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探究
   生与死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们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生化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永生的渴望与终死的必然，激荡出人类命运的交响曲。讨论死亡是一种社会文明表现。人们勇于面对死亡，敢于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死亡，以提高“死”也即“生”的质量，这种社会现象只能发生在文明相当发达的社会中。现代社会，在赋予人生的幸福与温馨的同时，又给予人死的残酷与挑战—直面死亡。人们所要做的不仅是接受死亡，而且是如何坦然且理性地接受死亡。“安乐死”正是顺应时代这一尖锐的挑战而出现的一个困扰人类的难题。从它跃世以来，不仅引发了持久的争议，而且使伦理、法律等诸多领域陷入困境。面临种种矛盾和冲突，我们不得不承认，安乐死并不是生物界一个简单的生人或死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医学、伦理、法律、社会学、经济、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以下便是我个人对就安乐死的相关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总结。

 一道德价值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eu"即“good”之意，“thanatos”取“death” 之意，合起来即“a good death”，中文意思便是“好死”，即意译为“偶安乐死死”，原意是指“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而关于安乐死概念的定义层出不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列举若干种如下：
 所谓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近亲属的同意（病人是植物人时），医生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安乐死意指对于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的主张身体痛苦而又患有不治之那个症的病人，应其真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使其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现代医学不可挽指救的濒临死亡或无法医治的绝症患者，由于精神和躯体受疾病折磨极度痛苦，在本人和家属强烈要求下，经过医生鉴定及有关部门认可，采用医学的方法，是患者无痛苦出安逸地快速死亡，这过程称为安乐死。
 （三）安乐死之态度
 尽管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曾追求超越死亡，但事实上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死亡难以解释，又无法超越，这就使人类陷于极为深层的对死亡的恐惧之中。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长期受到传统孝文化的影响，如果家庭成员答应在亲人身上实施了安乐死，将会面临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大众舆论，更可能来自亲友的抵制。这也是一个选择安乐死的患者，在做出选择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现实社会如果能够接受安乐死，本身就是对现实社会中传统观念的冲击。从思想角度说，如何冲破传统的“孝”的束缚，避免盲目地顺从于固有的思想压抑，让社会大众了解安乐死的对象、方法及其真正意义，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安乐死的合理性
 作为人道主义的要求，一个人的生命固然应当受到保护，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对于一个患有绝症且痛苦万分的濒临死亡的患者来说，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的办法增加患者的痛苦。尽管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精密仪器用于诊病治病，可仍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绝症，如癌症等无法治愈，而那些维生设备又可此延长绝症患者的生命时限。在这段无生的希望又不可能自然死亡的过程中，人们以方面受到恐惧的精神折磨，从而痛苦万分；另一方面还因那无法治愈的病痛而使肉体上以苦不堪言。双重的痛苦使人产生犹如生活在地狱般的感受，对这样一个病人而言，怎不有‘生不如死之叹’呢？又怎能不愿意采取一种而的无痛苦的方式早早安息呢？死是人生不可抗拒的必然现象。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的临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关心人、尊重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也是社会和人道主义的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价值也因该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不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不道德的。对身患绝症且病痛难忍的临死患者不遵照其意愿实行安乐死，而是进行毫无效果的抢救，不但是无谓地增加患者及其亲属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负担；也是无谓地增加社会负担，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这不具有社会价值。安乐死让人类的理智与良知的激烈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这种良知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因其给患者和其亲属带来更多的痛苦而从根本上背离了人道。安乐死的施行，会促使人们注重疾病的早期防治与研究。实行安乐死，让患者减轻病痛的折磨，让亲属得以解脱，减少不必要的社会财富的耗尽和浪费，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这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要求。
 
 二法律困惑
 （一）安乐死立法
 自安乐死问世以来，一直试图得到法律的承认，然而，安乐死是关系到患者生死的大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悲欢苦乐，其立法和实施涉及很到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慎重对待。英国至今未有安乐死立法，但英国在世界各地中是最早成立安乐死组织的国家。1996年5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经过6个月的辩论之后，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案》，并于1996年7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积极安乐死法。在德国，安乐死被称为“协助死亡”，虽没有具体的安乐死法律，但早已有了司法案例。我国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使也”学，使得生命神圣论的死亡观深深地植根于这片传统观念的土壤之上。我国现代安乐死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1980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首届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有些专家提出了有关安乐死的学术见解，由此正式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 1988年7月，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伦理学界、法学界、哲学界、医学界的近百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在上海医科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安乐死学术讨论会，来开了这一跨学科及医学伦理问题研究的序幕，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见解。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死亡的理性认识，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在发生新的转变，相信我们的理性和良知能帮助我们寻找合适每个人的最完美的答案。
 安乐死的困惑性
 在安乐死问题上，人们在口头可以表示赞成，对待远亲或非亲属的其他人，甚至自己也都可表示同意实施安乐死，但是，直面自己的近亲属，尤其是父母时，若真的要实施安乐死时就会改变“道德观念”、改变“价值标准”以亲情为重，以亲情为唯一标准；就会“顾虑重重”、“退缩让步”、“态度不明”、或只敢悄悄地进行“地下安乐死”，唯恐声张、唯恐落个“不孝”、不道德的“坏”名声。传统的生死观、儒家思想的孝道是造成安乐死在中国实施遭遇困境、踌躇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产生这种情境的本质是：中国传统的“人伦差序”导致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的“伸缩”。特别是孝道，像一道道无形的枷锁，桎楛着人们的思想，并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至今它仍然深深根于某个中国人的内心，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淀营造了中国人“重生避死”的传统观念，进而形成李以孝、悌、情、患、仁、礼、义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心理。人的生命在“孝”所建构的亲族血缘网络之中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就安乐死而言，在如此集体意识及社会心理状况下，中国人排斥安乐死的内心意识是不足为怪的；安乐死在中国立法之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
 安乐死立法的渐进性
    安乐死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在中国现阶段，为安乐死立法的呼声很高，但目前去过范围内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条件还不成熟。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转变的；我国民族众多，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差异uo较大，对安乐死的接受程度也不相同；我国地域辽阔，城市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和医疗条件等发展极不平衡。如果在全国对安乐死进行统一立法规范，那么无论是对患者“临终”情况的判定，还是对安乐死具体实施方法的选择，在不同地区都将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这将使安乐死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受到极大的怀疑和破坏。因此，安乐死立法在我国不能急于求成，可以分步进行，先选择在经济发达、医疗先进、观念开放的地区建立“安乐死特区”，进行试点，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关于安乐死的规范性条例，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审查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范，积累经验，然后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一些专门机构或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先对某些具体问题制定具有规范性的比较严格的规定，为安乐死实施打开一个有条件的通道。这样既能够满足一些地区对安乐死立法的极度需要，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和较小的风险性，同时也能为今后全国统一立法创造条件，提供范本，从而确保安乐死这把“双刃剑”能够真正造福人类。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