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摘 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城镇居民的对于各种生活需求也在不断的做着调整，我们必须通过分析这种变化，从根本上了解变化的原因，居民的需求和未来的变化，从而调整我们基础建设的重点，来满足居民更方面的需求。
[关键词] 恩格尔系数 耐用品 公共产品 消费环境

 一、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基本特点
1、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
消费结构是指某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其中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极
 为重要的指标，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根据以上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的，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2014元，在支出比2000年增长1.90倍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50.13%降到了37.9%。
 2、食品消费质量提高
 食品消费水平由过去简单的吃饱吃好，转变为品种更加丰富，营养更加全面。一方面由于食品供应的日益充足，2010年我国水果产量6658万吨，是2000年的2.211倍；油料产量2864.8万吨，是2000年的1.588倍。另一方面由于在外饮食的增加，粮食消费比重减小，购买量大幅度下降。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79.7公斤，比1998年下降40.5%；人均购买食用油8.5公斤，比1989年增长37.5%；购买牛羊肉、家禽、蛋类、鲜奶、干鲜瓜果等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在外饮食达到人均314.2元，比1998年增长4.7倍。衣着是两项基本生存资料之一， 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衣着支出534元，比2000年增长1.775倍，它的消费比重2010年为10.05%，由2000年的14.24%下降了4.19个百分点；衣着消费向时装化、名牌化、个性化发展的倾向更加明显，成衣化倾向成为主流。从衣着和食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满足基本生活的支出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满足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需求阶段已经结束，逐步向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阶段过渡。
 3、耐用品消费增长减缓
 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和洗衣机数量分别是81.9和92.2，比2000年增长1.44倍和1.07倍；拥有彩色电视机121台，比2000年增长1.52倍。上述数字表明主要耐用消费品逐步饱和，城镇居民家庭中用品消费特别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势头逐年减缓，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390元，比2010年下降3.9%，表明用品消费已经不再是人们消费的重点。
 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在传统电器降温的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一些新兴的家用耐用品正在取代传统电器的位置成为现阶段的“消费”热点。如：电脑、空调等。移动电话每百户拥有量从2000年1.7部到2010年每百户拥有34部增长20倍，增长幅度最大；在短短的五年间家用电脑的拥有量从97年的2.6台到2010年的13.3台增长5.12倍，2010年空调拥有量为35.8，比93年增加15.36倍。这充分证明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转变，新的世纪像洗衣机电冰箱这样的传统家用设备支出比重步入衣着消费的后尘，正在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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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交通、通讯支出持续增长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电子通讯、家用汽车价格的下调，移动电话及家用汽车已成为我国近几年形成的新消费热点之一。从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持续旺盛。
　　调查显示，2010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讯消费的比重为8.61%，比2000年上升了4.79个百分点；其中，2010年城镇居民交通消费的比重为3.31%，比2000年上升了0.82个百分点；通讯消费的比重为5.30%，比2000年上升了4.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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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住房消费比重上升较快
 居住方面的消费比重大幅上升，这是与我国住房及配套的工资制度改革紧密相关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健全，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人们用于改善居住环境方面的支出也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住房消费比重上升。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在全国57个城市对2.28万名城镇居民进行了买房意向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房改政策对住房需求的拉动效应已经基本释放，城镇居民中有74%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51%的人是为了扩大居住面积和改善居住条件，这说明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已开始从“有房住”向“住好房”方向转变。
 6、医疗及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比重上升趋势明显
 医疗制度的改革也导致人们用于医疗的支出增加，绝对支出额和支出比重都有上升趋势。2010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医疗支出343.3元，比2000年增加6.03倍；娱乐文教也是近几年来增长较大的一项。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娱乐文教支出为690元，2000年仅为194.01元，从2000-2020年，其所占比重从9.19%增至13.00%，绝对支出增加3倍多，教育投入的增加一方面表明了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还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投入的增加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反映出人们收入的增加。
 

 [删除]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1、收入分配不合理制约居民消费增长
 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首要因素。具体表现在：第一，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也偏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目前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不但低于发达国家55%的一般水平，而且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第二，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再分配中对收入的调节不力，城乡、行业、地区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分配行为不规范，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第三，三次分配中慈善捐助数量太少。导致的结果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1990～2008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从0.35上升至0.48。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低、购买力差，且占我国人口的比重最大。加之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不少人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心消费。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较低，有效需求并不高。特别是少数高收入者大搞奢侈消费，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容易误导消费者，影响正常消费。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增长缓慢，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大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突出问题之所以呈现出多年采取措施却长期未得到解决的态势，有其客观必然性和极其复杂性，今后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具有长期性、尖锐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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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共产品投入不足，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
 当前，我国正值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黄金发展期，也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偏低，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有所增加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1%～12%(发达国家一般在30%～50%，我国的水平甚至远低于印度、泰国等国的水平)，在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基础性公共服务方面投入相对滞后，直接导致居民预期消费支出增加，当期消费支出减少。特别是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上涨过快，而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体系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使得居民住房的消费预期支出大幅增加，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当期和未来消费。因此，应调整财政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增加公共支出，免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实现扩大内需、改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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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消费环境隐忧影响当前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
 随着对市场监管和整治力度的加大，市场秩序有所改善。但相关管理体制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使得我国消费环境还存在许多隐患，市场上消费不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2010年以来，海南毒豇豆事件，三聚氰胺奶粉卷土重来等都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乃至消费安全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部分商品掺假制假仍很严重，采用虚假广告、虚价打折、返券促销等误导消费者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村市场设施落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售后服务不到位等，严重影响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使消费者不敢消费、不放心消费，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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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新消费热点的形成和消费增长
 我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总体一直偏低，仅占40%左右，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好的长三角16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5%，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2%的平均水平和68%的世界平均水平。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缓慢，特别是社区商业欠发达，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大众化菜市场、早餐网点、主食厨房、经济型酒店、家政服务、洗染店、理发店、家电维修点、废旧物资回收网点等供给不足，存在“买菜难”、“吃早餐难”、消费不方便、不安全等问题，制约了城市消费的扩大。服务业发展滞后，有效供给不足，特别是教育、医疗、家政、金融、咨询等结构性矛盾突出，严重影响了居民享受服务消费的便利性。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其发展滞后也不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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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改进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建议
 扩大消费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从短期看，应继续实施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扩大消费应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为主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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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
 对于“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揽子鼓励消费的政策要继续实施并不断完善。特别是对电动车、提前报废车加大补贴力度，继续实施以旧换新；扩大下乡家电品种，提高补助上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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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改善消费环境
 构建安全放心、文明健康、公平公正、诚信友好的社会消费环境，为消费者营造想消费、敢消费的消费氛围。当前的重点是要抓住“衣食住行”等与广大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领域，完善消费市场的信息系统和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加大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监管力度，特别是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从源头上治理污染，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真搞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安全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同时，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虚假广告、制假售假、商业欺诈、欺行霸市等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振消费信心，促进安全消费。此外，还应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的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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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消费热点
 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消费领域会不断扩大，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新的消费热点会不断出现，这就要求我们及时调整产业、产品和服务结构，积极培育消费热点，提升消费结构。比如，随着“家电下乡”的推进，家电消费将成为我国农村消费的热点。这就要求生产出适应农村需要的产品，并保证质量和售后服务。近年来闲暇服务消费迅猛发展，旅游、健身以及各种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培育服务消费热点，应加大对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大幅度降低服务性消费成本，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消费水平，鼓励和吸引居民扩大服务消费，并建立准确可靠的服务消费信息系统和服务平台，让消费者能及时便捷地获得旅游、文化、体育、教育培训、电影电视、网络信息等服务消费，引导消费，创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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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从中长期看，扩大消费根本是要提高居民收入。按照十七大的要求，采取综合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一是要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二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适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和完善工资指导线，保证工资平均增速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大政府的货币化转移支付，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低保标准、抚恤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水平。稳定农产品价格和生产，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本地非农就业和回乡创业，增加工资性收入；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农业生产“直补”和社保补贴，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努力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收入预期，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

补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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