中国的话剧注入了新的活力。受其影响，并融入了中国戏剧传统和作家自己创作的《雷雨》，不仅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地位，而且还把移植到中国数十年的话剧的艺术水准，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1、《新青年》，1918年6 月15日出版，第四卷，第6 期，第489 ——507 页
2、《纪念易卜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原载1978 年3 月21日《人民日报》
3、 易卜生著，潘家沟译，《玩偶之家》《 易卜生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l 版，第97页
4、 曹禺著，《 〈雷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179 ——180页
5、 曹禺著，《 〈雷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179页
6 、曹禺著，《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9 月第一版，第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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