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审美追求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存在一股潜在的“返归自然”的哲理思索，它体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他认为再造中华民族的灵魂，靠的不应当是西方化的理代文明；唯有从民族文化的原始生命中寻找活力，回归人生情态的自在、自然和人性的强悍、自由，才能复活民族的生命力。
 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湘西，湘西地处源水流域下接洞庭湖河水不但养育了两岸的生命，也滋育了沈从文的性格，所以沈从文的小说、散文，大都与水有关。他对水的生命体验，培养了沈从文特殊的审美心理，转化成了小说优美的诗意，湘西特有的秀丽的河流山川给予了沈从文美的熏陶，赋予他作品一种牧歌情调。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我认为他有下列几个方面审美追求：
 一、以“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双重经历和审美眼光，讴歌湘西自然淳朴的民风，讽刺都市生活的糜烂，人性的扭曲。
 在探讨沈从文的文化观念时，我注意到他所使用的一对特殊范畴——“乡下”与“城里”。这对概念，成为沈从文特殊文化观念的载体。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
 “城市”与“乡下”，是作为一组对立的范畴，存在于沈从文的话语中，代表着沈从文特殊的价值判断。所谓“城市”，就是约定俗成的“文明”；所谓“乡下”，就是沈从文崇拜的“自然”。在沈从文的话语中，与“城市—乡下”这一组对立关系范畴相应的，是“文明—野蛮”、“异化—自然”、“虚弱—强悍”、“虚伪—淳朴”……在“城市—乡下”及与之相对应的诸范畴中，沈从文选择的是后者。
 在沈从文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在确立自己的文化理想和道德尺度时，甚至不惜对现代文明持决然的排斥。但他用以指称并进而否定的“现代文明”，其实仅仅是现代文化中某些特殊的和表层的方面，如声色光电、车水马龙、喧嚣纷扰、富丽堂皇等。“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的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乡下”是原始的、自然的、未经规范的；一切生命，在此都遵循一种法则——自然的律令——生长、繁衍、淘汰。自然的律令，在沈从文的观念中，既是大自然中一切生物存在之“天命”，也包括人群发自本性的争斗，甚至残杀——人类的历史，族群的繁衍、变迁，千百年来不就是在自然淘汰中延续的吗？
 如《第二个狒狒》、《棉鞋》等，在讽刺都市人的势利，、虚伪、冷漠时，常常表现出一个备受歧视的外乡青年的敏感和自尊。但愈往后，他愈自觉地意识到，他与“城市”的隔膜，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以及所谓文明教养的差异，最根本的是，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后天无法沟通的天壤之别。他的生命、他的情感，他的价值判断，永远不能脱离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那深深镌刻在他记忆和情感中的人与事。
 在他的创作中，那些最具美感和生命力的作品，尽管仍然出自他以湘西为模式的“乡下”视角，但他对湘西的感情往往超越了他关于“乡下”和“城市”的理性判断，他在为我们呈现那原始、淳朴、自然的湘西所蕴藏着人类健康、自由、真力弥补的元气时，也不可避免地向我们展示着：愚昧、自在的人生形态，将人的命运全副交托于自然的定数，这样的人生并不完美。
 二、作品远离时代和社会政治现象，执着地表现湘西边城和谐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
 沈从文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状态的人性，他崇尚的自然性，不是心灵自由的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他以湘西的人性、自然、风俗为背景，旨在展示淳朴人性，理想人生情态的小说，则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为我们造出一派沈从文式的理想世界。
 1943年完成的《边城》，作品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集中体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顺顺的大儿子天保与二儿子傩送同时爱上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心属傩送。老船夫一心想让翠翠“自主”得到幸福，但还未弄清她到底爱谁，便在糊涂中促成了天保托媒前来求婚；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意外地示溺水而死。爷爷在天保死后，摸清翠翠心事，又撮合她与傩送的婚事，心急火热地进城去船总家探听顺顺是否签应傩送与王团总女儿联姻；在碰壁之后他郁郁猝死在暴风雨之夜。顺顺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故事的所有人物，都是一群平常的、善良的人。作者所表现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有意识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因素。作品围绕着故事的展开、发展与结局，描述，表现了每个人的“人生形式”，“优美，自然，又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翠翠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既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孕育与教化的女儿。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她的“爱”，单纯、自然、真挚，一切符合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天性。不轻浮又不撒野，表现出对爱情的自觉、自矜与自尊。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作者同样是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里进行刻画的。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为来往过客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他为别人活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慷慨大方、善待乡亲，质朴憨厚，侠义心肠，甘于清贫，任劳任怨，鞠躬尽瘁，颇受乡亲的尊重。
 老船夫的“善”，主要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位慈祥、仁爱，为孙女可以付出一切的爷爷。在抚养孤雏长大之后，他以苦命的女儿为鉴，最大的心愿是让翠翠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他见天保对翠翠有意，便指出“马路”或“车路”求爱的途径，引来了天保家正式向他提亲，未料翠翠却不答应，好心办了坏事。他不罢休不气馁，在明白翠翠心有傩送之后，又为孙女与傩送联姻劳碌奔波，受到船总的冷遇，他怕翠翠的自尊受到伤害，不讲实情，独自忍气吞声，以致郁闷忧愁而猝然离世。总之，作者对老船夫的刻画并非置于复杂的矛看冲突中以展示性格的复杂性，而是从之于他人、之于孙女的人伦关系中，围绕着关于翠翠的婚事种种，特意“放大”了去表现一位平凡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浩瀚的胸襟，即一个纯真、至善、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
 沈从文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翠翠与爷爷的孤独清贫，却尽量展现他们与自然和乡人的和谐关系：他们那近乎原始的单纯生活，他们与过河人不言利的纯朴乡情关系，人们安祥勤谨的劳作……湘西淳朴自然的民风，人物善良敦厚的本性，与那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的翠竹、白日喧哗夜里静谧的渡船一起，构成一贴像诗、像画、更像音乐的优美意境。
 沈从文在为我们描绘着人与自然相得相隔、优美和谐时，却无法不体味到爷爷和翠翠这一老一小单纯生活中的孤单与悲凉。“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烧成桃花色的薄云”，“听着渡口飘来那生意人杂乱的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翠翠心中涌出的“薄薄的凄凉”，是一种少女春情初萌而又茫然无依、说不清道明的凄楚与忧郁。作者准确地体验到翠翠的情绪，却并不急于用紧张的情节推动人物情感乃至命运达到高潮。他将翠翠这朦胧、混沌的感觉保持在浑朴自然中，以朴素而诗意的笔触轻轻地点染，翠翠对生活朦胧的期待，她孤独的心灵、淳朴的心境，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诗意的表现。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边城》原本是沈从文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是《边城》给我们的，却绝不仅仅是“优美”。沈从文原本自信的自然与人性的某种永恒，他所孜孜追求的生命的“自在”和自然，却既不永恒，也不自由。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是多么无奈。于是，“美丽总是愁人的”，就成为沈从文在营造他的乌托邦时发自内心的感慨。而这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却使他的小说获得一种隽永的审美品格。
 三、对文本形式有着鲜明的自觉意识，在叙事层面寄寓着审美化冲动，创造了诗化小说的文体，是少有的“文体家”。
 沈从文的小说，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当艺术渐趋成熟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朴讷、平淡和抒情。他的小说一般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完整，常常以闲谈的亲切平和语调，叙述乡间的人情世态，在从容舒展中抒发对乡土的感情、对生命的爱。他的小说给人的美感，主要不是来自故事的离奇和情节的紧张，而是来自一种流动的旋律、优美的意境和弥漫的情愫。他汲取了民间的文艺的生气和活泼，而在文字的简省与含蓄上，又分明有中国传统文人文学的雅致与朴素。
 土地已经疲劳了，似乎行将休息，云物因之转增妍媚。天宇澄清，河水澄清。
 语言何等简洁隽永。
 沈从文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边城》中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默察、敏感揣摩少女的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娴静、温柔的个性惟妙惟肖地突现出来。他的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边城》全篇21节，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使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于翠翠作为经线，双老船夫在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生出变化的波澜，推动故事有节奏地向前发展。
 同时，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为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作暗线，这样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善地结合起来。作者特意在故事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等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异的乡土文学色彩。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对于作为大自然女儿的翠翠，其思想性格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沈从文的小说，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笔调的成熟与老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朴讷、平谈和抒情。如《长河》写无端搅扰乡民生活的“生活运动”，作者多出之以无奈，幽默便产生。某户农民种出了32斤重的萝卜，按上面的要求，他们将萝卜抬到县上去报功请赏。结果，奖赏未得到，反被敲诈一笔。他的语言，以及他的创作，到20世纪40年代写作《湘行散记》时，已经炉火纯青。可惜，在他的文学语言已经成熟而且可以创作大部分的作品时候，创作却中止了。
                                             

参考文献
1、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2005年4月,第一版，P63-64
2、杨联芬：《中国现代小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二版，P127-190
3、沈从文：《边城》，花城出版社，1934年10月，第一版
4、沈从文：《从文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2月，第一版，P121
5、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从文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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