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在刑罚权运用、罪刑关系配置上一直在适时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影响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刑事政策与刑法互动关系的实践证明，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助于刑法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而理性的发挥。
 【关键词】刑事政策 刑事立法 修正 完善
 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建国初期的单行刑法
 一方面，《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对罪大恶极为人民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予以镇压；另一方面，规定对一切自首、坦白、立功赎罪的胁从分子，予以宽大处理。彭真在《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1951年2月20日）中指出：“这个条例是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而制定的，对于各种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对于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是采取从重处理的原则；对于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对于解放前虽曾参加反革命活动但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的分子，特别是已为人民立功的分子，则采取了从宽处理的原则。”（1）
 《惩治贪污条例》的许多条文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即对于少数罪行严重、情节恶劣、抗拒运动死不悔改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再犯贪污、盗窃罪行的分子，从重或加重惩治，可判处徒刑甚至死刑；对于坦白认罪、交赃、立功或者情节轻微的偶犯等，则或判处劳役、管制，或判处罚金，或仅予以行政处分，实行教育改造。彭真在《关于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1952年4月18日）中指出，“为了把惩办与教育相结合，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以达到惩前毖后和除恶务尽的目的，我们在处理贪污、盗窃案件时，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除一小部分罪大恶极者外）从宽的原则。”“对于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均得酌情予以缓刑。缓刑主要是适用于坦白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犯人。”“在处理违法工商户时，不仅要对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且要对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2）
 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1979年刑法典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成，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得到巩固。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那么，在已经变化的社会形势下，还言必称“镇压”就不太合乎时宜，不利于团结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应当加以调整，制定出适合社会形势发展的新的刑事政策。另外，正如有学者提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其他犯罪分子成为刑事政策调整的重要对象，以反革命敌对分子为主要适用对象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相比，其提法及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够科学、合理和可行。
 三、“严打”——骤然剧增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及1997年刑法典修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逐渐发生重大变化，伴随而来的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亦日益猖獗，犯罪状况趋于恶化。面对这种情势，我们党适时提出了整顿社会治安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我国刑事政策随之再作重大调整，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中“惩办”的一面被突出强调，“严打”成为刑事政策的主基调，标志就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1982年始，最高立法机关提出修改刑法典的建议，并着手修订准备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最终于1997年审议通过了新刑法。新刑法废止了类推制度，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贯彻刑事法治原则和保障人权方面有显著的进步。但是，由于刑法修订是在“严打”背景下进行的，仍然具有较重的“严打”色彩：例如，删除了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规定；又如，死刑罪名多达68个，约占全部罪名总数的16％，特别是对经济犯罪挂死刑，以及规定绝对死刑的法定刑（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六条），实为世界各国立法中之少见；由于死刑多，刑罚整体阶位必然提高，所有的罪都挂徒刑，没有一个罪的法定刑只限于拘役或者罚金。同时，与西方国家罚金适用率高不同，罚金仍作为附加刑，适用的罪种不多，只有23个，约占该法典全部罪种的17.7％。再如，将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由有关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提前到立案或应立案时，“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追诉时效制度”。
 四、宽严相济——《刑法修正案（5）》和《刑法修正案（6）》
 2004年12月22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明确将其视为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2006年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至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式确立。
 
 《刑法修正案（5）》打破了过去刑法修正案仅注重扩大犯罪圈以及提高法定刑的从严从重之立法惯例，开始注意入罪与出罪相结合、从严与从宽相协调，从而较好地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严”的一面，包括严厉刑罚和严密法网，即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新增了十余种事关改善民生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罪名，如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等等。“宽”的一面，首先，将原来的偷税罪更为合理地表述为逃税罪，并为其设置了出罪制度，规定经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和滞纳金，并且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通过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适当缩小了逃税罪的犯罪圈，在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同时又对逃税行为的犯罪化进行了合理的限制；其次，对绑架罪增加了一档从轻的法定刑量刑档次，使得绑架罪的罪刑单位重中有轻、严中有宽，更加适应司法实践复杂的案件情形的处理需要。（4）
 五、刑事政策指导刑法完善之若干启示
 立足于新中国60余年来刑事政策与刑法动态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刑事政策的科学合理有利于立法的理性化
 刑事政策指导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体现在是否需要立法、如何立法，以及如何修改完善立法等。统治者治理国家，往往先有政策，政策一般先于法而存在。采取什么样的管理体制、需不需要立法，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取决于执政党（集团）政策的导向。“政策充分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法反映了国家的意志，政党通过执政地位会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所以，法律往往是政党政策的定型化、条文化、规范化。”⒃德国古典刑法学派重要代表费尔巴哈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良好的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严打”刑事政策偏重于“惩办”，没有区分犯罪的原因，也未看到刑罚的有限性，过分强调犯罪化和重刑化，虽然在短时期内能起到遏制犯罪增长的作用，但是，这种偏激的政策导向使得同时期的刑事立法也侧重于打击，偏离了刑法应有的谦抑性，不利于保障人权。与之相较，中庸理性观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强调尊重法治、保障人权、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依其指导的《刑法修正案（5）》和《刑法修正案（6）》也相应地更加理性化，更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能够更好地促进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因此，只有在科学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刑法立法才能真正符合治理犯罪的需要，达到控制犯罪的目标，实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并举。
 （二）立法要因时制宜，积极回应政策的变化
 刑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刑法立法也具有滞后性，这正是刑事政策发挥指导作用的价值空间。司法实践中常常可能遇到这样的难题，即由于观念、条件或其他因素的限制，抑或是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一些内容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得不完善之处，就非常需要刑事政策来弥补法律的缺陷，并推动刑法的改革和发展。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和制度承载和体现，刑事政策或者“越俎代庖”，突破法治发挥作用，或者只会是一个空洞式的宣言，一个常识性的口号，从而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我们正处在法治初创阶段，且社会呈现快速发展的特点，尤其是经济生活领域剧速变迁，诸多新情况新现象为立法者始料未及，法律滞后是常态，法律的修改也就更显频繁。刚刚出台的法律很快就成为被改革、修订的对象。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后，第二年最高立法机关马上又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后陆续出台了七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些立法解释。而这些刑法修订的内容越来越庞杂，几乎已经超出了修正案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可以大胆预测，在“严打”历史背景下制定的1997年刑法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需要一次全面的修改，毕竟它已难以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现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年初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6）》的修改量几乎是前几次修正案的总和，且首次对刑法总则进行修改，也许就是刑法“大修”的铺垫和前兆。毕竟，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法律需求旺盛，由此也将催逼法律供给的扩容；而要确保供给的是良法，因时因地择机修改法律就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2）（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第232—235页。
 （4）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正案最新理解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5）参见高铭暄、彭凤莲：《新中国基本刑事政策的演进》，载卢建平主编：《刑事政策评论》2006年第1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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