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曹诗歌艺术的特点
   汉末魏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此时期作家众多，诗作丰富，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形成“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曹氏父子（三曹）、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琰，而独以三曹成就最高。     
建安时代，汉末的动乱现实一方面给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们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因此形成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这时期，由于儒学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重感情欲望，重个性表现，诗歌创作完全是抒一己之情怀，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叙事为浓烈抒情所掩盖，写景的目的也是为了抒情，写得感情浓烈，反映了社会的动乱残破，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追求词采华美但又不假雕饰，情之所至色彩缤纷。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反映汉末社会的动乱现实，表现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风格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缠绵悱恻，多以乐府写游子行役、思妇怨别，风格别具一格，一改乃父。其诗歌语言通俗清丽、质朴自然、有明显的民歌倾向；曹植为建安诗歌集大成者，曹植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时期，前期表现政治抱负、追求建功立业的情志，兼及贵族文人的生活情况，诗风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后期主要抒写对个人命运的失望，以及向往自由、反抗迫害的情调，风格趋于悲凉，常用比兴、象征手法写成。曹植的诗歌标志着乐府歌辞的文人化。因此，从文学创作来看，“三曹”诗歌的艺术特点为：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缠绵悱恻，曹植的诗歌慷慨多气。
 一.曹操诗歌的艺术特点
曹操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开创了“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曹操诗歌有直面现实人生的写实方向，他的诗有一种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诗特别能表现出他的个性，有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本色质朴但抒情浓郁，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悲歌慷慨，气韵沉雄。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如《步出夏门行》：“东临竭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些诗都写得高远阔大，气势雄伟，有君临天之气度与坚若磐石般的信心和意志，能激发读者积极向上的奋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曹操开创四言诗的新境界（1）。曹操今传诗作皆为乐府诗，而且是“以乐府题叙汉末事”，有“乐府自东汉以来，文士始多仿制，然大都不过一二篇，其风未盛也。乐府既不采诗，民歌来源，根本断绝。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人乐府，斯为极盛。”的说法，他多用乐府旧题叙汉末实事，也有少数自拟新题之作，如《对酒》等。借古题以写新事的，如《蒿里》，乐府旧辞皆为挽歌，曹操却用其悲凉苦恨之调，创作《蒿里行》，以写汉末动乱，前者叙董卓焚烧洛京迁民西入关之事，后者写诸侯起兵伐董卓而内讧事，生动地再现了民生凋敝的苦难现实：“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自曹操首开以乐府古题自作诗的风气之后，建安诗人遂风起效仿，而且启发了后人，如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等，都是沿着曹操直面现实人生的写实方向发展起来的。其次，动乱板荡的时局，戎马倥偬的经历，统一天下的雄心，交织在他的诗歌里，形成了他古直悲凉、慷慨沉雄的艺术风格。鲁迅称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二.曹丕的诗歌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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