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潜力需要进一步充分认识

1、西部地区制度供求关系的超粘性特征是认识西部制度创新建设的前提

2、打破西部制度供求关系的超粘性特征需采取制度供给超前于制度需求的方法

3、实现西部制度创新和建设应当采取借鉴东部经验又有别于东部的方法

二、西部经济自身竞争优势的建设是西部经济更快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1、全面系统地推动西部市场体系建设，以尽快形成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局面

要素禀赋指导下比较优势的思想设计西部经济结构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需要改变西部经济被动地作为东部经济的补充，形成西部自身的竞争优势

内 容 摘 要

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西部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潜力。对比东部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的变化，也不禁让我们期待西部经济创造与东部相当的发展奇迹。充分挖掘西部经济的发展潜力，而不是将西部作为东部经济的补充而设计西部的发展模式，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未来是否能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作者认为要实现西部经济的发展潜力，需要更为深入地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西部更快地全面实现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建设；另一个问题则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将西部发展战略转变为建设西部自身独立的竞争优势，实现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实现条件，而后一个问题则是充分挖掘西部经济发展潜力的核心。

关键词：西部发展 、经济大开发、战略意义、制度创新、竞争优势建设

西部发展的战略意义及其对策研究

 世纪之交的1999年，党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六年多来，西部大开发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及政府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作用等方面对此做出了回答，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一致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由于西部发展战略众所周知，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将着重就对策研究方面作一番深入的探讨，尤其就西部经济发展的模式及体制建设方面谈谈个人肤浅的看法。

一、西部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潜力需要进一步充分认识

从地区经济贡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力量主要来自于东部经济。这是一般的共识。同样，为持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我们的思路通常也是将重点放在如何进一步提高东部经济的发展潜力方面，或者说对待东部与西部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位置时，东部更加的重要是不言而愈的。这就造成了我们在看待如何保证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实现这一问题上，即使在东部经济投资过热，房地产泡沫日渐增大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能更多地关注如何实现东部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只将西部经济在整体经济增长中视为辅助和补充的地位。这不仅是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多年存在，而且使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有越发加大的趋势。

但是，如果对比东部经济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的变化，不禁让我们期待西部经济也应当有与东部相当的发展远景和潜力。充分挖掘西部经济的最大发展潜力，而不是将西部作为东部经济的补充而设计西部的发展模式，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未来是否能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事实上，作者认为如果我们更独立地看待西部经济潜力的开发和发展问题，甚至期待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后，西部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支撑力也未可知，终究在现代经济发展到如今，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要素禀赋状况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要素禀赋很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因为没有很好的机制和制度设计使禀赋的财富潜力没有可能发挥；而即使是禀赋资源欠缺的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在良好的机制和制度促进下，在整个国家范围，甚至世界范围里配置和利用资源和生产要素，形成丰厚的财富积聚。

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对于我国西部经济的发展问题，反而问题的关键成为不要让西部天然的禀赋状况制约了我们对于西部经济发展的期待，或者说让传统的西部按照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设计西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潜力的观点和模式再继续影响我们制定西部经济发展战略。作者认为要实现西部经济的发展潜力，需要更为深入地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西部更快地全面实现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建设；在此基础上，另一个问题则是需要参考竞争优势的理论思想，将西部目前发展战略改变为如何建设独立的西部竞争优势实现西部经济大发展。 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实现条件，而后一个问题则是充分挖掘西部经济发展潜力的保证。

1、西部地区制度供求关系的超粘性特征是认识西部制度创新建设的前提

制度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区域发展的差距从本质上来看，是制度供给、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利用效率的差距。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落后于东部地区，除了自然环境条件、投入生产要素、国家宏观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着深刻经济制度原因。制度差异导致对资源配置的差异，直接拉大了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应当说，比照我国东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西部经济发展的潜力显然是存在巨大的空间的。为什么我们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也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几年后,西部的发展步伐还没有出现我们期待的速度？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寻找原因，例如，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产业结构比较落后，投资不足等等，但是，这些原因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西部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还没有显著得突破。

认识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没有显著地突破的原因，需要充分认识我国西部地区制度变迁中供求关系表现的更为突出的超粘性特征，制度供求关系平衡的打破更为困难。这种超粘性特征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这里提出几个主要方面。首先，西部地区特定的封闭性使之无法内生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西部地区由于贫困和地域偏远，物流、信息流不畅，内外交流比较困难，使得制度创新成本极高，变革制度的获利机会更少，也导致了类似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这不仅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的技术进步，反过来又加强了制度本身的进一步超稳定均衡。再者，西部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一直慢于东部地区，而市场体制建立的快慢直接决定着西部地区能否尽快形成制度创新环境。由于西部市场发育相对东部迟缓，城乡居民的市场意识相对落后，从而无法具备大规模制度成长的条件，也使得对制度的需求不能赶上政府追赶东部而出台的制度步伐。同时，由于西部地区至今国有经济的比例很大，传统的计划体制在心理上形成依赖和平均主义，这种惰性思维严重束缚了西部地区潜力的挖掘；还有，在制度执行失范和制度间的制约机制问题上，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也更为滞后，导致西部地区政府在制度供给职能转变上未能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过多的管理环节、审批手续和非合理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部制度创新的障碍。 最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在西部地区也更为突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诺斯教授在解析“路径依赖”中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如果初始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制度变迁就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初始的选择方向出现偏差，制度变迁就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还有可能被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下。这就是“路径依赖”。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过程与东部地区相比有着不同的初始条件。在西部与这些初始条件相关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或拖延改革的势力比较大，从而导致西部在制度创新上，总是在制度外围徘徊，难以攻破核心，甚至进入体制变革锁定状态。

制度建设在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上，我们不可有任何的低估。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往往可能更为首先注重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引进，注重的是如何改善西部落后的产业结构，增加西部就业和经济增长，如何建立西部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但是，因为这些因素的活跃和进步只有建立在制度和规则的基础上，或者说只有在制度和规则明晰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价值分享和风险承担结果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刺激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只有在增加就业或者提高产业结构实现的价值和风险承担清楚界定的基础上，才会可能合理地期待实际的投资行为和实际的就业增加与产业结构优化。当然，在原来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也有相应的就业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所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成本与收益是没有被清楚分析的，或者说这些活动实际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可能远远无法达到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能够创造的财富和价值。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要将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在目前的西部大开发中目前又处于急待突破的状况。

2、打破西部制度供求关系的超粘性特征需采取制度供给超前于制度需求的方法

制度供给方主要是政府，制度需求方主要是在制度框架下进行各种活动的微观主体。当现有制度供给基本满足制度需求方对于制度的需求时，制度供求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制度的平衡状态只是暂时的，不平衡才是永恒的规律。由于制度需求方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存在任何的制度改变能够带来制度的微观受体潜在利益时，他们都会追求制度的改变，从而造成制度不均衡现象。在另一方面，由于引发制度需求提高的因素非常多，例如，技术的创新，管理方式的创新，人们追求变化的天性等等，使得通过制度改变带来潜在收益时时撞击着制度需求方，他们经常地处于一种冲破现有制度束缚的冲动下。但是，由于制度供给变化的表现形式是社会法律和规则环境的改变，制度的供给变化则是相对缓慢的。因此，在制度供给和需求改变方面，制度需求变化往往是首先打破原有制度均衡状态的力量。制度供求关系的特征在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充分的论述，在此毋庸展开。需要强调的一点只是制度供求关系的这种特点在很多领域表现都非常突出。例如，美国金融制度由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建立的分业经营金融制度转变为混业经营制度，历时六十多年，就典型地表现出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需求自发地改变着制度作用的环境，最终通过制度供给的变化被动地适应制度需求的变化而最终实现的。

虽然制度供求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制度供给更多地表现为滞后于制度需求，但是，在制度需求受到过度压抑，冲破制度束缚的成本很大时，制度变迁则需要通过制度供给先行完成，刺激与激发被抑制的制度需求。我国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制度变迁过程在开始的时期就是如此。从制度供给和需求关系上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首先是党中央在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主持下的战略决策，始于允许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直至后来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等制度创新。但是，应当说对于进行这些制度创新的需求从本源上看并不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需求是非常大的，只是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度供给方面存在强烈的刚性，使得制度需求引致的实际的制度变迁实现过程成本过大，充分压抑了制度需求获得潜在收益的动力。这样，才使得我国改革开放中的制度变迁从表面上看首先表现为政府在制度供给先于制度需求。

在推动西部经济更快发展的要求下，加快西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也需要采取制度供给超前于制度需求的方法，而且应当是更为系统全面地推行这样的方法。应当说在西部经济中采取制度供给超前于制度需求的方法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将上述对于制度供给与需求关系，制度变迁的路径特征等方面的讨论与我国东西部制度环境建设问题结合来看，由于我国政府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实施上采取了首先在东部进行试点，西部借鉴东部的方法。这样，我国经济制度变迁首先在东部以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制度供给，建立新的制度环境为开端，从制

度供给先于制度需求而行的非常规制度变迁形式发轫。东部成功的发展成果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制度变迁模式在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的适应性。同时，通过二十多年东部制度创新经验的积累，我们可以期待西部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如果更大力度地采取这种非常规的，首先由新制度的充分供给开始，更快地形成适应市场经济新的制度均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与此同时，在西部制度创新的生成过程中，采取更为超前和积极的制度供给安排的目的也是为了充分刺激西部的制度需求。事实上，正如从东部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看到制度供给在其中所起的发动机和助推器作用一样，西部经济的起飞也期待通过非常规的制度超前供给方法。目前西部的制度需求不很旺盛，甚至处于黏着的状态。这时，单纯地等待制度需求的自发生成是不够的，需要象东部经济发展模式一样，甚至通过更积极的制度供给推动制度需求的产生，以降低制度需求产生的成本，提高需求实现潜在收益的可能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常常看到潜在的收益促进制度需求的产生，而制度需求在追求制度变迁中主要克服的是制度供给的滞后，因为终究在法律等方面公开地改变制度，实现新制度的最终确立是更为困难的。这一认识在西部制度建设中非常重要。由于西部长期封闭和传统思想意识更为浓厚的特征，使西部制度中突破现有制度安排的需求比东部弱，而在另一方面，东部冲破制度的限制而取得巨大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事实也使西部人们看到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潜力。如果通过制度的超前供给，使得西部更多的人看到制度放松所可能产生的潜在收益的存在，在没有太大的制度需求成本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更快地接受新制度，甚至积极推动新制度的形成。

3、实现西部制度创新和建设应当采取借鉴东部经验又有别于东部的方法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中央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采取了明显地向东部倾斜的政策。国家每一项制度的供给基本上是在东部先试点，然后逐步向西部推广，有些制度甚至只允许东部少数地方存在，禁止西部地区类似的制度安排。西部地区相对而言，缺乏强烈的制度需求，被动地学习、借鉴、移植东部地区的制度建设，当效果不理想时政府只好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方法推行制度变迁，西部地区

可以争取制度重新的伸缩空间是比较小的。这种方法在西部大开发，积极推进西部经济发展的现在已经不再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宏伟计划，更加需要从整体全局的高度设计西部的制度创新和建设，并强调政策的系统化和规范化。2000年，我国政府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在当时可以说更表现为具有战略性意义。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这样。至今出台的各项政策更多的主要是方向性和指导性的，是在项目推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中央政府使用国债资金等建设了诸多的工程项目，也在西部开发的政策优惠方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但是，对西部大开发这些项目和政策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方法主要是零散地借鉴东部的发展经验，并更多地从传统思维的角度延续性地看待西部与东部经济结构的关系，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的西部经济发展思维。而事实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实现最需要的是在整体全局上构建和发展全面的市场经济制度，形成政府宏观政策有效推行，企业和居民微观主体活跃作为的系统和环境。而目前的这些方法和政策难以很好地结合西部情况进行综合设计，也难以很好地依据西部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推行和建设。作者认为，西部大开发政府应当在吸取东部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西部大开发的整体发展战略，并采取动态地在西部省区建立地区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和设计的思路。另一方面，西部制度改革方案的核心制度的推行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制度跟进。西部地区往往出台了核心制度，其它配套制度没有及时跟上；或者移植了东部地区的核心制度，其配套制度不适应实际情况。这样，由于制度供给不均衡就使得有的制度供给过剩，有的制度供给不足，有的制度由于相关的制约制度不配套，被严重扭曲。

再者，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需要积极引入诱致性制度变迁方法。西部面临的制度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具体表现为产权的界定、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等方面的法规制订、公共品提供、以及道德建设等方面。政府如何在主导西部制度建设时，充分进行论证和规划，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微观主体为主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较好地互相结合，更快地实现西部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企业股份制改革为例。企业股份制改造本身是我国市场经济

建立过程中的重大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创新在西部的推广和应用需要分析西部企业的具体情况。西部企业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另一类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 由于西部传统经济色彩深厚，国有大中型企业自身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可能性较小，成本也无力负担。这样，西部企业制度通过自发的制度变迁方式进行预计时间较长，成本也非常大。在已经明确企业股份制会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对于西部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股份制改造问题，就需要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此同时，对于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则需要采用更为积极的优惠政策和方法吸引民间和外资进入西部进行企业的兼并收购，更快地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

与此同时，在西部制度供给先行的思路下，应当建设综合全面的制度供给环境，而不宜再采用多年沿用的试点方式，以创造企业平等的竞争环境，尽快促进产生与新的制度供给相适应的制度需求。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通过政策试点推行的方式，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制度与政策效应的经验，有很多政策和制度已经可以很明确地进行大范围的应用和推广。第二个原因也是试点方法自身存在的问题，即公平竞争和效益实现的问题。在试点项目和试点工程推广过程中，选择的试点单位往往按照所有制性质确定，或者说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实行的政策往往又是特别优惠的政策和安排，使得难以从试点项目成本和效益方面进行考量分析。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只能够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西部大开发中，已经不应该再认为指导思想仍然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二、西部经济自身竞争优势的建设是西部经济更快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1、全面系统地推动西部市场体系建设，以尽快形成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局面

前面我们讨论了在加快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环境建设的再认识问题。西部制度环境建设是基础，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形成西部经济的竞争优势。进一步，要形成西部经济的竞争优势，又要求更快地在西部全面建立市场体系，有效促进市场要素的生成，以保证价格机制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显然，西部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比较弱。以金融市场为例，作为现代经济的中枢神经部分，无论是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金融系统和投资银行为代表的直接融资金融系统在西部经济发展都是有限的。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存在，就无法真正地将资金有效地在西部经济发展中进行有效配置和利用。再以劳动力市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大量的劳动力和人才流向东部。西部劳动力，特别是西部人才向东部流动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了西部经济与东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为什么多年以来，主要是西部的劳动力离乡背井，去经济更发达的东部寻找收入的来源？西部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是基本原因，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西部尚未形成带动经济发展并提供充足就业岗位的企业、行业和产业。 全面建设西部市场体系，不仅是市场本身的建设，而同时包括了市场背后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及至人才等各方面能力的建设。

如何尽快地形成西部市场经济环境？其根本的出路仍然在于加快推进西部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多方位地引进外资和民间资金，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西部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是有目共睹的。西安商业银行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内地第九家、也是西部地区惟一获得外资参股的商业银行。而这在西部仅是具有示范的效应，要真正实现活跃的西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只有在金融企业产权制度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设才有可能，金融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要素禀赋指导下比较优势的思想设计西部经济结构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其关键在于区域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变。区域产业结构转变的直接目标是提高部门的生产效率，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区域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必须以发展区域核心竞争力为导向，突出区域创新和创建有竞争力的产业群，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区域核心竞争力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转变的导向作用。 以区域核心竞争力为导向，转变区域经济结构，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西部经济结构附带着极高的人为雕琢痕迹，始终认为西部的优势主要是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西部的经济发展的出路也只能是东部经济的补充，是东部经济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建国初期，地域广阔的西部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历史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落后且极不平衡的局面。为了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改善全国产业结构布局，国家曾采取了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投资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两次把生产力布局向西推进，尤其在“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先后在西部地区投资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工业企业，逐步形成了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三线”企业、军工工业、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较东部为高的格局。区域之间垂直分工，西部重点发展原材料、能源工业，并提供给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重点发展加工工业，利用从西部计划调拨来的原材料、能源加工各类工业产品，并供应全国。由于这种垂直分工的区域产业结构强调区域自成体系，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丧失了区域分工效益，阻碍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的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了放权让利式的体制改革，逐步引进了市场机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权力，使之成为投资或投资决策主体，同时也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利益驱动。在垂直分工的格局下，基础工业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加工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产业结构在全国产业构成中处于低端。在市场经济活跃，价格由市场确定的产品上，西部产品收入的价格弹性往往比较低，而象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政府对价格还有一定的控制，西部的原材料价格难以按照供求关系为西部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西部的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职能的要求和对区域局部利益的追求，也致力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从而逐渐产生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倾向。同时，由于东部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西部，西部经济结构与东部趋同的同时，也只能是作为东部经济的补充，而无法真正与东部经济实现有效的竞争，甚至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主要为采掘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械工业，有些产业链条很短，加工部分也大都建在区外，主要产业与当地经济联系不密切，难以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样，直到现在，西部经济仍然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具有竞争优势行业和部门。

需要改变西部经济被动地作为东部经济的补充，形成西部自身的竞争优势

打破西部传统上是东部经济的资源和初级产品供应地，是东部经济的辅助部分这样的分工格局，需要在西部建设自身独立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的形成是建立在制度环境完善的基础上的，同时，也不再受传统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思想的束缚。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证明了传统的比较优势分工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适用的。很多事例说明现代经济的发展快慢已经不取决于是否与生产要素的地理位置和企业所处的地域位置。沿海的国家和区域可能获得成功的发展，但内陆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有很多成功发展的例子。因此，在对待西部和东部位置和要素资源等方面，不应首先局限地认为西部的内陆地理位置上是有劣势的，而后接着局限地认为西部天然的资源应当是西部发展的最主要支柱因素。成功的企业最关键的是先有市场，再有生产；甚至只有市场，不直接生产，是否直接进行产品生产对于企业收入和利润已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很多的事例也已经证明了主要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即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是很难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的。这一点在区域分工中也是同样适用的。多年来我国东西部在产业结构方面的构造原则基本是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进行的，而西部发展按照这一思路进行若干年来，都很难有实际的突破。这同样不得不让我们再次质疑传统的比较优势思想。

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思考西部独立的竞争优势的建设问题，能否提出西部跨越性地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以形成自身竞争优势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西部发展第三产业的可行性如何。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范围非常庞大，涉及面也极宽。如何从其中进行选择作为发展的重点，作者认为由于金融业在国家和区域经济中的中枢核心地位，西部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金融业是其中的重要选择。在西部金融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与政府主导下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相配合，西部企业发展的环境则会有很大的突破。引导西部金融业迅速发展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西部微观金融环境与东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而微观金融环境的改善依赖于各类金融机构能够有足够的动力前往西部投资和发展。这种动力一方面来自于要求西部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存在收益潜力，另一方面也要求流往西部的资金成本的降低。显然，资金收益的提高和资金成本的降低都有赖于西部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建立以及自身竞争优势的真正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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