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中的“乡愁“

 中国文学传统--乡愁

 与爱情一样，乡愁是一个古老的文学主题，中外文学皆然，名篇佳作不绝于史。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自楚辞，离骚以降，每当烽火遍地，国家分裂，志士放逐，直臣遭贬，凡可发而为文者，除述其苍凉、孤愤外，便是不绝如缕、如泣如诉的乡愁了。这种与生俱来，愈老愈炽的情感，在我们炎黄子孙身上，表现的似乎更为明显，对于故乡、亲人、家国的归属意识表现的也就尤为强烈。
 儒家又是以千百万家庭为其伦理型文化的生长点。孔子的“仁”学，以“孝悌”为根本，从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开始培养“仁”的伦理道德修养，然后推及社会与国家。可以说，没有农耕文化就没有与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没有“家”，就没有孔子的“仁”学。“家”与“故土”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与儒家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城市的机械和商业文明对人的异化、人际关系淡漠、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日趋恶劣等问题使得很多人重新去审视、思考现代文明--回望起封闭落后却纯朴美丽的故乡，以抒情的笔墨来展现田园诗人式的乡愁，在一个自己营构的乡村世界中去作精神的漫游，并企图寻找到心灵的归宿。
 如此种种，从古到今，便产生出了无穷无尽的“乡愁”之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豪放如李白也会发出的思乡之幽情；“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是诗人崔颢吊古怀乡、千古传诵的名句；“故国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这是老来无法归乡的岑参的凄凉；“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许多我们自小就已熟背的诗句。后来，我们读到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读到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再后来，我们又读到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在这里，乡愁所指向的对象已经由“家”而“国”、由“亲人”而“民族”了。同时，我们还在这些诗句中读到了春花秋月，繁华不再，不胜今昔的对过往时间和失去的生活的乡愁。对故乡、故人、故国，对所有失去的时间与生活的怀念与追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千百年之下依然流动不衰的愁绪。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所谓“乡愁”，乃是“怀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但显然，拨动我们心弦的这些乡愁之作，包含的绝不仅是空间上、地理上的怀念之情，也不仅是指向故乡的怀念，有怀家的“小乡愁”，思国的“大乡愁”，还有更为广泛的对个体所认同的文化传统的“文化乡愁”，同时，这些乡愁在空间、时间等各种层面演绎开来，包含着对永恒的精神家园的探索追寻，对美好自然的怀念与渴望。
 
 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贯穿其中的乡愁

 就整个中国的历史变迁而言，台湾一直处在特殊的境遇中。尤其是在西风东渐以来，不仅有多次被殖民的屈辱，而且有长期脱离母体的悲哀。自19世纪中叶始，亚非国家面对的是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漫长的50年间，本土文化在脱亚入欧的日本文化强大的影响下，形成了盲目崇外、文化落差等文化现象。光复后，由于政治原因，反共色彩浓厚的“战斗文艺”与“怀乡文学”应运而生，一度成为文坛主流。同时，台湾当局从1949年起就对五四新文学采取了查禁的政策，台湾的作家与读者只有向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寻找营养。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一点，古典文学对台湾当代文学的浸润较之大陆确实要深广些。
 对西方文化的开放，使得现代主义思潮在台湾大肆兴起，至60年代，便一跃成为台湾文坛的主导力量。至70年代后期又开始了一场全面弘扬民族精神的“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重新崛起并取代了现代主义文学成为7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
 8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腾飞，对生存环境的忧虑，个体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工商型社会所引起的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反省和思考打破了过去几十年中文学在两极摆动的格局，呈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引起了读者的再次关注。
 正是由于台湾这些独特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乡愁”在台湾文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集中展现。可以说,没有乡愁,也就没有台湾的独具特色的现当代文学，而如果想要一探中国文学中“乡愁”这一命题在当代的表现，那么从台湾文学中去寻找是最恰当而精准不过了。
 台湾当代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在作品中表达过“乡愁”，但论其成就与影响力，首推余光中，他那雅俗共赏，洋溢着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与写作手法的诗句打动了无数华人的心灵。而另一位女诗人席慕容，作为当代最为普遍的一般读者群体所熟悉喜爱的台湾作家，以女性的视觉与笔触去回望怀念她的故乡，写出了最为“个人化”也是最感性细腻的“乡愁”。白先勇的小说，则带着对历史、命运、生命沧桑的喟叹写出了人生的无常与“乡愁”的多个侧面。以往对台湾“乡愁”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个作家的某一文本的具体分析，而本文则将台湾文学放到中国文学传统的背景中，分析台湾“乡愁”文学的来由，并以大家所熟知的三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来道出台湾文学中这不尽的“乡愁”。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席慕容

 【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这首诗以别致的意象与新颖的比喻，道出了对故乡别样的神思。自古以来,竹笛常被作为抒发幽思之情的乐器而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清远的笛”表明的是由孤独而生的乡愁，而“月亮”，作为思乡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可谓由来已久。“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月思人、思乡,几成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理定势。古人以为这样的月应是离人共同守候的。但凡抒发离愁别绪的诗作，多半都会有月亮在作品中升起。人与人之间，人与故乡之间都是可以分离的，只有月色把分离的人事联在一处。月的意象,同其他任何一种原始意象一样,“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的祖先的历史中重复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来说始终遵循着相同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重新面对那种在漫长的时间中曾经帮助建立起原始意象的特殊情景,这种情形就会发生。”[*]在这心中响起笛声般悠远的故乡的歌的夜晚,在有着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月光下,思乡之情自然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了。（*荣格<心理学与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席慕容以她那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情致，用一个画家的彩笔，书写出了她极具个性的乡愁，那些“宏大”的家国仇恨，战争与历史都被她固执的“冷眼”看过。同时，在她的乡愁里，包含着对生活与爱情的理想。从她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月亮”这一典型的代表着思念的意象在传统与当代乡愁诗歌中的重要地位。
 
四、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
 
 余光中是台湾当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他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其母亲为江苏武进人,因此亦自称“江南人”。少年时代历经战乱，1947年高中毕业后就读金陵大学。1949年1月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1950年5月到达台湾, 52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58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进修,次年,获该校艺术硕士学位。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197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返台定居,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是多产作家,新诗的总量近八百首。自1952年出版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以来,诗、散文、理论和翻译,创作不断,出版了数十部诗集、散文集、文学评论集和译著。他是台湾诗坛和文坛著述丰富、影响最大的诗人和作家之一。陈君华说:“余光中是中国20世纪诗文双绝的大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17部诗集和12部散文集,可谓著作等身”[*]。 [*]陈君华.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4
 对我们广大的大陆读者来说，说到诗人余光中,就会想起他脍炙人口的《乡愁》、《民歌》、《乡愁四韵》等诗作，就我本人而言，对当代诗歌的喜爱竟然也是源自中学时候偶然读到的那首小诗《乡愁》。余光中诗文中的中国情结,贯穿于他半个世纪的创作之中,无论是去台湾、香港,还是去美国,这种乡思愁情梦魂萦绕、愁肠百结。正如他在《从母亲到外遇》一文中所说:“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瓦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诗人游子的命运--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留学海外，于香港任教，注定了诗人敏感的心灵一生都被乡愁所缠绕。
 时间---这也许才是我们最无奈最永恒的悲哀。西方有一句谚语：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我们走的再远，对故乡的思念再深切，我们可能走回从前的故乡吗？蒲扇可以找回，儿时的萤火早已不再；家门口的那棵老桂树也许还在，可弥漫在旧日时光中的香气还能飘回今天我的鼻中吗？那些童年的“小游伴”呢？躲了近四十年，其实就是躲进了永恒，永远也无法找回来了。在对故乡的怀念中，我们也许总会倾向于在远方追忆故乡已经不存在的事物，因为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它们只能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且永远都不会改换了模样，不会让我们因为什么改变而失望。因而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思乡心切，却宁可选择在异乡漂流，现实中真实的故乡不会比我们的想象与记忆更美好。也只有隔着不可跨越的时空，诗人们才会写出这样动人的乡愁之作吧！
 余光中的乡愁诗，以现代的意识与手法，古典的精神与文字，以充满了东方味道的人文情调，以民歌般富于音乐韵律与节奏的笔触，写出了个人的、一个民族的乡愁，写出了遥遥空间与不可重回的时间中的乡愁。
 
五、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先勇
 
 虽然为我们所熟知的以乡愁为主题的台湾文学作品多是以抒情见长的诗歌。但在台湾很多的小说家那里，“乡愁”仍然是个若隐若现的主题。一般而言，小说的内容与内涵比起诗歌来要丰富许多，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小说定义成“乡愁小说”，本文的题目没有写成“台湾的‘乡愁’文学”也是这个道理。
 六十年代，台湾社会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民族的现实性分裂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压抑状态之中，为了寻求突破，青年学生掀起一股以美国为主要目标的留学热潮。以上论述的席慕容、余光中与此节将要论述的白先勇都曾远赴欧美留学。巧合的是，他们三人也都是少年时随家人从大陆到达台湾的作家，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欧美两次连根拔起般苦痛的心灵放逐。离家去国，对故乡可望不可及的现实阻断，漂泊异域之后，不仅没有找寻到新的精神坐标，反而在漂泊中迷失自我---这许许多多的困境让众多人拿起手中的笔一抒胸臆。其中若论小说的成就，白先勇凭借着他的“台北人”系列小说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华语文学界的先锋。
 在奠定了白先勇于当代华文文学地位的小说集《台北人》中，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各色人物，从红交际花，退伍的老兵到知识分子，舞女……--写尽了无常的命运，人世的漂泊与沧桑。“乡愁”并不能涵盖这些精致动人的小说的主题与思想内涵。但是，如果我们把“乡愁”的定义进一步扩大，把我们对逝去的时光与生活，对代表着青春、荣耀、爱情、希望、人世繁华的过往的回顾与眷恋与不胜今昔的感叹与愁绪看作是一种乡愁的话，那么弥漫在这部作品中的感伤就可算是一种乡愁了--这样的“乡愁”，同时又带着对命运、时间与死亡的永恒思考。
 白先勇在回答提问时曾道出当初写作台北人的初衷：“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蓦然回首》，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174页）。大多数的艺术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都是对正在逝去的美好事物与时光的一种无奈的挽留。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部小说集的开篇之作，也是最为著名的《永远的尹雪艳》。小说描写了一位极带象征色彩的神秘的人物：尹雪艳，她是上海当年的红舞女，交际花，来到台北后却“始终不老”，不但“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而且还“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迷人又神秘的女子，却“八字带重煞”，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不老的尹雪艳是不会有乡愁的，但是却总能勾起别人的乡愁与欲望，同时又在她这里得到暂时的安慰，可是，象征着“欲望”与“死亡”的尹雪艳最后给人带来的却是注定的败落与死亡。这里的乡愁更多带着的是对死亡与人类命运的思索。
  “台北人”系列的第二篇《一把青》，基本上却是一个写实的故事：一个名叫朱青的女孩，在南京时嫁给了空军飞行员郭轸，但郭轸在新婚后不久就阵亡了，朱青悲痛欲绝，被父母接回老家，几年后，朱青在台湾成为歌女，并又结识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小顾，不料小顾又在飞行中身亡，然而这一次，朱青已经坦然面对，不再悲伤。小说着意描写了朱青前后两个时期完全不同的外表与情感表现，“南京的朱青”清纯、羞赧又专情，一颗心全悬在丈夫身上，丈夫身亡的消息传来，她就彻底崩溃了，而当多年后在台北出现的她，已经是“衣着分外妖娆”边唱边扭，十分孟浪的歌女了。在相好的小顾失事后，她还忙着招待客人，冷静的招呼他人办了小顾的后事。在命运的拨弄面前，对人生的一切只作彻底的放松与极有限的投入成为避免伤害的最佳人生态度，其实，从小说中描述的种种小顾与郭轸的相似中，我们似乎不难察觉出朱青心里仍未真正放弃自己的情感追求，在外表的不动声色之下，其内心的痛苦与波澜我们都难以知晓了。虽然人们总想认真严肃的对待自己的人生与生活，可命运却最终使人们不得不在它面前筑起一层情感和精神的防护层—为了抗击无常命运的打击。在这篇小说里，过去的那个清纯羞涩的女中学生朱青，那份对失去爱人的认真的伤悲，对人生执着的投入都成为了记忆，如果说这其中表达的也是一种乡愁，则是一种带着对人生这些美好品格面对残酷现实的脆弱无力，必然丧失与无可挽留之感叹的无奈乡愁。
 在被评为‘台北人’中最精致完美的杰作《游园惊梦》中，则将繁华不再，不胜今昔的指向代表着荣华富贵、青春美貌、爱情、权利，甚至是一幅好嗓子的往日时光的乡愁描绘到了极至：丈夫的故去，失去了将军夫人身份的钱夫人前去赴“终于熬出了头，扶了正”的窦夫人的宴。小说以钱夫人在宴席间的经历遭遇所触发的对过去的回忆思绪为作品的“幕前表演”，以钱夫人与窦夫人身世轮转为中轴，揭示了人的“命运”的失落与必然呈颓败走向的悲剧结局。钱夫人曾经拥有的青春、荣耀、情人、丈夫，好嗓子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落，而今日尽享繁华的窦夫人也不过是昨日的钱夫人罢了。这里的乡愁实质是对时间与命运无常的思索与无尽感伤。正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面对失去的故乡、被无情的命运夹裹着漂向灰暗的未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俯首帖耳，《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怀抱着把在大陆失去音信的未婚妻接来的希望，孤单一人在台北养鸡，卖鸡，听说在香港的表哥已经和未婚妻联系上了之后，喜出望外要倾其所有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在人与命运的这种较量中，人的力量总是如此的孱弱与渺小，他被表哥欺骗得财去人空，一无所有，精神上的彻底失败与破灭让他转而投入肉体上的放纵，最后孤独的惨死他乡。其实，在这篇小说中，几乎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不甘向命运屈服，不愿向现实低头的隐秘心思。只是他们有的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崩溃堕落，有的最终选择了现实的妥协退让，就像小说中的“我”系大陆桂林出身,又给自己在台北开的餐馆取了个老家的店号,以此来慰藉自己的乡愁一样。卢先生与大多数光顾小店的客人都是广西出身的同乡，他们都是作为飘零者在台湾的生活中败北以至毁灭的人。卢先生不屈于命运的抗争没有为他赢来幸福的结果，在命运的洪流中似乎只有顺应时事也许才能暂时避免被彻底吞没的危险。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台北人”系列中的一篇《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可以说，这是一篇“寻找归宿”的故事：退伍的老兵王雄当了丽儿家的男工，小主人丽儿寄托了王雄对年少时在大陆许下的娃娃亲的“小妹仔”的感情，大陆是回不去了，仗也打完了，小女孩丽儿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与归宿，然而上了学的丽儿很快就嫌弃厌恶起了这个粗笨的男工。内心的绝望和愤怒引导着他走向堕落（强暴下女喜妹），走向死亡（跳海自杀），唯一留下他曾浇灌过的杜鹃花，仍像血一样倔强的表露着他不屈的情感与对命运不公的怒火。王雄与小说的叙述者“我”提过“湖南乡下有赶尸的，人死在外头，要是家里有挂的紧的亲人，那些死人跑回去跑的才快呢”，死亡最终成为王雄的归宿，使得他能有机会赶紧跑回家乡去和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小妹仔重逢。人生何其有归宿呢？人生如寄，逝去的时光无法重回，我们把往昔所有我们怀念的美好构筑成一个心灵的故乡，抒发着我们永远回不去的伤感愁绪。
 没有沧桑感的乡愁是单薄的，没有空间、时间、文化、命运共同参与的乡愁是苍白的，台湾文学中表达的这些乡愁，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个人怀乡思国与文化归依的情感，盼望祖国统一的希望，以及对纯净大自然的眷恋回望与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更从广阔的历史、文化与命运的视角中写出了或温婉，或浓烈，或伤感的愁绪，写出了对人的命运以及永恒时空的追问与思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一再去阅读，去欣赏，去思考的。
 
 
 
参考文献：1.《台港文学观察》 王宗法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8月出版
2.《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  刘俊 著  花城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3.《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丛书—余光中，与永恒拔河》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1月出版
4. 《席慕容抒情诗文赏析》  杨光治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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