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
[摘 要] 人物形象要有血有肉，具有鲜明的个性，那样才有审美价值，那样读者才会相信，才会觉得他们就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之中。鲁迅的《孔乙己》，小说中塑造了孔乙己这一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
[关键词]人物形象；科举制度；命运；笑料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篇幅不长，全文不过两千多字，却成功地塑造了孔乙己这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人读后久久不能忘却。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是清末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教育的熏陶下，孔乙己鄙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者，以读书人自傲。好吃懒做，不会营生的他，不得已去做些偷窃的事，遭人嘲笑，被人毒打，却仍死要面子。孔乙己生活在麻木而又冷酷的社会环境中，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样冰冷的人群中，连一声微弱的抗议也没有。孔乙己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而至死不悟的旧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孔乙己这样的人物跟我们隔着一个时代，然而我们读了这篇小说，对他却是那样的熟悉、了解。我们不仅能描述他的衣着、相貌、举止、神态，而且能讲述他的思想、遭际以及他从人世带走的悲哀。孔乙己能给我们留下了如此鲜明、深刻的印象，看出了作者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是非常成功的。孙伏园曾问先生，在他作的小说中他最喜欢哪一篇，先生不加思索的回答是《孔乙己》[注释：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 .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一、严峻的生存环境与边缘的的身份
 我们是在鲁镇的咸亨酒店认识孔乙己的，咸亨酒店是孔乙己活动的重要场所。作者把自己的主人公安排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所以，对于咸亨酒店作一番了解也是必要的。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曲尺是大家所熟悉的东西，以曲尺状其形，既省笔墨，又容易为读者了解。在咸亨酒店，这曲尺形的大柜台便是社会地位不同的顾客的分界线。阔绰的长衫主顾可以“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做工的短衣帮则只能“傍午傍晚散了工”，“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纵使能买点下酒物，也无非是一碟盐煮笋或茴香豆之类。长衫和短衣，柜里和柜外，慢慢地坐喝和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小说的开始关于鲁镇酒店格局、酒客饮酒习惯的叙述，实际上是对孔乙己生存环境的描述与交代。这个环境有两个的基本特征，一是它的等级性：这里的人们按照他们的经济情况、身份、地位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没有多少生命尊严的穷人即“短衣帮”与上流阶层的有钱有地位的“穿长衫的”。可以说，金钱的多寡是划分等级的唯一标准。二是置身其中的人们的人格与道德准则的卑劣性：欺软怕硬，诚实与善良得不到尊重，缺乏对弱势群体起码的同情心。这样的生存环境注定了孔乙己的遭际与命运：他的善良、知识与弱者身份只能是人们引以自娱的材料。所以，每当孔乙己出现在酒店的时候，“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就成为这种生存环境下的必然情境。
 这个等级森严而且饱含着世态炎凉的咸亨酒店，便是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活动的舞台，是展示其悲剧性格的典型环境。
 然而孔乙己的可悲之处远不止这些，他的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其身份的边缘性：他“是站著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仅用十余字，便点出了孔乙己的尴尬处境。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被“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共同排斥的、游离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之外的边缘人，是一个被“悬置”于生活夹缝中的人。边缘人身份注定了他孤独无助形像，他不能依附于任何一方以获取支撑生存的力量，但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嘲弄他。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情景，当孔乙己形单影只地出现在酒店的时候，他就成为“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共同取笑的对象。
 孔乙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还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揭示出来的。鲁迅先生曾对友人孙伏园说：“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 .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无论是掌柜、何老爷、丁举人、众酒客还是“我”，均构成了孔乙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掌柜的唯利是图与势利冷酷，何老爷与丁举人的残忍狠毒，酒客的无聊与冷漠，“我”的轻蔑与鄙弃，共同体现了社会给予苦人的“凉薄”。他们同为“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他们本身又是病态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孔乙己悲剧的不幸根源之所在。更值得一提的是，丁举人与孔乙己本是同路人，却如此凶狠残暴地对待孔乙己，如此缺乏人性地施以暴行，这本身就是科举制度罪恶的最好注脚，也是对封建选拔制度的绝妙讽刺。
 二、掌柜与顾客的笑料
 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顾客都把孔乙己当作笑料，为了取乐，他们常常打趣、嘲讽孔乙己；为了自卫，孔乙己常与这些人“交战”。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场面来揭示孔乙己的内心世界。孔乙己是在酒客们的嘲笑声中亮相的。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既说“又”，就不止一次；既说“新伤疤”，必有旧伤疤。这说明了孔乙己经常被殴打。然而，孔乙己对此并不理睬。接着酒客们加强攻势，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先是含沙射影，现在是单刀直入，而且故意高声叫嚷。这回孔乙己不能再以无声战有声了，于是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污人清白……” 但很快便有人揭发说亲眼看见他偷了人家的书被吊着痛打。在真凭实据面前，孔乙己仍不服气，还要争辩，说什么“读书人的事，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在他的争辩声中，人们的笑更加开心、更加响亮、也更加肆无忌惮。
 “这是一幅多么可笑，然而又是多么可悲的画面！一面是灾难，痛苦和不幸；另一面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把‘乐趣’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无情，通过这幅‘可笑’而又可悲的画面，不是暴露无遗了吗？”[杨宏. 一个真实的多余人形象——《孔乙己》人物形象解读. 名作欣赏 , 2005, (06).]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孔乙己之所以被嘲弄的两个理由：一是他悲惨的生活境况、二是他那分裂性的价值观。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样，在一个以金钱多寡、权势高下为基准确立秩序的社会里，穷困潦倒、靠乞讨偷窃度日的孔乙己成为人们嘲弄娱乐的对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它服从于这个秩序的内在逻辑。
 三、脸上的伤疤与心上的伤痕
 孔乙己不仅脸上有条条的伤疤，心上也有累累的伤痕。人们的挑逗只触及他脸上的伤痕时，他还能还击、辩解；当触及到他心上的伤痕时，他便垂头丧气、无力争辩了。
 当酒客奚落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时。孔乙己是用“不屑置辩的神气”作了肯定性回答，但当人们接着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刚才还自我感觉良好的孔乙己便失去了精神支柱，像泄了气的皮球，“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联系下一个场景——孔乙己教“我”关于“茴”字的四种写法，连地位甚为低下的“我”也懒得搭理他——来一起阅读，我们就会深刻地领悟到这平凡场景背后的深长意味。“学而优则仕”，只有那种能使人捞个一官半职并带来荣华富贵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受人尊敬的知识。相反，不能使人官运亨通、不能给人带来现实利益的“没用”的知识不仅一钱不值，甚至连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大可置疑。一个穷叫化子的所谓“知识”连“我”这个小伙计都不屑一顾，更遑论其它。孔乙己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读书人”的身份之所以得不到确认，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知识不仅没能给他带来官位、“黄金屋”、“颜如玉”，相反却成为他贫穷耻辱的根源。在这里，鲁迅向我们揭发了我们这个民族那种认知观的庸俗性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理念使身为读书人的孔乙己的价值观产生了与自己实际境遇完全不符的可怕错位。小说中接下来的叙事告诉我们，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的“读书人”身份被孔乙己自己过分崇高化，从而导致他蔑视“下品”的工作，“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在这里，鲁迅实际上曲折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的悖论性与悲剧性：教育的结果不仅没能使受教育者的生存能力有所提高，相反，却使他们从正常人变成一个个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废人。假使孔乙己能够放下他那读书人的臭架子与虚荣心，脚踏实地，凭他的才能，靠买文买字赚个饭饱酒足毫无问题。关键是，面对一个占压倒性地位并遮蔽一切的时代思潮，象孔乙己这样的弱小的个人是很难超越其局限性与统治性的。于是，孔乙己的个人性的生存悲剧便成为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命运的写照。正如余华所说“他不是天生的废物，但被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从思想到身体都毒害得得残废不堪……”[余华.余华谈孔乙己.鲁迅研究月刊, 1999, (08) :69.]
 四、热心与善良的一面
 在展示了孔乙己在封建文化浸染下所形成的懦弱、懒惰、虚荣、要面子等负面性格之后，鲁迅又用一种悲悯的情怀向我们展示了孔乙己天性中的热心、善良的一面。这就是关于孔乙己教小伙计写“茴”字和把茴香豆分给周围孩子吃场景设置的用意所在。
 当他问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字是怎样写的，小伙计认为孔乙己不配考自己，把脸别了过去。“孔乙己等了很久，很恳切道，‘不能写罢？……我教你，记着！’” 孔乙己的态度是很耐心的，说话的语气是“很恳切”的，可见孔乙己主动教小伙计是诚心诚意的，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对小伙计不耐烦的表现，孔乙己不是生气，而是“叹了一口气”，显露出来的不是不高兴，而是“极惋惜的样子”。这些描写，足以表现了孔乙己帮助他人的热心。
 孔乙己虽然穷，但他还舍得把自己可数的几粒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吃，尽管每人只有一粒，但也足以表现出他的善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庸众“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人道主义立场，从而使我们体会到一个深爱着自己民族与人民并关注他们命运前途的伟大作家所具有的高贵良知。
 五、活着与死去
 孔乙己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并成为人们谈论的时候，只是因为他“欠了酒店的十九个钱”没还，而他被举人老爷打折腿的故事又一次给无聊的酒客们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给人带来快乐但又没有人真的在意这份快乐：“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乐，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腿，用手爬到酒店，掌柜见面第一句仍是“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时说的也是这句话，到了第二年端午，掌柜说的也是这句话。平时在咸亨酒店活泼不得的小伙计，“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按说小伙计是惦记孔乙己的，可事实并不如此。只有在掌柜结帐时忽然提起孔乙己长久没有来，小伙计“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就是说，他这以前他并没有想过孔乙己。至于短衣帮，他们对孔乙己的命运更是漠不关心的。下面是他们对孔乙己不幸遭遇的一段议论：
 “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了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是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
 孔乙己和命运到底怎样？一句漫不经心的“谁晓得？许是死了”，透出一股刺人的凉气，说明了他们对孔乙己的冷漠。
 他是带著对这个世界的“亏欠”远走的，没有人会记得他的“给予”：他的存在曾经给那群无聊而卑劣的人们带来的“快活的空气”。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我们能够想象鲁迅先生在写下这句看似平淡实则寓意深刻的结语时的悲愤而绝望的心情。“大约”与“的确”并列，这种关于孔乙己之死的矛盾性判断，十分恰切地概括了孔乙己终其一生的模糊性存在：不仅他的“生”是模糊的（他没有自己确切的名字，他的生命的意义仅止于作为看客们无足轻重的笑料，在这个世界上他永远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从未取得过主体的身份），就连他的“死”也是不可确定的，况且，酒店里的人们又有谁会在意孔乙己的死活呢？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他同友人许寿裳共同探讨国民性问题，在涉及“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们共同的见解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许寿裳日记 (四十年代)有关鲁迅部分摘录.鲁迅研究月刊, 1998, (03):54.

参考文献：
 1、鲁迅.孤独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版.1998,(03).
 2、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
 3、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往何处去，不知自己为何物，活着无足轻重，死了很快被人遗忘。鲁迅用孔乙己的故事完成了关于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况、命运际遇的深刻寓言。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