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分离：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选择
 [摘 要]性爱分离作为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选择，以宣示人性复苏和反叛旧礼教的“深刻的片面性”标示着对西方以精神分析为代表人学思潮的接纳，标示着文学性深度探索的勇毅与执着，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也寓示着重建健全的性爱结构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现代文学；性爱；人性；特质。
 
 性爱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产生、形成人类全部文明的最原始的动因之一。性爱观有两种，一种是理性论，一种是本能论。前者要求运用理性控制性爱，以道德、以美来规约性，让性与爱达到最佳的和谐状态。在这种观念里，性爱既完善又完美，性与爱和谐统一，充分体现理性。别林斯基说过：“爱情之需要理性内容，犹如燃烧之需要油脂”。黑格尔认为“爱情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生活旨趣，也要求实现。”言下之意，爱情虽然是热烈的情感，但却不能使它成为至高无上的事。柏拉图式的爱是这一性爱观的经典。与之相反，本能论则将性爱定位在人本的、非理性的层面，性爱就变成自然自由、强烈疯狂和至高无上。鲁索谈过这样的体会：“在我所爱的人身边，曾不止一次地被丧失理智的性欲所引诱，从而变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兴奋的全身战栗”。弗洛伊德则从性单向深入角度，反复提出“追求快乐”乃是人类性欲的“第一目的”的“快乐原则”霭理士认为性是人的基本冲动，是生命的动力泉源。弗洛伊德的性爱观也应该是这种性爱观的极致。
 中国现代性爱文学选择了弗洛伊德性爱观，即本能论，也就使它有了本能至上的特征，即性与爱分离的偏至。综观现代全程的性爱文学创作，凡是受到精神分析影响者，都程度不同地走向性偏至。这当然与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环境有关，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西方虽然有远祖柏拉图创造了无性之爱的爱情模式，但在多元化的西方并不能一统天下，文艺复兴的冲击及20世纪初性观念的全面更新已将它的影响消解殆尽。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连番掀起“性革命”浪潮，已经在柏拉图式的爱的相反方向走得很远了。弗洛伊德的性爱观充分代表了西方性爱观的现代性。这于中国“五四”新文学是新鲜的，能刺激“五四”新文学兴奋点。另一方面，几千年文化传统不变的老大中国，走过了与西方性爱观相反的性曲折历程，由开放到禁锢，到宋代已定位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反性文化上。不仅与西方性爱观相反，而且走上极端。两者的冲撞，迸爆的不仅仅是火花，而是惊天动地的裂变。借西方之性观念疗治故国之性萎缩，抓的是猛药，治的是重症，性偏至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富有前所未有的革命的意义。当然性爱的终极形态应该是二者的和谐与统一。但无庸置疑的是，中国现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性爱文学都还处在通向终极的遥远的途程之中，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如果说，性与爱的和谐结合是一种常态的爱的话，那么与爱分离的性偏至就是一种广义上的病态的爱。从“五四”时期被时代与社会革命推向前台的性爱文学到逐渐与社会革命功能分离走入边缘而自足生存的性爱文学，性爱始终是一条贯串的筋线，是一条保持性爱文学内核、锐气与体现精神分析魅力的红线。抽去了这一条贯串线，中国现代性爱文学将会失去特有的神采，变成另一番模样。
 从整个受精神分析影响的现代性爱文学的性爱形态来说，性偏至表现为性饥饿和性变态或性爱两极分离两个方面，构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性饥饿”是现代性爱文学走笔的重要内容之一，作品普遍描述了由本能所发动的性饥饿参与到人的社会生活和事业创造中。他们把性当作生命本能的释放，也当作爱，借性的形式来对抗孤独，对抗压抑，来显示“我”作为“人”的“在场”。如果将性饥饿单值的看，似觉意义不大，这也往往是道学家的批评者们的口实。但如果联系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揭示和特定的国情，就不难明白这一特质之深意和重要程度。按弗洛伊德的科学揭示，本能以巨大的能量方式存在着，它的转移代表着生命的流动，郁积太多太久，会导致生命的疾患，他所解析的“歇斯底里症”就是内在出了问题。他强调指出：“精神分析的实践证明，歇斯底里症只不过是一种替代物，它们同一系列动人心弦的精神历程、期待及愿望之间的关系亲密，简直可算得上是这些东西的忠实记录。这些期待的愿望之所以为患，完全是因为它们遭受了一种特殊的压抑作用之后而郁积下来，不能在意识的精神生活中宣泄。它们被封闭在潜意识中，但由于其感情方面的力量，又不能不力求表达和呈示，最后终于在歇斯底里症中经由转化的历程而以肉体的变化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歇斯底里症状。”[1]从弗氏的揭示看，性饥饿的始作俑者在于“特殊的压抑”，是压抑导致“郁积”，最后不得不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总可以从现代性爱文学所展示的性饥饿中去追溯原始的压抑，总可以将主要是人性本能的呈示追寻到人的社会性方面，这应该说是现代性爱文学在精神分析影响下所形成的表达策略。
 另一方面，“五四”担起了解放人性的全面使命，从性爱去打量人性，便深刻体会到性爱的缺失。“灭人欲”既然已进入正统体制，就要从承认“人欲” 的合法存在入手解构这一体制。这是性饥饿普遍进入现代性爱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受弗氏影响还主要耽于感性，后者则表现了不失强烈的社会意识。创造社作家的性爱文学作品可以证实上述观点，施蛰存、叶灵凤等的作品以及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又何尝不能体现这一点。郭沫若掩不住浪漫激情，在他的一些性爱作品中，主人公的强烈欲望无拘地表达出来，那主要是他高歌人性，蔑视礼教的表现。郁达夫作品中所展示的性饥饿则是身负道德重荷的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种种压抑下的综合反应；施蛰存写性饥饿如《春阳》等，也暗示了“积欲”的原因和寻求“解欲”的理由；沈从文所思所写，是在人性视野下对湘西乡下的美好怀念和对都市社会的认识批判，“对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张爱玲基于自身的体验认识，对人性作广义的揭示，这些都表明，虽有程度区别，但一无例外性爱本身含有社会性内容。
 就表现性饥饿的意蕴指向来说，主要是放歌人性，表明性爱的合法存在，不可折杀，向封建礼教及其衍化的种种陈规陋习叫板。因此，性也容易偏至，，而且，有意与其情、爱相脱离，将之当作自然本性加以礼赞，可以与爱统一，也可能单向作孤军深入，比如乱伦等。
 性变态或性爱两极分离则进一步透视人性，揭示人性的个性。
 弗洛伊德提出人的幼儿时期即存在性欲，其前提就是将性与生殖功能分离开，指出了性目的多元化，或在正常性目的外的性目的变异，出现性倒错之种种现象。如受虐倾向、物恋、同性恋、手淫、窥淫癖等。在现代性爱文学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描写，郁达夫简直可称为这方面的专家。在他的作品中，上述现象应有尽有，《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质夫是个性自虐者，他用谎言骗得了女人用旧了的绣花针和手帕，急奔回家，忙着在镜前用针扎自己的面颊，“对着镜子里自己面颊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腥红的血迹，闻闻那旧手帕和针字的香味，想想那手帕主人公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于质夫把女人所用之物视作性爱物件(“物恋”症状)，在这种荒唐之中抗衡由张力导致的紧迫感和黑夜般在他周围逼拢过来的空虚孤独感。在变态的自虐中寻求新的痛感，麻醉主体，泯灭自我，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解析的将痛感转化为一种不同质的快感，用来提供潜在或现实的满足，从而获得暂时的精神超脱。应了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以苦为乐”是“作为他保护自己以避免在眼前的危险的惟一方式”的断言。
 在《沈沦》中则既有嫖妓，又有窥淫、手淫等变态行为，尽管如此，主人公的性张力还是只能艰苦地释放，因为每一个性变态暂时疏缓了主人公的焦虑，但同时又不断在自责中产生了新的焦虑，主人公陷入了性行为和性心理对逆的恶性循环。
 由例举的郁达夫作品的典范表现来看，无论哪一种性病态，都带有明显的性爱分离性，从积欲到解欲并不是建立在性爱统一上的，也不完全需要具体性对象的契合，而往往是借助于性行为本身暂时减缓焦虑感，因而往往是性爱心理与行为的两极悖逆走向——有性则爱，有爱则无性。然而，这种性爱是并不能带给人真正满足的，如音乐大师贝多芬所说：“没有和灵感结合在一起的肉体享受是兽性的。事过之后，一个人体验的不是许多高贵的情感，而是悔感”。这也是事实，甚至是性偏至的魅力所在。由此也可以认识到性偏至的实质，是应“五四”新文学尊重人性，解放人性需要的放恣。在处理性爱本身的关系问题上，由人性出发；在对待性爱与社会的关系上，也是由人性出发，实现性的自足即可。
 首先，在性与爱的关系上，尽管二者结合和谐统一，是人类性爱的终极理想，但现代性爱文学仍执着于人性的自由表达与呈示，不拘于二者的理想化形态。这一点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不用说，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浪漫激情主义要率性而发，从人性角度无拘地展示性，即便鲁迅这样的人生派大师，多听“将令”捉笔，也不免要在表达性爱时，走向性的偏至。他的《补天》和《明天》，前者他自己已明确地说明是依了弗洛伊德理论创作的性的偏至；后者施蛰存运用精神分析也作了如是的准确的阐释，大抵可证明上述观点；而他的《肥皂》、《高老夫子》以及《阿Q正传》中阿Q的性爱也并没有统一，是一种偏至，揭示的是病态的性爱。《肥皂》中的四铭，在街上见到一位十八九岁的女乞丐，虽没有马上产生肉欲的邪念，但旁人的一句“不要看这货色脏，你只要买两块肥皂来，喀支喀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不但刺激起了他的欲念，而且这位卫道士还马上神游于“情幻想”与“性幻想”的世界。更有甚者，为了遮羞，他还把自己所要面对的事实伪装成别人的罪过，让别人去做“替罪羔羊”，自己以此得到一些安慰。他大骂“学生”、“剪发女子”与“新文化”如何的不道德，潜意识中把自己真正的“不道德”掩盖起来。他还提出要以《孝女引》为题赋诗表彰女乞丐，将女乞丐说成“孝女”，以将自己潜意识里的欲念拔到正统地位。这一切还似乎出于真诚，其实正是性欲潜意识在支配他作秀。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学家的病态性爱心理。高老夫子以“正人君子”自居，却完全受着性欲支配，到贤良女校作教师，目的是想“看看女学生”，认真备课，也只是为了让学生看得起，内心深处一肚子坏水，却偏又披着道家外衣正襟危坐，虚伪、萎缩和卑鄙无耻之至。阿Q也算得上是个下等人，对尼姑、吴妈单相思，八字还没有一撇，却居然无限膨胀起性欲望，做起“妻妾成群”的梦，“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他对末庄的女人悉数进行检阅：“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就整个从人性角度表现性爱看，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从正面写性的自然与自由，反抗现实社会对性的压抑，再是从反面写性的存在，针砭传统性文化的负面。郭沫若等人是从正面放歌，鲁迅则是从反面述说。总之，不必拘束于爱与性的统一，而以性的独至和性的偏至，其文化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钱理群先生曾经将“自然人性在情感、道德甚至审判意义上的正当性”，“寻求人的解放”(包括思想道德意义的和情感的审美意义的)“基于人的解放之上的”性爱至上主义，“求乐的人生观”以及“各种各样的反禁欲主义”等等作为“五四”个性主义的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性爱文学的性偏至正是这些内涵的充分体现。它充分表达了人性的“放恣”，对无所阻拦的生命自由作最大张扬。鲁迅对于传统文化下的性爱的深沈、冷峻的剖析和批判，郭沫若对于性的自然和个体精神的肆意扩张，郁达夫对于性的生命本能的深刻透视，施蛰存对性爱心理的科学解析，沈从文对性爱的歌哭与批判，张爱玲对于性爱的人生化的深刻揭示和思考，都是作家生命情绪和自我意识深化的表现，也是新文学作家追求精神自由和独立价值的外化形式。梁实秋一语中的：“所谓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自由。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的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地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爱文学家们并不赞赏冰心只写爱不涉性的“闺秀派”创作，而庐隐和淦女士则备受激赏：庐隐“在感情的发抒上较之冰心远为热烈，而其描写两性间的爱，则尤为大胆”。淦女土“有着比同时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胆量，敢于挣脱一切旧礼教的束缚，也敢于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目，赤裸裸地把女性的心理和隐秘，于小说中和盘端出”。
 同样的道理，当人们指责性偏至时，也有不少理直气壮的捍卫，如周作人、郭沫若、黎锦明等对指责郁达夫性偏至的辩护和反驳；苏青对张爱玲，张爱玲对苏青遭受指责时的维护与辩驳等等，都是现代性爱文学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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