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封建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是一位对自我及知识分子阶级有着深刻思考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对于中国人国民性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鲁迅固然一方面透过对中国人的形象描摹，试图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不过，在他的小说中也出现了以他自己的社会阶层的人物为原型所塑造的一批知识分子形象，而成为他小说中另一种鲜明的人物类型。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在创作初期并未形成较为具体的形象，往往是透过暗示与象征的方式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命运，可见其尚未以知识分子作为创作的重心。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如果把当中的思想与后期小说中的思想相比，就能发现当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是具有一贯性的，只不过前期态度较为含蓄，而后期则反之。如读过鲁迅早期小说《药》与《头发的故事》，先来了解他创作初期对中国启蒙者的看法。在进入小说正文之前，透过鲁迅与创作小说同时写下的那些杂文来确认他的思想状态是必要的。
 在一九一八年的一篇杂文中，鲁迅提出了“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命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与群众那种二分法的根本性的看法：“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他进一步解释说，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不过相对于‘独异个人’，庸众却也会对其进行反击，因为‘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他们自己毫无才能，可以夸大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的很高，赞美得不得了，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结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需用乌合之众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我们在这里明显的看到鲁迅所接引的‘尼采式的个人主义’的理念，当然也看到他留日期间曾赞扬过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再现，而更重要的是，鲁迅在此突出了‘独异个人’被‘庸众’包围，而成为不被理解的先知的形象。这种对‘独异个人’的赞扬与命运的理解，连同对‘庸众’之愚昧的谴责，其实已化为他创作时的一种‘世界观’。《头发的故事》在叙述时间上已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小说透过‘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俗的话’的N先生独白似的语言，道出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故人’死后的命运，特别是在‘双十节’，当他看到人们懒洋洋地在警察催促下才挂起国旗来‘纪念’的时候：‘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N先生对于革命者被遗忘之迅速显然是感受极其痛苦的，这个经验使他对五四当时所提出的女子应剪发与寻求平等自由的口号充满了疑惑，因为剪发的女子考不进学校；为了追寻平等自由要工作，但社会却歧视性的拒绝给予工作。N先生于是借用俄国作家的话问信仰启蒙价值的‘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换句话说,黄金时代是美好的，是属于未来的人们的。但这些觉醒的、独异于一代的人却身陷于健忘与麻木的人群之中，他们不仅被遗忘，也总是受迫害。
鲁迅对知识分子在民国前后的历史命运，如果由以上两篇小说来看，无疑地是并无希望的，然而远未及于绝望，反而透出更多的愤激的情绪，毕竟这仍是为思想文化革命呐喊的时期。当他最终由中国人的看客心理觉悟到中国之病根在于“国民性”，并转而以文学暴露问题、启蒙群众的时候，他对群众的看法其实已经成形，而如果我们把他成长与学习过程中所观察到的中国人性（人的伪同情、冷漠、残忍等等）再考虑进来的话，也就不难理解出他为何写出像《孔乙己》、《药》、《风波》等作品中那样人数众多，然而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中国国民形象。说的更明白一点，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是一开始就不怀希望的，因为他从不曾在小说中表现出一丝来自于一般农民与下等民众觉醒的可能，而关于这种对觉醒的不抱希望，鲁迅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也就是对这种看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像他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一般，昏睡的人是至死都是昏睡的，但醒来的人却清醒地与之俱亡。而关于这些觉醒者的具体形象，在《彷徨》小说集中有着集中的呈现，特别是在系列的「归乡小说」当中。
 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归乡小说”的“叙事原型”：一位远游的知识分子（显然以鲁迅为原型）因某种原因归乡，原先对故乡乡土怀有乡愁式的眷恋，归乡后却发现乡土存在着令人无可逼视的野蛮愚昧的性格，从而陷入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受当中。
 我以为鲁迅在这些“归乡小说”里很悲观的呈现了他心目中五四启蒙者的典型形象、精神状态及其历史命运，并且这种呈现也具有第三世界追求“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意义。被西方所“逼迫”而不得不面向“现代性”追求的启蒙者，究竟如何处理他与传统乡土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如何的态度面对乡土群众？鲁迅的“归乡小说”实际上是以中国乡土为模型而具有“国族寓言”意义的文本，值得加以进一步探讨。
 知识分子在乡愁中归乡，见到的却充斥着令人失望的情景，是乡土人物低落的国民性格，是启蒙者的颓唐堕落，甚而，连自然风物也免不了显现一种萧索的情调。＜故乡＞这篇小说一开始透过归乡叙事者之眼看到的乡土，似乎已为所有故事抹上黯淡的底色：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声，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多了。但要我说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
 面对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我”的心里虽觉悲凉，却又不愿承认如此便是故乡的原貌，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在地，如此强做解人其实是为了延迟与故乡的绝别，说得更明确一点，是延迟了启蒙者与以乡土为代表的传统价值的绝别。我们可以这样说，鲁迅这些“归乡小说”以“归乡复离乡”为情节的设计，突出了启蒙者对乡土经验的“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其实是把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认识结合起来，表现了他双重的关怀，而最终是反映出五四启蒙者在前现代乡土中国的包围下一抹孤独的身姿，亦即鲁迅的自画像。
 乡土经验再认的前提是，归乡者以早期对乡土的印象，与今日的乡土对照，然而看待乡土的眼睛却已在离乡那段时间里戴上现代性的眼鏡，此处鲁迅着意于塑造存在于过去的美“时间”、“空间”与“人物”，藉以对比今日归乡后所见的落难、落后的乡土与乡人。对＜故乡＞中的“我”而言，透过今昔的对比，童年好友闰土的转变意味着乡土带给人的是精神的麻木，如同生活的木偶、礼教的傀儡。少年闰土的形象是如此洋溢生机。
 于是，当闰土对着“我”喊出“老爷！”的当下，“我”惊讶地验证了原先的预想：“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厚的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这厚厚的障壁所指不仅是包含在尊称“老爷！”之中的阶级 的隔阂，它指涉的其实是使闰土这样曾如同“青少年那吒”的少年，因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而把他苦得像一个木偶人的乡土世界，以及乡土世界所赖以维持的封建宗法与愚民心性。对这样的乡土，“我”的态度是并不留恋，然而却感到悲哀，这多少呼应了鲁迅自己对中国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结尾处，当“我”躺在船舱中听着潺潺水声离乡而去时，“我”清楚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而似乎透露着启蒙者对自身命运的觉悟，以及对乡土价值无奈的告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和闰土的命运一般，而可以并而论之的是＜祝福＞里的祥林嫂。“我”在回到故乡鲁镇之后目睹了祥林嫂的死亡，并追究了她的死因，不同于＜故乡＞的是，此处的“我”更以一种近乎“澈悟”的方式陈述了他的泪声经验，似乎祥林嫂的死是这乡土世界中可预料的结果，而唯其如此，这启蒙者旁观且冷漠的人性批判才益发有种别人颤栗的艺术效果。就＜祝福＞来看，祥林嫂之死是宗法社会给予已婚女性的一种惩罚，这样惩罚却并不根据任何律法条文，而是基于一种男权社会为控制女性而发展出来的道德规范－－所谓贞操（烈女不事二夫），所谓相夫教子（而非克夫克子）。这种道德控制不仅男性熟知，连女性也将之“內化”成自己思想里的婚姻戒律，此所以祥林嫂的再婚，两任丈夫及小孩之死，使她被乡民以无理性地封建道德所包围，而成了看客、庸众中的孤独者。男性如雇用她的四叔認认为祥林嫂为不祥之人：
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而同为女性的柳嫂不仅无法感同身受，甚至以一种“道德优越感”来“劝谏”祥林嫂不如“撞一个死，以免再嫁会死后受罪：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曹地府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
 关于祥林嫂之死，作为叙事者的“我”原先认为是自己未能解决祥林嫂“灵魂有无”的问题而导致，在此我们似乎看到启蒙者对自己的无能有种歉疚之感，这务必又是所谓“感时优国”情怀的灵光乍现，不过鲁迅的独特处却是他深入追究问题的精神，启蒙者也许是无能的，但他面对的原是如此庞大的封建乡土国民！于是启蒙者很快就了解，一切不过是乡土必然会出现的结局：“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透过“我”的自我宽解之词，已把启蒙者对乡土宗法价值的态度暗示出来：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我”在此处是因归乡的情节而出现的人物，“归乡”本身原本就有一层特殊的含义存在。受到新思想启蒙后的知识分子如今归乡，而以其戴了新思想眼镜的眼睛来凝视乡土，他一方面固然照见乡土的鄙陋与愚昧，却又着实无能为力而只能带着他的新思想继续离乡浪游，这是否意味着启蒙者的新思想与乡土传统的对立？从而也预示了启蒙者将来的命运？
 如果说，＜故乡＞与＜祝福＞两篇以一种归乡启蒙者的视角来揭露并批判乡土人性的愚昧，是鲁迅对乡土传统价值的否定，而隐隐有离乡之念；那么，下文中我们将谈论的＜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则塑造了完全为乡土传统价值所包围，而终至颓废乃至先乡土一步而死的启蒙者形象，我们可以注意的是，由归乡叙事者“我”所叙说的主人翁故事，其实正是近代启蒙者由出现到陨落的故事，而这种陨落無无疑地表现了启蒙价值的失落。我认为，鲁迅其实是重述了其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记＞的启蒙话语，表现他对中国国民性一贯的批判态度；同时，这种关于陨落与绝望的描写非但未灭鲁迅小说作为“启蒙文学”的真正价值，相反地，它由反面突出了鲁迅所具有的启蒙信念。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年轻时做着与其他启蒙者一样的工作，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谈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这种转变的原因，鲁迅并未言明，他转而去描写泡沫般融化与传统社会大海里的启蒙者形象。

 在小说里，肉身的转变意味着精神上的变异，吕纬甫如今只能尽一个人子的孝道去骗骗母亲，为他的死去的小弟送葬，使母亲安心；或者只能怀着美好的人道主义情感，却无力改变顺姑之死于封建婚姻压迫的事实。这一切表示了启蒙者对现实改造之无力的事件，连带着驱使启蒙者为了生存必须向传统价值妥协，从而彻底地证明启蒙思想的失败。
 事实说明了，经过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国其实改变得极少，而为这难以撼动的传统包围的启蒙者，终于也要如泡沫融化于其间。然而，吕纬甫的命运是不孤独的，至少，在鲁迅看来，中国的启蒙者的命运也就如同这般，因此也就有了＜孤独者＞当中的魏连殳。当魏连没被认为是“吃洋教”的“新党”，面对着要维持传统礼法的乡民时，他已然陷入了令他无力的泥沼之中，从这深陷之中浮出的是魏连没“狼”一般的形象：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生里夹杂着愤怒和哀伤。
 这“受伤的狼”的形象，他的哀嚎愤怒是如何地无力呢！于是当他终于成了杜师长的顾问时，如他所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我以为，鲁迅在此表达了他对中国国民性最大的轻蔑与悲观，而魏连没死前对传统世界所做的“复仇”，就如同鲁迅所介绍过的俄国作家笔下的人物对改革无望的群众开枪一样。
 如果我们再对照叙事者‘我’在魏连没死时连说了两次的那句话：“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一切没有活气，而尽是精神麻木与有着奴隶性格的国民，在此，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丝属于启蒙者关于理性、人性的乐观情绪。
 事实上，作为具有“国族主义文学”特质的“归乡小说”，归乡启蒙者所照见的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与“呐喊时期”一样的，都是在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实才获致的结论，那既是：革命是容易的，革自己的命却太难。换言之，这是由现实经验得到的教训与结论，也是鲁迅与五四知识分子由辛亥革命转而从事思想启蒙的时代因素。鲁迅曾悲观地认为，“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而中国的命运“但有一塌糊涂而已”。因此，我们在“归乡小说”中依然可以看到，鲁迅在＜祝福＞当中藉启蒙者之眼指陈在乡土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众导致“杀死”了祥林嫂；而＜故乡＞里的像支圆规那样站立的杨二嫂，与鲁迅许多小说中的“庸众”其实共享同一个灵魂。在“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之外，“归乡小说”真正的价值还在于其中提出关于：“五四启蒙者的形象与命运”的主题，这个主题一方面表示了鲁迅对启蒙者的看法，一方面也表示要在中国推广启蒙理性的困境。
 
 尽管鲁迅笔底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很暗淡，而小说通过人物传递给读者的感情却又十分郁勃，使人读了之后，无法平静也不能忘怀，油然而生地愿意去改变这些人曾经走过的生活的道路。“画眼睛”和“勾灵魂”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增强了艺术感染的力量：“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参考文献：
  《 鲁迅小说集 》 《鲁迅全集》

 《在酒楼上》       《呐喊》

 《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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