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的悲剧美
 
 
[摘要]: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便是在爬满蚤子的生命中苦苦挣扎着，但终不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本文试图从物质、情欲、性格、时代四个方面论述张爱玲笔下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构成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是针对张爱玲笔下人物的群体，是这个群体悲剧牲的概括与总结。

[关键词]:
 张爱玲  小说  悲剧美

　　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坛，善于表现人物悲剧命运的作家为数不少，张爱玲却以她独特的视角卓然一家。在挖掘人物悲剧命运的形成因素，除了因袭传统外，张爱玲显然找到了独特的东西，这便决定了她在那个时代是进步的。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物欲的膨胀、异化构成了人物悲剧命运的基本因素
 中的张爱玲拎起一个黄灿灿的小金镑起，她似乎就已认定物质、金钱是生存的根本。正是这最根本的东西支配了张爱玲笔下许许多多的人，成为他们悲剧命运的基本的构成因素。马克思说过：“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等其它活动。”人们总是对物质、金钱有着基本需求，这是很正常的，亦无其可悲之处。但如果人们对物质、金钱的追求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并逐渐膨胀，以致异化，这便往往导致悲剧，张爱玲笔下的许多人物，特别是女人便是如此。
　　我们不能否认张爱玲在关注她笔下的这些人物时，首先还是从生存需求上加以考虑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特别是女人的生存同样在受着威胁，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她们对生存存在着恐惧，那么她们走出的第一步便是解除生存威胁。究竟怎样解除呢？这里又存在着方式的差别。中国古代对于美女入选进宫之事，有着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是不愿意进宫，因为进宫虽能解决生存问题，但却有可能一辈子不受亲幸，冷泠清清。因此只愿选择嫁给普通之人，只要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吃饱穿暖，同样可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大多数女子都倾向于这种生活；另一各倾向便是极其乐意进宫，因为进宫意味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以及显赫的地位。倾向于此的女子往往对金钱、地位等存在着强烈的欲望，为此她们可以用幸福来抵押，赌赢了可成为皇后、贵妃，荣极一时，赌输了便是悲惨地度过一生。张爱玲笔下一些女性形象在解除生存威胁时，更多地具有后一种倾向的特征。无论是七巧、霓喜，还是白流苏、葛薇龙。最具说服力的要数《怨女》中的银娣了，药店伙计和富家二少爷同一天向她提亲，而且她很喜欢药店伙计，但她却选择了富家二少爷，为了满足物质、金钱的欲望，她押上了一生的赌注。张爱玲笔下的这些人物在走出命运的第一步时，就初步显示了对物质、金钱超出一般的欲望，这种欲望一旦产生，便不断膨胀，以致异化。
《金锁记》中曹七巧嫁入姜家那一天起，便开始了她追求黄金的生活。为了黄金，她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什么地方不好？”同样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似的吹破了；《连环套》中的霓喜为了物质、金钱，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出卖肉体，从一块块榨过油的“豆饼”里吸取着“养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更是挺身走险，把自己押入一场爱情的赌局。等等。张爱玲玲笔下的这些人物为了不断膨胀的物欲，可以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甚至出卖幸福，她们对物质的需要已达到一种异化的物欲，不幸的是，时代并没给她们大贵的命运，她们得到更多的是一个悲惨的结局。物欲横流最终吞没了她们，使她们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因此当“似睡非睡”的七巧回忆起“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时,这些只能和着她脸上的两滴泪珠,永远地埋进了她的坟墓；霓喜在一次又一次被抛弃后,最终也成为一点人气也没有的“外头人”；香港的沦陷虽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但她心中的悲凉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
 　张爱玲通过这一系列人物，对物质作出诠释：人们需要物质，但不可过分追求物质，物欲的膨胀、异化是构成人们悲剧命运的基本因素。
　
  二、变态的情欲是构成人物悲剧命运的独特因素
　　著名的女性文学研究家谭正璧先生曾在《论苏青与张爱玲》中，指出张爱玲是“人情重于世情”的作家.这正说明“人情”在张爱玲小说中占很大比重。以情欲作为人物悲剧命运的形成因素之一，也恰恰是张爱玲的独特之处。正如谭正璧所说：“文学不光要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更应关注人的内部状态——情欲”。张爱玲显然对情欲作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变态的情欲。在《金锁记》里，她把曹七巧变态扭曲的情欲展示得淋漓尽致。在《第二炉香》中，她用老道得几近冷漠的手法，写出了一个纯洁得没有性意识的中国女孩愫细是如何用她的处女扼杀了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男性。张爱玲冷静地陈述了一个在当时文坛也算出格的事实，对一个健康人的性的扼杀，实则便是对生命的扼杀。在《心经》中，不正常的恋父情结，一次又一次毁了许小寒健康的爱情。如此种种变态的情欲，无疑对人物的悲剧命运产生极具杀伤力的作用。
　　那么这些变态的情欲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源自人物情欲上的受虐。七巧情欲的扭曲首先源自欲望上的受虐；范柳源需要和白流苏调情，是因为他情感的匮乏。无论是欲望上还是情感上，长期受到压抑，不能正常发展，便会产生性变态。弗洛伊德在他的心理分析学说里说：“性本能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组合的，性变态则是这些因素相互分离的结果”，“变态原是正常人的和谐行为丧失了其融合性的结果”±概括起来也就是说正常人身上各种有关性的和谐因素遭到破坏便会产生性变态。而情欲上的受虐会使其中一些因素受到压抑，或者情感或者欲望亦或一些性的本能,其压抑到一定程度，便会失去和谐性，从而产生性变态。性变态首先源自受虐，而受虐是一种被动性的接受，性变态的进一步发展便会产生主动性的攻击，根据攻击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自虐和虐人两种。自虐是选择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虐人，就是把攻击的目标转向别人，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性变态，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中曹七巧是典型代表，她年轻时情欲上受虐，从而产生性变态倾向，它的进一步发展就使儿子、女儿、媳妇都成了她变态情感的牺牲品。《怨女》的银娣也是如此。
 其实张爱玲笔下这些受虐之人，发展到虐人程度 的并不多，虐人毕竟是极端病态的产物。正如张爱玲说的：“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究竟不多。时代是那么沉重……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活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可见，这些人物中仍是不彻底的自虐之人居多：《第二炉香》里的葛薇龙只能选择自我牺牲，以维持她不实际的爱情。《心经》中的许小寒不健康的恋父情结最终结局也只能是自我毁灭。
 总而言之，张爱玲笔下受情欲折磨的男女老少们无论是走向自虐，不是虐人，他们终不免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情欲这个“内在的”苦难造成的悲剧恰恰是最大的悲剧,因为诸如宗法、旧礼教、资本主义等外在的苦难造成的悲剧，至少有客观原因可以诅咒、可以反抗、可以攻击。但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召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会受到“自作自受”的遣责。真可谓是“伤口上撒盐”，其中的悲凉自是难以说清。
　　 三、不彻底的性格构成了人物的性格悲剧
　　张爱玲笔下人物的“不彻底”自然有其情欲的一面，其实更多地还是表现在性格方面。这些男女们的人性显露出过分的“不彻底”的本相，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是那样萎缩、卑微、庸俗、自私、病态。男人们自私而无情，积极维护着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以及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着冠冕堂皇的外壳，背地里却变态、贪婪、淫秽无耻；女人呢，则是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已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她们已习惯成为男人的附庸，并且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庸，他们是那么卑弱和苍凉，但她们又有着微乎其微的挣扎与反抗，虽不能改变什么，却也显示了她们不彻底的一面。这些不彻底性构成了人物内在的冲突，从而构成了张爱玲笔下人物悲剧命运又一因素。《倾城之恋》里范柳源，看似是一个潇洒之人，其实他的性格存在着自私而颓败的因素。他不想结婚，但却想以他的机智和伶俐周旋于娼妓与女友之间。她对流苏有着某种真情，但是他　　因为厌倦人生，缺乏家庭生活的虔诚，以至没有勇气结婚。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又是怯弱。有一天，他在深夜打电话给流苏，也不是为了要使流苏烦恼，却正是他自己的烦恼的透露，他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因为怯弱，所以他也是凄凉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一心想做一个“好男人”，但人性的荒唐与懦弱，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自己内心设计的理想蓝图，不由自主地干出了嫖娼、通奸之类的事情，就连他最后“第二天起重新做一个好人”的话，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语，他性格的残缺、病态、不彻底早已铸就了他的悲剧。
　　张爱玲精心构筑的女性的性格世界似乎平静得多，看似死气沉沉，其实仍有着内在的冲突，只是相对男性世界显得微弱一些而已。这其中最微弱的要数《琉璃瓦》中的川嫦，她卑弱几近虚无的程度。对于病魔，她没有奋斗，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但她仍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抗争：临死时向世界遗憾地投射她最后一眼。虽然是最无力的抗争，却也显示出她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的矛盾冲突，毕竟她还有些许不舍之意，这便更衬托出她离开那个世界的悲凉。《第二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她不合实际的爱情，她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但她时刻进行着内心的斗争，一方面想离开那个令她堕落的环境，另一方面却在那个环境里越陷越深，这无疑更加剧她身上的悲剧色彩。可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同样存在着性格的不彻底性，这便决定了她们的性格悲剧。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张爱玲五十年代发表两部长篇小说《小艾》和《十八春》中的女主人公小艾和曼桢已有了明显的斗争倾向，这是进步的表现，但她们身上仍存在着斗争的不彻底性，这就决定了她们在较好的结局中仍显示出悲凉的底色。小艾试着走出了那个给她诸多迫害的封建泥沼，嫁给了一名印刷工人，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她在同封建社会的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但她斗争的过程中显然是不果断的，总会出现暂时的妥协，这使得她走出去时已是危机四伏了，以致于她在以后明朗的生活中总是多病多灾，她的命运无法摆脱悲惨的底子。曼桢的命运更是让人觉得苍凉无比。身陷姐姐、姐夫、母亲共同设计的陷井里，曼桢显然没有屈服，千方百计地想逃出去，可是在她有了孩子后，便妥协了，嫁给了把她推向火坑的姐夫。虽然后来曼桢与姐夫离婚，并迎来新时代的变革。但曼桢与世钧的爱情却像成为一段陈旧的夹在书中的枯花败叶。美好的东西永远存在记忆里，现存的皆是由命运安排的无奈。曼桢的性格中有明显的斗争意识，但斗争的不彻底性改变不了她的命运，从而决定了她悲剧性的爱情结局。
　　看来，张爱玲在诠释她笔下人物的性格悲剧时，更注重其残缺，、卑弱和不彻底的因素，在张爱玲看来，不彻底性是这些人物性格悲剧的根源。
　   四、中西文化杂糅的畸形时代构成了人物悲剧的环境因素
　　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张爱玲在表现人物的悲剧命运时，并没有脱离时代的环境背景。这也正是张爱玲与当时的“新鸳鸯蝴蝶派”主要区别之所在。
　　张爱玲善于用古典的故事外壳、通俗的故事形式表现现代人的主题，表现生命在强大的环境力量的摧残下的扭曲、变形，表现生命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环境力量”便是本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以及它的派生物香港，这是一个荒唐而怪诞的世界，它自从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大门以后，便逃脱不了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租界的身份刺激着两种文化的畸形繁荣——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土生土长的封建文化在这里碰撞、交锋、并存、畸形结合。”“殖民地特有的东方色彩”，浸透了这里的全部生活，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这种怪诞的“洋场社会”滋长着怪诞的人生，扭曲着个体的生命，推毁着人们固有的精神堡垒，结出一个又一个“奇花异果”，进而也酿成一出接一出的悲剧。表现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便是生出了一个个充满矛盾、不协调的怪胎。
　　男人们虽然有着西洋化的外壳，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骨子里封建思想却根深蒂固，他们各级维护着宗法父权体制，维护着他们的名誉、地位。从根本上他们轻视、作贱女人，但他们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女人。这样的男人我们可以列上一大串：范柳源、佟振保、乔琪乔、娄嚣伯……女人们呢，更是这个时代具有特征的产物。她们大多有着古典的外壳，但却有着现代化的思想和行为：七巧，一个从衣饰到言谈举止都是活在清末封建家庭里的人，却明明确确地领悟到非一般封建家庭妇女所能自觉领悟到的性压抑、性苦恼；白流苏，一个绝对旧式的“深闺”寡妇，具有绝对旧式的精神气质，却在与洋场阔少的恋爱周旋中大显身手，尝试着极具现代意味的冒险活动；梁太太，一方面是“一手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慈禧”，一方面却混迹于交际场，是个疯狂追求性欲满足的交际花。交际花和慈禧永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在梁太太身上，它们却奇妙结合，从而产生了“冻疮肿到一个程度就有那种淡紫的透明”那种骇人又说不清滋味的效果，于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封建思想和现代意识这两种相犯相冲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结合，产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效果。而这两者的结合显然不能太平，它们势必冲突，直到两者达成和谐为止。表现在人物身上，无论是哪一方取得胜利，人总要付出悲剧性的代价，无论这个代价是自己承受的，还是给了别人。佟振保的代价是牺牲了两个女人，自己也处于痛苦的境地；乔琪乔的代价是使葛薇龙成了他的牺牲品；女人的代价多是自己承受的:七巧最终只能在变态中品尝生活的苦酒；白流苏也只能在得失不由自主的境遇中，感慨世界的不可理喻。
　　总之，既然付出代价，无论代价的大小如何，结局怎样，总不免一个悲凉的底子。于是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和女人们在爬满蚤子的生命中顽强而热闹地活下去，但顽强和热闹救不了他们的命，无论婚姻还是恋爱，最终都要完结在绝望与苍凉的底座上，无法逃脱。
　　膨胀的物欲、变态的情欲、不彻底的性格和畸形的时代共同构成了张爱玲笔下人物悲剧命运的四个主要因素，这四个因素共同统一在张爱玲对生命本质无情的拆解之上，从而形成了张爱玲笔下人物特有的悲剧美，它是一种富有启示的苍凉美。
 
 
 参考书目:
 ①《私语·我的天才梦》百花文艺出版社
 ②《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③《张爱玲文集(二)·金锁记》 安徽文艺出版社
 ④《张爱玲文集(二)·金锁记 》 安徽文艺出版社
 ⑤《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作者：傅雷
 ⑥《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车文博主编 长春出版社
  ⑦《张爱玲文集（四）·自己的文章》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