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高阳通俗历史小说的艺术成就
 高阳对历史自小就有着浓厚的兴趣，高阳出身于书香世家。他是在“书堆里长大”的。他的祖先是清朝举人，有八个儿子，其中七子都金榜题名。皇帝赐给许家“七子登科”的金匾。高阳的祖父是清朝的翰林。他的母亲饱读古书，对他创作历史小说的影响最大。高阳的母亲对他管教很严，常常给他讲历史故事，教他读古书。有时母亲为了让高阳好好读书，常常守在高阳身旁。这种家教环境，养成了高阳自幼爱读书的习惯。他常常搂着厚厚的一部历史书，找个僻静处，坐在藤椅上，一读就是一天。在自幼博览家中藏书。长篇历史小说《李娃传》的问世，使得高阳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地位得到肯定。在台湾、大陆、香港及其它华语地区都拥有众多读者，所以，他的历史小说享有“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誉。何以可以做到文学之真，超越历史之真，并为大家所认可，接受？总之，高阳的通人历史小说题材极为广泛，各个历史年代，尤其是清代社会的在他笔下有大量的反映。高阳通俗历史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与艺术真实的有机融合

 在他小说的人物形象中都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让我们可以在小说中重新感受到历史的真实画面。这也是他对于历史和小说的一种想兼得鱼与熊掌的愿望，他认为历史的一条绝对法则是求真，而小说作者对于人物的处理，则具有完全的自由，这也是小说的一条绝对的法则。像他的小说《李娃》，他就把这一法则发挥到了极致。在白行简的《李娃传》中，写天宝年间长安名妓李娃，认识了常州赴试书生郑禾，两情相悦，后来因为钱财耗尽，为鸨母所逐，沦为乞讨。后李娃巧见，委身许之，出资助读，终入试及第，后随夫出使成都，并封为洴国夫人。这故事在元曲《曲江池》和明本《绣襦记》中也有记载。高阳却觉得原作的结局未免俗套，给它动了动“手术”，改为李娃为郑生着想，想起自己的身份会阻碍郑生的前途，最终选择离开情郎，还以陶渊明的诗句勉励郑生。高阳认为，真人真事，通过小说的技巧，剪裁增删，必非绝对的真，就算是自传体的小说，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与吴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在他“朝拜历史殿堂”的艰难行程中，不幸半途折返。但即使只走了半程路，他也大有收获，对历史与小说有深切的领会。他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找到这种两全。他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之中。让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可以尽情感受历史画卷中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宏大叙事的背后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并非皇亲国戚，作为一个普通人，该有怎样一幅历史面目。在历史教科书之外，高阳用他的想象告诉我们，原来他们这样活过。
　　
　　二、赋予历史人物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

    阳通俗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在历史中虚构人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高阳在塑造《少年游》中的主人公周邦彦时，把北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与人物的生平交织在一起，使得作品具有很强的北宋时代的时代感。又如，在《汉宫春晓》中，作者在描写王昭君的言行举止时，巧妙地将其放在作者特意营造的特定的汉代社会氛围中，于是析为鲜明地显现出王昭君坎坷的命运。在他的历史小说中也擅长刻画女性形象。在历史中虚构人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历史小说就应合乎历史和小说的双重要求，小说中的人物在要求其生动、突出的同时，还要求他们要符合各自时代的特点，在五光十色的历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不光是在服饰、妆扮上的不同，他们的人生哲学、情感状态也不尽相同。高阳是“将正史当作野史写，将野史当作正史写”。他将历史与小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读者在他的小说中既看到历史的画面又含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使他的作品在展示历史画卷时充实而不空泛，形象生动而不枯燥
　　
　　三、重视历史画面的细节渲染。

     文化是历史联系的纽带，是渗透于历史之中的精魂。在以小说写历史的过程中，高阳格外醉心于文化的追求，力图使自己的鸿篇巨制具有比较高的文化品味，以别于坊间通俗文学读物。台湾学者杨照在评论高阳历史小说特点时指出：“铺在故事底下的文化、社会衬垫，是历史小说叙述的整合有机部分。”高阳的历史小说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历史文化小说”，是一种以文学形式所表现的“历史民族志”。为了求得文化的意蕴，在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时候，高阳往往不惜以大量的篇幅描写和介绍历史上的典章制度、饮食服饰、礼仪风俗等，力图反映中华民族的“整套的生存式样”，提供一座绚丽壮阔的中华民族的风俗画廊。
 细节的真实与否，关系到作品的成败。高阳在描写细节时采手了两种手法。其一，善用于捕捉典型细节，从中窥视时代的本质。比如光绪皇帝为防偷听，心神不宁等细节描写，将日趋没落的清王朝尽显眼底。其二，善于透过生活细节展现特定社会景观。
 他对清王朝的社会和官场现象，剖析的非常透彻，对他们的文物典章、君臣礼仪、宫廷设置等等都了若指掌，对人物心理的变化也细细描绘，合乎情理，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俗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单世事洞明其实并不难，单人情练达，也非难事。但是能同时做到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阳却能在这两者之间游仞自如，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用文字娓娓道来，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他的小说，几乎写尽了中国历史上的传奇故事，成为台湾文坛的翘楚。他的文学成就正像如下的一句评语“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他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之大，足可见之。
   
 不难看出，高阳历史小说的取向，在内涵和目标上非常接近二新近崛起的人文史学，均旨在生动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合幅式场景，使历史普及于社会民众。但二者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因为人文史学毕竟属于史学的范畴，它可以有比较活泼的叙事方式，但甚至在细节上也不允许有虚构的成份，其叙事及是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之上，只不过更为关心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主价值取向，更强调人的因素而已。高超的历史小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写活历史，然而它毕竟包含着虚构成份和作者的想象，是重新组合、拼装过的历史，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
 因此，高阳的历史小说在定位上虽是文学作品，但与史学著述已非常的接近，放宽一点说它已是文学与人文学的中间形态，具有很大的“史”的意味。这部分取决于高阳丰厚的史学素养，部分应归因于他以考证入小说的独特写作风格。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形象的历史精神食粮，以之陶冶性情，增加知识，弘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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