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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锐《银城故事》“生命的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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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论李锐《银城故事》“生命的歌哭”，论文范文关键词：论李锐《银城故事》“生命的歌哭”
论李锐《银城故事》“生命的歌哭”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论李锐《银城故事》“生命的歌哭”
作家北村说过，文坛是由声音构成的。毫无疑义，李锐已经凭借自己一系列坚实而隽永的小说合成了一个独特的声音，嘹亮又寂寞地回响在中国当下的文坛。而一个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实现与同行成功区分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地增强他发出声音的强韧精神穿透力与独在的恒久形式魅力。他必须为自己的写作设定难度，在一次又一次的创作中，实现精神与艺术的攀援与突进。李锐就是这样的一位有着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的作家。
在《银城故事》中，李锐为我们提供了题记“在对那些漏同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之中。”
有此可见，李锐不只是不想恢复所谓的历史原貌，也不仅仅想解构所谓的正史权威性注绎。他最想凸现的是，历史长河中种种生命形式与不安分的内心挣扎图象，在凸现这些生存图景的同时，把一切本应该为人这个目的服务的东西，即人类文明包含的一切元素，历史理性，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还有现代性革命一齐无情地推向灵魂审判的席位。
让我们随着叙述者浸满疑惑而温润的双眼舒缓移向1910年秋，去打量那个叫“历史”的东西，还有历史之外永恒的人生起伏与存在煎熬。
一、陷入困境
历史是消逝了的现实。李锐这部小说通过对苦难的现时回访来洞悉存在的某些隐痛，清晰地揭示了生命内在的诸种沉疴。与其说，它给我们出示了革命语境下的个体内心挣扎与心灵真实，不如说它给我们出示了人类本身的欠缺与不完美及人在这种欠缺与不完美所带来的苦难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样小说就成功的把个体困境与人类困境连接起来。
一个异域青年，受着与其父亲同辈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精神感召，远赴东瀛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熏陶崇武的革命理念。学成之后，他毅然来到东土，等待他是最能成为革命者的两大事件：暗杀与被杀。随着暗杀与被杀的接踵而来，小说开始掀起了这场最终胎死腹中的革命暴动的序幕。在革命青年的坚毅面庞与铿锵步伐的狂浪中，流淌着一段长长的他自认为不合适宜的如情似水，他就是欧阳朗云。我们知道，革命实行的是无欲则刚的人性法则，它要求每一个革命者绝对遵守革命权力意志下的行为伦理：排除一切个人情感干扰，无条件服从革命命令。但小说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根本做不了职业革命家，让他这样一个生性儒弱而易冲动的青年投入一场革命，这本身是性格的悲剧。这多少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铸剑》中那个被捣夜的老鼠拨弄得一惊一诈的眉间尺，欧阳朗云分明就是眉间尺隔代的回响，他们命定要用自己单薄的身体与多情的心灵去背负无法背负的宏大使命。尽管如此，我们丝毫不能责怪欧阳朗云义无返顾地投入革命的举动，因为生存方向与献身理想的需要是人的存在本能之一（弗洛姆）。无奈的他感到了荒谬，但是他从来没有对革命本身感到荒谬，只对由革命行为带来的一系列处境感到难以理解。终于，他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自首归案，投入了死亡的黑幕。自首这一人性举动固然给了我们一种无言的哀伤与感动，同时再次佐证了他脆弱的内心与投入革命的方向性错误，而且他的这场暗杀不符合革命暴动的总体要求。
秀山芳子，一位美艳而善良的日本女子，与欧阳朗云紧密相连的一个小说人物。“女人无法抗拒任何呼唤她受惊灵魂的声音。”在学生结业祝酒会上，欧阳朗云毅然而迅猛地拿起尖刀把自己的右手钉在了榻榻米上，芳子被这样的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惊而昏厥倒地。她扑向了那张流血的手掌，这是受惊灵魂的本能反应。这一刻，她飞身跳下了情感的悬崖，然而悬崖之下没有人托住她飞翔下坠的身体。一个偶在的机缘，她来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李白﹑苏轼﹑李清照的中国——一个充满着诗性隐喻的国度，也终于有了与欧阳朗云同事的事实。但是她把对他的一片衷情深深地掩埋起来，最后由那颗没有计算好的炸弹给了意想不到的勇气并忘情地投入他的怀抱“欧阳君，你为什么宁愿死，也不愿意要我……为什么？”“欧阳君，我不要中国，不要支那，也不要日本，我只要你……”芳子甚至决然地写下：“誓死不分离……”的誓言。她认定爱的力量可以消除民族和家庭造成的铁硬隔阂，但也许她到死也不相信有个叫“革命”的东西会这么无视她爱的力量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她的爱人裹挟而去。“中国，中国，你为什么杀了我的恋人？你为什么把他的头装在这么肮脏恐怖的笼子里？中国，中国，我恨你——中国……”一个柔弱的女子的有声抗议，也是最后的无效抗议，读来让人侧目。美丽的破碎与毁灭，总是让人愁肠千结，心生悲鸣。保罗•罗森费尔斯说过，文明是人类为自身利益而追求真理与正义的能力来量度的。我想问这自身利益包括哪些？她包不包括个人幸福与生命自由？面对暴力与血腥堆积成的人类文明大厦，回答只有一个：不包括。
银城敦睦堂的未来台柱刘兰亭，另样的历史际遇与内心挣扎在他的身心展开。我们知道刘兰亭最后的生存境遇是自杀，而且用一瓷坛的银圆摆出了“无颜以对”四个大字。他无颜以对什么呢？1）对振兴家族与眷顾妻儿能力丧失后的局面；2）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湮灭后的内心；3）革命可能失败与同伴无辜牺牲自己却苟且偷生的局面。这些内容聚为合力尖锐地绞杀着他的心魂，以至于“透骨的孤独仿佛黑暗中燃烧的烛光，随着缕缕青烟，幽幽地蔓延到无边无际的黑夜中去。”福柯说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权力意志实际上是主宰一切合理性价值秩序的重要法则，甚至是唯一的法则。刘兰亭真正面对的是一个叫“权力意志”的东西，这个东西强大得让他无力作出任何人性的抵抗。不然的话，他也不至于在刘三公用金钱买通官府而保住性命的情况下走向无望的自决。
聂芹轩，这个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秘密（孔孟仁义﹑申韩铁碗﹑黄老柔术）与中国政治精髓（好用酷刑与心理战术），能够用足够的智慧与计谋来应付一切事变的庙堂代言人；同时内心不断地汹涌末世的悲哀与自身作为历史过客无可逃遁悲剧命运的感伤，甚至为革命义士死在自己的手上的那一刻而热泪纵横的人。在他的身上，我禁不住发现人性扭曲的不可遏止。“鲜血使人陶醉，人会被不断增长的嗜血所奴役”“血不是普通的汁液，它跟生命与死亡的奥秘相连”正义与否只是事件的一个起点，在革命暴动中，双方的人性受到一样的考验与摧毁。聂芹轩终于凭借常人无法忍受的心灵恐惧与人格屈辱的酷刑，逼迫欧阳朗云放下了最后的精神武器，向死神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旺财，是我想诠释的最后一个小说人物。旺财这个人物的出现，是李锐写作实践的持续：努力用现代小说的笔法逼真还原民间生命群落的基本生存状态。由于这个人物的晃动，使得我在这部小说中其他主要人物宿命般结局的威逼前深深地缓了口气。在他的身上我似乎看见了一切最底层的人完成一生的方式，更窥见了民间生命力的自在与强韧。旺财，作为银城最底层的人——牛屎客，他的生存际遇在革命占主导的历史中凸露明显的错位。他几乎没跟本应该轰轰烈烈的暴动发生实质关系，这里似乎传递着鲁迅小说中已有的历史信息：20世纪初的那场革命基本与民众无关，民众仅仅成了神情淡漠的看客。他学会了一种对待内心苦闷和周身苦难的态度——认命与忍耐。小说正因为旺财这个人物的游走，慢慢地牵扯出一个温情自在的民间世界来，有效地与革命世界形成了对峙，尖锐地反衬出革命世界的荒诞，血腥与非理性。但实际上旺财也是个辛酸的让人为之低首的人物。“食色，性也”特别对于旺财这样对时局缺乏基本判断的愿望与能力的人，这两样的东西就构成了他们生存欲望的核心内容。而他终于没有娶到蔡六娘家的三妹，用扔签的方式决定了个人的最终幸福与命运，让人掩卷叹息。
二、缓解苦难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知识精英参加革命已成为他们的道统，本身不可指责。但李锐的革命历史故事再次印证了S•••薇依的结论：“革命把人的受苦仅作为一个阶级问题来谈论或构造理论的人的宗教，受苦的个人事实上被排除在外”“世间最好的革命也只能消除这个社会的不义，关于不幸——人的本性存在，包括偶然的事件，人自然的种种灾难，历史或个人经历中错失机遇等等永远无法避免。”
从世界已有的文学传统来看，一个作家和解苦难或与苦难形成尖锐的对抗主要有两种方式：信仰/受难与死亡。李锐的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苦难缓解方式：1)复仇；2)发疯；3)认命与忍耐；4)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5)死亡。
复仇，仔细考察发现，欧阳朗云之所以忽然去刺杀袁知府是出于急于为牺牲的同学复仇。聂芹轩悉心布局企图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也隐含着为袁知府复仇的嗜血情感。刘振武表面上出于革命的需要发誓要击毙聂芹轩，暗合着为兄复仇的动机。岳新年无法承受失兄丧父的悲痛走上复仇的道路，最后杀死的却是同胞兄弟刘振武。复仇者迅速地更替为被复仇的对象，最终形成一团可怕的仇杀旋涡。复仇，一种以暴制暴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多的内心仇恨与人世纷争，根本上无法抑制苦难的发生。发疯，秀山芳子的发疯，正表明人在苦难面前残酷地败退。认命与忍耐，像旺财那样的，只能消解而无法和解苦难，因为缺乏一更高的精神价值的指认以形成对苦难的永恒批判，苦难如空气一样充溢着大地。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刘兰亭在陷入无处呼告的内心煎熬时，性爱成为他唯一抵抗内心寒冷的慰藉之物。小说中更加明显的段落是那些善良温顺的牛的生生死死。由于李锐反反复复动情地叙述与咏叹，有着自己的欲望、悲伤、忍耐、生命流程的牛和着一股强韧的原始生命力象人物一样从小说纹理中缓缓地凸现出来。剩下的只有死亡：身体之死（刘兰亭）与内心之死（刘三公）。死亡似乎成了作家面对苦难唯一确认的存在。看来李锐也没有走出当代先锋小说家们的写作困境：用人物的死亡来填补苦难深渊。一切自然性的存在从来就对人间罪恶与人所遭受的无辜不幸默不做声，它们没有也无法对一切伤害提出指控，更不曾也不能抚慰不幸的悲惨，以至于罪恶与不幸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不仅自然如此，历史也如此。如果人的生息最终建立在自然式历史之上，人间的罪恶和人之不幸会是自然而然的。
李锐本人坚定的理性自觉“人之为人的全部局限——人类总是希翼获得拯救，而事实上这拯救本是一个无，本是一个无谓有也无所谓无”“人只能是人自己，人只配有人的过程”我想问的是，李锐这种理性它能擦干芳子的泪吗？他能抚慰刘兰亭自决前绝望的心灵吗？他能唤醒刘三公已经死亡的内心吗？不能。
三、诗性守望
当《银城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陷入无法解脱的存在困境时，正是小说最让人动容的时刻。呈现本身就是对抗苦难的最好方式，因为呈现就是要求我们记住苦难，同时唤醒我们自身的责任。
人物无可逃遁的命运结构，特别是动机与后果，叙事逻辑与历史事件悖论进程交叠缠绕，共同聚合了一种对人这样的物种不可言说、欲说还休的孤苦困境，更有对这种孤苦深切地抒写，而慢慢围拢起那个叫“悲悯”的东西扑面而来，让人一咏三叹。
这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李锐为什么会用王之涣的《凉州词》来做小说的四个声部。它们不仅让小说罩上通俗小说的面貌，承担了小说叙事结构的部分功能，更重要的是，诗句本身进入了叙事的事件中。这“黄河远上白云间”一句是刘兰亭取消暴动时互通消息的暗语；在小说的末尾部分，整首诗歌通过仓皇逃跑时分的刘振武在渡船帆布上的题写，进入了小说事件的内部。他发出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啊，哎，春风不度，回力无天呀……”的宿命感叹。这也使得有着无限悲凉余韵的唐诗定格成小说人物不能主宰自我命运的挽歌。用王之涣的《凉州词》来抚慰一个宿命悲凉的故事，李锐该如何应对由人类已有的历史与自己的写作实践共同提出的挑战：如何慰藉每一个体遭受的无端不幸？如何赎回人类自身的全部罪行与苦难？？这样的一种微薄的语言自救与诗性守望是否可靠？？？
我想起了别尔嘉耶夫的一句话：痛苦的不信神有时比奴隶般拜神的自满形态更合上帝的心意。李锐的创作再次暴露了在我们中国大地上超越性精神价值缺失的问题，且把这一精神欠缺的问题再一次推向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前额。我为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位“只有理知，没有相信”，这样的一位认定艺术（小说）是人类最后的乌托邦的严肃作家表示个人最大的敬意，并祝愿他一路走好。

参考文献：
王辉：《李锐<旧址>与<银城故事>对"革命"的文学性解读》，《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月1日。
李锐：《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版。
孟繁华：《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苦难”主题》，《文艺争鸣》，2005年2月。

以上为本篇毕业论文范文论李锐《银城故事》“生命的歌哭”的介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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