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莫言创作的一些缺陷
 
    莫言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作家，人们称他为奇才、怪才。他构造了一个“充满生命感觉的世界”，野性的冲动和理性的交汇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使他的小说能独立于其他当代作品，屹立在尖端。这些作品受到人们的推崇，但同时也存在了一些不可忽略的缺陷，使他的创作无法朝更广阔的时空进行伸展。到底是什么使莫言囿于这个被局限的空间呢?本文试从几个角度论述他的创作存在的缺陷及原因，和对莫言创作前景的展望。
 一、莫言的经历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6年生于山东高密乡。六岁那年，莫言饿着肚皮，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小学。1966年“文革”开始时，莫言刚上小学六年级。那年莫言因骂老师是“奴隶主”而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12岁那年，尽管学习成绩很好，莫言却因没有贫下中农的推荐，无法上中学，只得辍学回家放牛。这是莫言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与他的高密乡热土更加接近，他对这块土地怀有了一种交织着爱与恨的复杂感情。
    1976年，莫言参军。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本来获得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莫言起早贪黑，在半年内自学了初高中的全部课程。高考在即，却突然被通知，他已经超龄一岁，取消报考资格。莫言本想提早退伍回家，但又不甘重新成为农民，于是满腔的苦闷成了他创作的动机和源泉。当年，他开始进行写作尝试，但因为作品不成熟，一直得不到回音，莫言陷入深深的愁苦中。直到1981年10月，莫言的习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莲池》杂志上发表，他的创作才终于燃起了细微的灯火，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1984年，莫言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这个艺术学院是军内最高的艺术学府，文学系是由著名的作家徐怀中所组建。莫言在这里学习是一个提升和飞跃。此间创作的《透明的红萝卜》被称为“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1986年，莫言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代文坛一颗不落的新星。在此期间，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管谟贤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妻子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的女儿，也是一个高材生。两人在学校任教。莫言参军后的学习和创作都离不开大哥的支持，他每完成一篇小说，都马上给管谟贤先看。莫言知道大哥才是最了解他的人，能够给他最中肯和实际的意见。管谟贤起初并不支持莫言进行文学创作，即使他知道这个弟弟具有这方面的天赋。但莫言几年来无论仕途、求学，还是创作道路都十分坎坷，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管谟贤知道如果不支持他，也许会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管谟贤只得继续鼓励莫言，安心工作、安心创作，等待机会。这位大哥是莫言创作生涯的一盏灯，支撑着他渡过最艰难的时期，鼓励他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莫言对他大哥的感激，常常化成笔下涓涓流水般的文字，可以从那些朴实，有文化，且慈祥的人物形象中窥见。
    在莫言的童年生活中，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莫言的爷爷是一个
优秀的农民，忠实善良，会说故事；他的奶奶坚强能干，懂得许多高密乡的传统手艺。莫言
从他的爷爷奶奶受到了许多高密乡的文化熏陶，并且继承了他们的纯朴忠厚。他们是莫言创
作的启蒙老师，对莫言的一生都有巨大影响。可以说，后来的《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
也是部分取自祖父母的形象。而莫言的父亲和母亲则是属于另一类农民。他的父亲是中农出身，在外头经常受气，性格正直却懦弱，回到家常把气出在莫言他们小孩子身上；而母亲则是个小脚女人，体弱且性格温顺。莫言在自己的家庭里，很难感受到父母许多的爱，加上社会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莫言的童年带有荆棘的。这一道荆棘始终横在莫言的内心，使他提起笔来常常感到抑郁。
    莫言的成长经历是平凡的，又是复杂的。他生长在一个充满冲击的时代，几次的大起大落，使莫言对这个刚从封建制度下解放的农村、以及新生的社会制度，传统的家庭教育，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解。莫言笔下的高密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俗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使他对这块生育他的土地的感情，既带有憎恶又带有热爱。他的高密乡世界充满了神秘和矛盾，时而展示其人美，时而展示其人丑，他的创作轨迹朝着美丑急剧冲突的这个方向前进着。
 二、英雄好汉的模式化
    莫言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农民，即使偶尔有作为城市人的对象，身上也脱不了浓浓的乡土气味。这首先同他生长在山东高密这个世代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地方有密切关系。他的家人和乡亲们都是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红高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悍的人格，正如他作品中的人们总是毫无掩饰地将自己粗俗的一面展示出来，将生长于高密乡的人的特征标识出来。莫言笔下描绘的英雄是他理想中的人格英雄，具有强健的体格，和不屈的性格，不受任何人和事的约束。这种英雄的人格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是莫言理想中人类的生存状态。
    这种理想的人格英雄是莫言创造文学典型的重要条件，也是莫言无法继续塑造更多文学典型的制约因素。
    莫言笔下的英雄好汉符合了具有艺术魅力的文学典型，具有吸引力、真实性、新颖性、诚挚性和蕴藉性这些条件，使人过目难忘。例如土匪余占鳌(《红高粱》)、农民高马(《天堂蒜薹之歌》)。他们豪迈且蛮横，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总是毫不犹豫地去抢夺：在强悍的感情中也揉有细腻，譬如在高粱地里做爱，为先死的爱人送葬，这些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使这些英雄们的血肉更加丰满、真实。他这种带有自然主义痕迹的描写手法却明显地黏着在浪漫主义色彩中，这可以看作是“英雄由传奇性向现实性的一种延展”。
    《红高梁家族》是个很难逾越的高度。整一个高密乡世界被刷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高粱的颜色，“他本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亦是高粱后裔的血液，亦曾领略过甚至比先人还要强烈的这片土地上残存的愚昧、荒谬与贫穷”，因此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血气方刚的，即使是婉约风格的作品，也是透露着无尽的豪壮。这一点既是特点也是缺陷，就如莫言的故事基调跳不出自己，后来的小说中大凡写爱情，总是赤裸和强悍的，使人分不清这种情欲与理性的交媾到底是美还是丑，制约了莫言在理性抒写上的发展。
    莫言被这种自己固定了的英雄好汉模式所局限，他创造的人物就无法成为更多的文学典型，这是他的“英雄好汉情结”对自己创作的制约。余占鳌刚诞生的时候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强悍无惧的性格以及敢于接受命运挑战的生命力，给唱累了赞歌的八十年代初的文坛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随着时间不断流逝，余占鳌式的英雄出现得很多，甚至成为了莫言自己的一个系列，好像在向这个不断前进的时代发出一种阻拦的责难。无论是《人风》中的“爷爷”，还是《老枪》中的“奶奶”，他们都像是从余占鳌那里“遗传”了一种性格，对待苦难的生活总是强硬且固执的，仿佛生活总是给人以压迫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余占鳌的英雄形象就慢慢模糊了。他成为了一个英雄类型中的一尊，而并非一个英雄典型。人们在谈起《红高粱》时，可以记住余占鳌做过的英雄壮举，却很难记住余占鳌的名字，也是这个原因。相比之下为什么鲁迅先生的阿Q说不完道不尽，几乎一个世纪以后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呢?那是因为阿Q能成为时代的唯一，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这个时代，并且能触动时代性最根本的东西，在矛盾的性格中获得一个统一，也就是中国国民性的统一。因此阿Q便历久不衰，一直活在中国人的心里。
    因此，莫言在近年的创作中开始有所突破。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的《檀香刑》，就是他对自己原有英雄好汉模式的一种冲击。在这部作品中，没有一个完全正面或完全反面的人物，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把英雄的神话给打破了。但是当中的人物仍然脱不了山东高密乡人强悍的特征，例如孙丙和孙眉娘，这两父女都是外表柔弱，性格刚强，跟《红高粱》中的戴风莲有许多相似之处。孙丙是唱地方戏的，皮光肉滑，但是面对酷吏用刑和国难当头，显示出一种毫不畏惧的英雄本色；孙眉娘风骚多情，但是为人有原则有情义。这种令人又爱又恨的角色是读者深为熟悉的。不能否认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是具有美的特征，但是莫言应该在这方面找寻更多新的可挖掘的性格特点，才能真正突破自己，塑造出新的使人难以忘怀的文学典型。
 三、与现代文明脱节的艺术世界
    莫言以《红高梁》蜚声文坛，作者在人们眼中展示了一个山东高密乡的独特艺术世界。在高粱地里打仗，在高粱地里做爱，充满了野性的呼唤和原始的冲动，在寻根文学作家中独树一帜。莫言对自己的家乡有种无法割舍的情感。
    高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地势低洼，经常泛洪，是著名的高梁之乡。高粱酿出的高梁酒是一种烈酒，正如有评论家说，高粱酒“为历代英雄好汉们提供了理想的活动舞台，也为土匪盗贼提供了杀人越货的屏障”(《怪才莫言》)。高密民间独特的世俗文化和崇拜意识，构成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氛围。高密处于儒学文化中心，受古齐文化、孔子哲学影响。但是高密的神怪崇拜又与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相触。在那里，人们崇拜各种各样具有神性和灵性的动物、植物。于是，这种文化形态是既与正统文化保持一致，又受到正统文化的排挤和歧视，因此，高密的民族文化就成了介乎正宗与非正宗文化之间，带有神秘和庄严两种特征。
    这一个完整独立的世界，里面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人性、情态、道德、观念，在高密乡自身的文化积淀中源远流长。莫言精心地选择了一个个代表高密乡的文化传统特征，然后细腻地表现在读者面前。如高梁酒，代表一种高密人的精神上的崇拜。这种崇拜带有崇敬和亵渎两种意味，除了赞颂高粱酒的流动在高密人血液中燃起的凶悍，还将酒同一些低级的事联系在一起。比如尿，“正象许多重大发现是因为偶然性，是因为恶作剧一样，我家的高粱酒之所以独具特色，是因为我爷爷往酒篓里撒了一泡尿。为什么一泡尿竟能使一篓普通的高梁酒变成一篓风格鲜明的高级高粱酒?这是科学，我不敢胡说”：猿猴，“小猿掷果于凹中，进然有声，如碎琉璃。酒香波涌。近前观之，凹中皆美酒也。”表达了他在吸取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种反思。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对寻根文学的影响很大。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中创立了约克纳帕塔法县，反映了美国南方近两百年的历史变迁和人物兴衰。他在作品中展示的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流动发展过程，人们在其中积极地思考自己的生存价值，并考虑这种生活状态的延续和影响。这种浓郁的民族文化品质启发了“寻根”作家们的创作。寻根文学的作家在创作自己的小说世界时，总是积极地从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考虑，他们试图从多个角度去开掘其中的文化特质，以真正寻找自己精神上的理想家园。莫言的山东高密乡世界，贾平凹的商州古地，乌拉尔图的鄂温克平原，以及韩少宫的湘西楚文化遗迹，都尽情展示着作为中华文化支流的地域文化特色，并与主流文化产生藕断丝连的关系。莫言曾经谈过福克纳对他的影响：“《喧哗与骚动》与中国文学界见面，无疑是极大地开阔了一大批不懂外文的作家们的眼界。面对巨著产生惶恐和惶恐过后蠢蠢欲动，是我的亲身感受。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蠢蠢欲动的自然成果就是使近二年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类似魔幻或魔幻的变奏、大量标点号的省略和几种不同字体的变奏。”(《莫言论》)莫言在创作中自然地考虑了文化对社会和民族的影响，高密文化表现出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对主流文化的抗拒和联系，也都一—被莫言感受并收在其中。
    莫言的高密乡则是一个孤独的世界，那里的人们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依然孤傲地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莫言似乎很难割舍自己与那片热土的情怀，许多故事都是打着他童年生活的烙印。他对过去的爱憎，是现代和都市远无法理解的。莫言企图用历史来思考现状，但是这又局限了他善待现在的情绪，造成了他的部分作品与现代生活脱节。《冰雪美人》中的孟喜喜的死同这种情绪有直接关系。盂喜喜的母亲也是一个闻名的美丽女人，文章又并未交代她的父亲，她和她的母亲一样大胆泼辣；作为一个漂亮风骚的年轻女子，最后得到了一个潦落的下场。作家这样草率地安排一个生命的开始与结束，显然是不符合现代读者的道德理想。但正是因为莫言对这种既有的道德存在怀疑，作为被同情角色的孟喜喜的生命，理所当然是对这种不道德行为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是再次肯定了莫言对所谓“文明”的怀疑，另一方面却也是对过去的道德规范的一种屈服。在莫言的作品中，拥有自由恋爱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着，也窒息着。许多现代制度都是违反人的欲望和生命本能而存在着和破坏着人们的生活。因此莫言的农村题材和历史题材小说写得特别出色，他对那种严格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有种特殊的兴趣，其中包含的蕴藉是他可以研究很久的东西。但换一个角度，随着时代的变迁，莫言的作品的读者群必然会慢慢减少，因为他固守着自己的那个世界，任何具有现代气息的事物流进来都会显得格格不入。那些不屈于这个时代的事物在新的文明作用下发生了变化，莫言认为这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因此这些变化是畸变。
    相比之下，在同样是寻根作家贾平凹的作品中，他所描绘的商州古地是一个被现代文明逐渐瓦解的世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收到传统道德约束，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开始冲破束缚，这恰好是同莫言相反的。在这种挣扎中发展的心理构成了贾平凹的商州人的独特意识，他的世界是农村和城市相互排挤的边缘地带，是对现代社会处于打开的状态。贾平凹希望能在现代文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的新感觉。
    所以，莫言的山东高密乡是个没有健康发展的封闭的艺术世界。一部好的作品只有在新的时代文明中也得到肯定和刷新，才可以永远焕发光彩。莫言在这一点上应该更广阔地开放自己的胸怀和眼光，才能使自己的高密乡成为一个典型的、令人向往的境地。
 四、过于繁杂的心理描写
    莫言的许多作品都有大段的心理描写，这些描写十分细腻，像流水一般带动故事情节发展，给人以许多回味的余地。这种带有意识流色彩的写法是独特的，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了本文叙述者或者是被叙述者。
    但是，这样的心理描写在莫言的作品中山现得过于繁杂，反而使精辟的语言减色，并且给故事情节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拖沓，也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了阻拒和艰涩，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如《十三步》，这部作品不断地变换叙述人的身份和视角，一切都跟随叙述语言的流动而变化，读者由始至终都不知道叙述者到底是故事里的某个角色，还是作者，还是读者自己。这种意识流手法可以体现作家文字功底深厚，写作时随心所欲，将读者引入一个用心感受的胜境。《十二步》中有一个专写梦的章节。写了整容师的梦，物理教师的梦，然而两个人的梦交替，重合，变成了整容师和物理教师共同的梦。这是一个揭示小说主题的章节，两人的梦都在不断地回忆过去，然后过去被梦境扭曲，现在又被过去扭曲。他们虽然是在做自己的梦，但都串连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在其中。最突山的是物理教师梦见过去与屠小英相恋的片断，还有关于那只走十三步能带来好运的鸟的传说。    这种心理流动方式虽然给读者带来了亦真亦幻的感觉，将故事的虚幻和生活的真实之间的界线都模糊了，可以与故事人物互相交流感情，但也存在了弊端。例如故事本来在主人公做梦的章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但是由于作家太过追随心理流动，这个高潮产生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是读者需要不停地去思考这些梦出现的原因。叙述者不时用“我”，又不时用“你”或者“他”，使句群的主语不断地发生冲突和碰撞，削弱了句子原来需要传递的思想感情。读者在阅读时很容易就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些繁杂的句子结构上。同时，也可以看出高密人自古崇拜神的文化在此发生的影响。因为这种流动和跳跃的叙述本身就使作品带有了神秘的色彩，而这种叙述方式就是这种神秘文化的形态和载体。前文说到，莫言的高密乡艺术世界是个封闭的世界，而他的心理描写正是生存在这个封闭世界中的人们的封闭的灵魂。人们任由自己的思想在封闭的世界中游走，得不到突破口去解脱，因此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凝滞。莫言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性格鲜明的人物，但是他们却很难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一同发展自己的性格。任何的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凝滞的性格不进则退，使莫言的创作受到很大的制约。他的许多作品，例如《檀香刑》也存在这个缺陷。虽然这部作品采用的是更加新颖的叙述手法和结构模式，但是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依然是过于繁杂，大段的章节都是围绕一种心理去描绘，粗读上去有种延缓的感觉。
 五、结束语
    莫言是当代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他对历史和农民的思考是深沉的，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山东高密乡艺术世界。在莫言的眼中，中国的农民虽然“受着土地的束缚、经济的羁绊，在人身自由上却是有着自主权的”，他们对历史的进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积极地推动和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所以他由衷地赞美这些人和事，并且对他们怀有崇敬的感情。
    这是莫言创作的一个很大的特色，一直影响着他的创作方向。但是这个创作方向的前景到底在哪里呢?如果莫言坚守着这个封闭的世界，不向现代文明吸取精华，他的作品会不会无法流传下去，无法散发出不朽的光芒呢?这是值得莫言自己和关心他的人们深思的。
    莫言曾经在小说《红蝗》中这样写道：“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得灵长自居，人跟狗跟猫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类虚伪！人类的语言往往与内心尖锐冲突，他明明想象玩妓女一样玩你，可他偏偏跪在你的膝盖前，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嘴里高诵着专为你写的(其实是从：书上抄的)，献给你的爱情诗。”“人其实跟畜生差不多，最坏的畜生也坏不过人。”
    这些话正是揭示了莫言对待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和态度。他创造新世纪的英雄，就是为了打破新时代的道德：他把自己的世界坚决地同新的文明隔绝开来，也是由于他认为新时代是污浊的。从产生创作动机的那刻起，莫言就作好了这个准备。他的成名作《春夜雨霏霏》虽然写的是新婚妻子对军人丈夫的爱情，但是从他细腻的笔触中已经能窥见他对现实的一种敏感和无奈。这些堆积起来的情绪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他所描绘的世界多是由丑陋的事物建构而成的，人物的心灵在这个世界里很难找到安宁，因此他就把自己所精心营造的理想世界封闭起来，有许多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上面活动，创造出精神财富。
    从某一角度上讲，莫言的构思是精妙的，目的也达到了。他的山东高密乡艺术世界是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但这也是恰好是莫言制约自己创作的一个方面。
    他越是将自己的世界独立于现代文明来创造，就越是无法逾越自己。莫言当年塑造的余占鳌已经变成了许多英雄的影子，莫言像是给自己的文学形象造了许多面镜子，在镜子的相互反射下，余占鳌这个英雄的形象就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小，越来越平凡。而他的高密乡世界则很像一道城墙，看来坚不可摧，实际一个炮弹就尽毁。城墙的里面是莫言的理想家园，无论多少美好和丑陋的事情在同时发生，但它们终究是顺着高密的传统一直延伸的那些“英雄好汉”和“王八蛋”都在扮演着高密建设者的角色。一旦有外来的文明入侵，这个世界就像生了疮一样浑身不舒服。
 莫言在近期的创作中，仍继续着他对历史的反思和留恋，他对作品题材的驾驭是高超的。但是莫言的创作应该向更广阔的空间延伸，不应囿于这个局限的世界中。他塑造的英雄好汉和强悍的世界，应该得到进一步深化。而这种深化则应该在作家本身对现代文明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中得到。
                                                  

参考文献
1、 莫 言：《红高梁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第四版
2、 莫 言：《红      蝗》， 民族出版社 ，2004年4月，第四版
3、 莫 言：《檀  香  刑》，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年7月，第一版
4、 莫 言：《十  三  步》，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五版
5、 莫 言：《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六版
6、 莫 言：《怪才莫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第五版
7、 莫 言：《红  高  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3月，第二版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