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末年的法律改革
 【摘  要】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过多次的法律改革。而本文主要选取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清末法律改革，并以它为蓝本系统地分析论证历史上法律改革所遵循的规律。一、社会条件的变化是法律改革的主要根源；二、立法者主观意识和法律思想是法律改革的重要前提；三、法律要不断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是法律改革的最终目的。通过这一系列的探讨得出：不论法律在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多少曲折，无论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以社会条件的变化为主要根源、以立法者的主观意识和法律思想为重要前提，以法律要不断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为最终目的，应是始终不变的。就让我们以史为鉴、参透兴衰、把握规律、找准脉搏，不断将法律引向更高、更全、更强的新领域。
 【关键词】清末；法律改革；主要根源；重要前提；最终目的
 引   言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法律作为加强统治、强化管理的保障，作为捍卫政权、镇压反抗的武器曾经历过多次的变革。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到汉法儒家思想的逐步渗透，从魏晋律编纂体系的重大突破到南北朝、隋唐法律内容的不断完善，从晚清时期的法律移植再到国民政府时期民权、平等的倡导，直至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制定了第一部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为特点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到今天，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和创造性，每一个过程都是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涌动的必要环节和必然结果，而每一次变革则都是对于道德、理念、人伦的重新定位和修缮，因而，他们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趋向，更是人性的修葺和完善。本文主要以清末法律改革为蓝本，从改革发生的根源、前提及最终目的等三个方面系统阐述本人对于这历史上所发生的发生法律改革的浅显认识和看法。
社会条件的变化是法律改革的主要根源
 朝代的更替，时代的变迁，是历史不断向前迈进的趋势，随着这种历史进程的不断重复，社会条件也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每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统治阶级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更有利于他们统治、管理国家的新方法或新工具，而法律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也就必然要出现新的调整和变革。因此，可以说，法律改革的主要根源就在于社会条件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朝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西方列强的趁虚而入，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既导致了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巨大碰撞，又促进了西方近代化思想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从而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较为丰厚的土壤。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并逐步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大量外国廉价工业品涌入，令传统手工业破产，自然经济开始逐渐瓦解，进而出现近代企业，资本主义产生，经济结构出现了变化。最终，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正直民族危亡、矛盾凸显之际，一批有识之士为了国家的振兴和发展不断觉醒、奋发而起。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主张变法图强，挽救国家，并对传统法律做出了初步清算，指出了它的不合理性，他们认为封建法律，锢人民之耳目，桎人民之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士大夫之气节，立著书之禁以缄民之口说。” [ 康有为：《上皇帝第一书》，《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史》1994
]封建法制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核心，“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致使“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 尹业初、朱理鸿：《谭嗣同<仁学>思想的近代特色》，《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 第3期  
]，既不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不维护人民的人身自由。他们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法治，认为在西方国家，“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黄遵宪研究新论》，2007出版]。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主张用西方法律改造中国的传统法律。“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行施定。不能骤行于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旧律“民法与刑法不分，商律与海律未备，尤非所以与万国交通也”[ 康有为：《上皇帝第六书》，《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史》1994
]。请求当时的光绪皇帝，简派专官，考察中外古今法律，制定新法，并提出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主张立宪法、开国会。维新派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在光绪皇帝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由此不难看出，社会条件变化的确起着根源性的决定作用，如果没有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由此引发的民族危机，又怎会出现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代表新的社会关系的人倡导变法呢？时隔不久，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爱国反帝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而八国联军的进入北京，更使清朝这个天朝大国的尊严扫地殆尽。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深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挽救濒临崩溃的清朝统治，她捡起了戊戌变法的旗帜，以新政变法作为自救的一条出路。表面上看，这次法律改革的起因是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是清朝廷慈禧集团摆脱统治危机的自救行为，但是如果能稍加分析，就会发现，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由于新旧社会制度发生了剧烈摩擦，自然经济逐渐瓦解，新的经济结构将社会重新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而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过程加速，都市经济生活日趋复杂、专业分工日趋明细，使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处于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穷困潦倒、任人欺压的生活，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也才会造成农民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爆发，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所以说，导致这次法律改革的根源还应当是社会条件的变化。
 二、立法者主观意识和法律思想是法律改革的重要前提
 应当说社会条件的变化，为法律的改革提供了首要的因素和前提，但是作为立法者同样对法律改革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法律是由立法者制定出来的，反应的是他们的主观意识，而当这种意识形成为系统化的观点后，就演变为了法律思想。如果说，社会条件变化了，可立法者却并没有意识到旧的法律已不再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了，没有意识到自然也就谈及不到什么系统化的观点了，那么法律改革还是不会发生，所以说，立法者的主观意识和法律思想应是促进法律改革的重要前提。清末法律改革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清朝正值光绪年间，因而作为立法者的统治阶级，也即光绪皇帝，就成为了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有人曾这样评价光绪皇帝：“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而这也就为变法提供了可能。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主权丧失，领土分割，到处都充斥着西方列强贪婪的侵占和无礼的要求。看到如此局面，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既万分痛心又百感交集，他渴求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而从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皇帝的角度来讲，颇想有所作为就更是不言而喻了。正是在这种爱国之心和渴求振兴、富强愿望的双重驱使下，当康有为、梁启为等有识之士提出变法图强，振兴国家的想法和举措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赞赏和肯定，并决定下令变法。虽然，维新变法只有短短的103天便告失败，但是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基本上都力所能及地接受了康有为他们的变法主张和建议，并且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高潮才得以出现。所以，不难看出光绪皇帝的决心和意志为变法提供了充分的前提。容闳说：“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黄晓东：《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如果说，在维新变法中，光绪皇帝力主变法只是出于励精图治、挽救国家于危亡的主观意识的话。那么1900年的“清末修律”则是以立法执行者沈家本、伍廷芳已经形成的系统观点——法律思想为前提的。清朝廷颁下变法谕旨后，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就连衔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法律改革工作。因而，清朝廷便以“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为指导思想，以收回“国家利权”为目的，正式任命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进行改革。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对法理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从中外法学的比较中,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强调经验与学理应该并重,互相结合，并由此而对一系列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如：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关系、法须统一、法乃道德教化之辅等，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 陈艳玲：《沈家本法律思想初探》，《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因此，他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民之手足,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 田东奎：《论沈家本的法学思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习，使为善良之民”。[ 陈国庆 聂文俊：《评析沈家本与清末修律》,《长春大学学报 》2005年第5期
]与此同时，沈家本还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他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在各种法律之中，刑法是最重要、最典型的，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并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3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根据西晋刘颂的律法断罪的思想，反对律外苛求。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确认资产阶级罪刑法定的原则和内容。在司法体制上，沈家本仿效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主张司法独立。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订《法院编制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正是因为他的这些卓越法律思想和理念，才有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新法典。虽然这些新法典远不曾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未曾施行，但其制定的本身就已经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的革命。1920年伍廷芳被清政府委任为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一起，主持晚清修律活动。在修律过程中，他竭力主张全面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他的主张得到擅长于中国传统法律的沈家本的支持。由此可见，立法者的思想是对主观意识的进一步升华，是法律改革更具体、更系统、更科学的前提条件。
 三、法律要不断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是法律改革的最终目的
 众所周知，法律是立法者制定出来，确保国家政权顺利执行的行为规范。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立法者逐渐意识到旧的法律已不再适应新的社会条件，妨碍了国家政权的执行和实施时，他们开始钻研新的、更有效的法律。慢慢的，当这种意识又上升为系统的法律思想，而法律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地拉开了序幕。而在这一过程中，使法律不断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就是法律改革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指法律改革所应达到的最基本的要求，同时，它也可作为法律改革的衡量标准。]。如果连这一点都保证不了，不论做出多少的调整，都不会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清末法律改革。仅仅经历了百天的戊戌变法，虽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它是以改革旧法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要求为目的的，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改良运动[  “改良运动”：是指戊戌变法在改革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反对势力的依附性又使其先天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而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仅是某种意义上的改善。
]。而“清末变法”是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重大法律变革。西方列强所施加的政治、军事压力，是迫使顽固保守的清朝政府推动法律变革的重要原因。“折冲樽趄，模范列强”，迎合和满足西方列强的政治需要，就成为变法修律的一个直接目标。所以清末变法修律的指导思想体现为“参考古今，博辑中外” ，以“务期中外通行”为基本目标，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考互证”作为修订法律的基本方法。事实上，“务期中外通行”这一目标通过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的论证和修律实践，已经得到了具体贯彻。或者应该说，清末的法律在此基础上确实发生了变革。如：进行了以“预备立宪”为中心的宪政活动，炮制出《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等宪法文件；初步改革法律旧制，颁行《大清现行刑律》等；制定了包括《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大清刑事诉讼律》、《大清商律草案》、《公司律》等数目众多的法律；初步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包括审判制度、警察制度及监狱管理制度等。这些新的立法不仅为中国的法律技术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也给中国法律赋予了新的原则。但对清朝政府而言，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借“变法”之名，敷衍国内的反对势力，缓和各种矛盾，进而挽救垂危的统治。因此在提出“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的同时，又为变法修律设置了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教民情”。实质上仍然要维护“三纲五常”观念及其所体现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模范列强”仅是形式与手段，“固守传统”才是变法修律核心。严格说，只是披着“变革”的外衣来维护旧的社会制度。由于这次变革并未从根本上适应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与当时社会条件的变化也毫不吻合，所以最终它没能挽救清王朝的统治。
结   论
 总的来说，历次法律改革，都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而做，清末的法律改革也不例外。不论中间曲折有多少，不论最终结果会如何，以社会条件的变化为主要根源、以立法者的主观意识和法律思想为重要前提，以法律要不断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为最终目标，应是始终不变的一条规律。就让我们以史为鉴、参透兴衰、把握规律、找准脉搏，不断将法律引向更高、更全、更强的新领域，全力推动国家建设的车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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