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
【摘要】学者们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对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有相当大的帮助。他和古代文学的关系相当密切，受其影响颇深。所以我们研究现代文学要以古代文学为基础。
【关键词】继承  搜集  研究 编纂

一、现代文学与作品的关系
现代文学研讨,离不开作家作品的研讨,而许多现代作家,古代文献学素养深沉。杜泽逊先生曾说:“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只学贯中西,而且博古通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沉的古典文献涵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涵养为他们的著作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讨之必要的。”
 1、现代文学整理离不开对作品研究
 面对这样的研讨对象,假如我们缺乏足够的古典文献学问,关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如何可以真正了解呢?就说鲁迅吧,他不只是一位巨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有人曾经梳理了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之间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认识到鲁迅与清代朴学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络。鲁迅反对“整理国故”,但他“整理国故”的成果却非普通人可及。有人统计,光他整理的比拟完善的各类古代文献,就多达22种。新近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收录了鲁迅辑录整理的如下著作:第1卷:《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第2卷:《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第3卷: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会稽郡故书杂集》、《范子计然》、《魏子》、《任子》、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载》、《岭表录异》;第4卷:《嵇康集》、《沈下贤文集》、《云谷杂记》、《说郛录要》,附《百喻经》校本。假如没有深沉的古文献功力,鲁迅不可能获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鲁迅辑佚、校勘,极为用功。单就《嵇康集》而论,光工作本就有四个,而用以勘校的本子,简直包括了国内一切的版本。佚文的辑录,词句的校勘,版本的鉴别,史料的编排,目录的编制,鲁迅完整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要研讨鲁迅,这一局部就不能呈现空白,但有几研讨者真正具备深化研讨的素质呢?假如没有像林辰、王永昌这样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学功力雄厚的学者联手,消耗二十年的时间,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还不知要等到何时!作为普通的研讨者,假如我们没有相当的古代文献学素养,这些著作恐怕即便读过了也难解其中三味。不光关于鲁迅,关于其他的研讨对象常常也是如此,叶圣陶注过《十三经》,郁达夫写过很多旧体诗,郭沫若在古代文化研讨方面广有建树,不懂古代文献学,就不能对他们有全面的理解。实践上,现代作家的这一文化侧面,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研讨空白。在此意义上,有人以为,“无论是研讨古代学问还是近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学问。没有文献学问,就无法深化研讨。”
 2、现代文学离不开对古代文献研究 。
 现代文献史料的整理研讨,也离不开古代文献学。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讨工作的随想》中说:“在古典文学研讨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资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讨者必需控制或停止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讨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惹起人们的应有的注重而已。”如今,许多现代文学的研讨者曾经认识到了史料的短板对整个研讨形成的阻滞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史料文献问题,开端成了现代文学研讨的热点,陈平原、杨义、钱理群、严家炎、孙玉石、刘增杰、刘跃进等许多知名学者,纷繁撰文发表本人的见地,有人还把2005年命名为“史料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建立和研讨离不开对古代文献学的自创,这曾经是一个不需再讨论的共识了,解志熙先生数年前提出的现代文学研讨“古典化”的观念,也逐步为大家承受。
理论倡导固然能进步人们的认识程度,但关键在于文献材料的实在整理。关于现代文学文献材料的整理,在以往的研讨工作中曾经获得了一些成果。现代文学研讨的局部先驱,对材料整理十分注重。早在三十年代,阿英就着手编撰了《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36)等材料性书籍,后来还努力于晚清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赵家璧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的组织,唐弢先生对新文学期刊的搜集,郑振铎先生对各类书籍的珍藏,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建国之初,社科院的文学研讨所、上海“现代文学期刊结合调查小组”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等单位,都着手停止期刊材料的清算,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端就被政治运动打乱了。新时期以来,有识之士又展开了材料的搜集和调查,《中国现代文学史材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讨材料丛书》等书系的出版启动,阐明材料建立开端归入到系统化的轨道上,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工程后来堕入停滞。假如我们加以调查的话,就会发现,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每一点成果,都与“古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式分不开。但是,在总体上,文献史料的单薄至今依然是现代文学研讨的软肋。对此,刘增杰先生有一个切中关键的评价:“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讨的单薄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运用史料时粗心大意,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注重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运用第二手材料,从而堕入他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杂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线,毁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讨运转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阐明就职意删改原作,形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结果。”[3]形成这种场面的缘由很复杂,比方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尚短,长期战乱,政治干预,市场干扰,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局部现代文学研讨者本身古典文献学学问严重缺乏。
 二、现代文学与古代文献的关系
　　文献学方面的运作,自汉代就曾经开端了。这样的传统被清代学者顾炎武等继承,他们在古籍整理方面获得了卓著的成就。尔后余响不绝,终于成就了清代朴学的繁荣。以惠栋、江声等为代表的吴派,以江永、戴震等为代表的皖派和以王念孙、焦循等为代表的浙派,彼此照应传承,一时蔚为大观。
 1、现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献的类似之处
古代文献学阅历这么长时间的开展,曾经积聚了一套成熟的学问和操作标准。从文献学传统来看,它主要包括辑佚、典藏、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编辑、注释等根本范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一开端就自创了古代文献的研讨和整理办法。在理论研讨上,作为现代史料学的第一部、简直也是独一的专著,朱金顺先生编撰的《新文学材料引论》一书,就是在充沛吸收自创古代文献学研讨成果的根底上写成的。该书分为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篇、版本、校勘与目录等五章,无论在内容的设置上,还是在办法的阐述上,都自创了古典文献学。最近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些讨论性文章,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标准上,也都表现出对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崇尚。不只如此,一些现代文学研讨者还运用古典文献学办法,对现代文学史料停止整理。比方,《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志芳、俞元桂等)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韩之友等)的编制,很明显效法了传统的目录学。在辑佚方面,许多当代学者常常向朴学巨匠学习,很舍得下功夫。为编《师陀全集》,刘增杰“以数年之力,多方扩展查找线索,加上师友相助,终于根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20篇,散文(包括散文诗)49篇,诗歌10首,长篇小说(未完)2部,论文等25篇,共约50万字,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4]为编《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耗时数年,“共辑录于赓虞诗文367篇,其中从于氏诗集中集录者146篇(包括2篇序引),新辑获的佚文221篇”[5]等等,不一而足。在版本与校勘方面,学者们也十分注重效法前贤。为编《废名集》,王风广收版本,大都选用初版为底本,然后用多个版本停止汇校,“废名在世时呈现的一切版本,包括手稿、报刊版、编集后各版次,如小说,不断到1957年《废名小说选》,一概逐字通校;身后亦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呈现的版本因作者所未见,仅供参校。”[6]这样一来,整理所消耗的精神,自然是十分宏大的,“以废名区区二百万字平生所作,有限的版次,工作量之大仍然让人不堪回首,如《桃园》一集,报刊版加四个成集版,就需校阅五次,逐条撰写校注。”[6]而且,王风综合运用了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办法,完整是“朴学”做派。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选取了《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八部现代长篇小说名著,将它们的版本网罗殆尽,全面汇校,并加以研讨。以上这些研讨成果,正是由于自创了古代文献学的办法,才使得无论在史料的钩沉上,还是在版本的校勘上,都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目前,这种“古典化”学风在现当代文学研讨界曾经渐成气候,孙玉石先生把现代文学研讨能否古典化,看成研讨能否完成标准化的重要指标,并倡导学界构成一种注重史料、注重考据的学风,“不是普通的注重史料,就是真得要花时间,来做一些属于古典文学应该做的工作。由于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你说曾经到达了成熟,我还不大供认。好多东西还不标准,随意性还很大。能够不看史料,即便看史料,也能够翻烙饼一样,今天能够这样说,明天又能够那样说。要真正到达成熟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依照古典文学那种科学化的研讨办法归入到一个正的轨道上来”。
 2、现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献的不同
当然,虽然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古代文献学有十分多的类似之处,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二者还是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同。古代文学普通没有手稿,现代文学呈现了手稿问题,最可信的或许不是初版,而是手稿了。现代文学作品普通首先发表于期刊杂志或报纸副刊,这种状况在古代没有呈现,因而,现代版本、校勘又多了一个重要环节。古代文学不存在标点和分段,标点和分段就不属于校勘学内容,而属于后人关于古典文献的整理范畴,而在现代文学文献学中,此项工作完整属于校勘学的问题。由于自《狂人日记》开端,标点、分段都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修辞手腕,不留意这些就可能惹起作品意义的变化。古代文学的校勘需求训诂、音韵、文字及其他古代文史学问涵养,现代文学在此方面请求变低,但又呈现了简化字、俗体字、方言等新问题,许多文本还与外国文化关系亲密,这又远不是过去的章句之学所能应对的。随着言语方式和书写工具的开展,现代以来作家的产量明显进步,个人专著动辄就以数百万字计,古人的作品在数量上普通比拟少,校勘起来工作量要小得多。由于各种缘由,现代文学版本比古代更为复杂,版本差别不再仅仅是讹、脱、衍、倒、乱的问题,大面积删改乃至局部重写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刘增杰先生还针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辑佚、考证和编排,归结出了五种新的状况:“一种状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标题相同实践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状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状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践上却是不同作者。第四种状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本人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规避日伪的虐待。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分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状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状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8]面对这些崭新现象,我们也不能倚靠着古典文献学的宝藏节衣缩食,而要不时依据新情形,在充沛吸收自创古代文献学营养的根底上,发明出愈加顺应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讨需求的现代文学文献学。
 三、现代文学研究历程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间的风云变幻，一百年间的波澜激荡，让人不时会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基本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始终为正常的学术界所重视，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文学观念的更新而跌宕起伏。文学史料具有其不可或替的独特价值，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1、新中国成立前的整理
 20世纪的文学研究首先就是从资料工作开始起步的。譬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系统地辑出当时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排比考订，细心辨析，基本上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概貌。几乎同时，鲁迅亦致力于古代文学史料的钩沉整理，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所取得的成就。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过去，具有新锐眼光的出版家赵家璧先生组织文学艺术界的同仁编纂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五四”文学革命至1927年期间的“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诸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作了“整理、保存、评价”。
 2、新中国成立后的整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在中国文学的资料整理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即以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而言，建所之初，文学所就确定了这样的总的工作方针，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这里所说的“研究、整理和介绍，”实际包括了文学研究、史料整理以及普及工作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普及工作，我在《尔来倏忽五十年——文学研究所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一文中作了系统的介绍。限于篇幅，有关文学所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工作语焉不详，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文学研究所强调理论而忽略史料。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历来为文学研究所高度重视，被视为建所之本。1960年初，周扬同志到文学所考察工作，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1965年，周扬同志再次就文学所的研究工作重心提出建议，强调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认为这是关系“文学所的存在”的问题。
从事“大中型”项目，图书资料建设是基础。为此，文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是钱锺书，成员有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几位专家，协商采购、进书、编目、典藏等事宜。迄今为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45万册。古籍特藏、现代善本以及5000余册剪报构成了文学研究所资料建设的主体。从古籍特藏看，到“文革”前夕，文学研究所古籍藏书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如宋刊本《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元刊本《古乐府》等，可谓镇馆之宝。此外，周曰校勘初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程甲本《红楼梦》以及《镇海春秋》、《五更风》、《闪电窗》等明清小说均为海内孤本。至于弹词宝卷，更是多达600余种，国内外收藏似无有出其右者。所谓“现代善本”，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出版的图书、报纸。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以及书报自身的风化剥落，很多书报已经失传。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海内外稀见珍本。至于报刊剪报，更应特别叙及。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从1950年以来的百余种报刊中，挑选重要论文，按文学专题和作家作品分类剪贴，迄今已积累报刊资料5000余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正是依托着这些资料，文学研究所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文学史料丛书。举其要者，如1954年郑振铎召集吴晓铃、赵万里、傅惜华等人主编影印《古本戏曲丛刊》，到1964年已经出版9集。1982年，在文学研究所主持下，重建编辑委员会，继续开展辑印工作。这套丛刊汇集了我国古代戏曲之珍本和孤本，极大地方便了戏曲研究者。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叶到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所先后发起组织编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以及《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文学选本及资料汇编。此外，还系统编纂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等等，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四、从出版角度看现代文学整理
 如果再从出版界的角度看，50年来，由各地出版社、特别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龙头，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
 1、50年来陆续整理出版大量文学总集
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言，陆续整理、影印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研究资料汇集，已经或陆续问世，蜚声海内外。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历代文学典籍，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譬如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古小说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山川风物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四库别集选刊”、“清人别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等。浙江古籍出版社“两浙作家文丛”等。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等，有些虽然不能说全是文学典籍，但是与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经出版了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受到学者的欢迎。其实有些工具书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专著，比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袁行云《清代诗集叙录》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从事文学史料研究，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我相信，任何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尽管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无疑都会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上述各类经过认真系统整理过的文学史料。如果要想把我们的文学研究事业推向更高境界，不用说，史料是基础。这几乎是一种常识，但是常识性的东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这种常识性观念的宣传工作。
 2、文学整理要重视史料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史料工作已经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个人觉得应当在下列四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第一，拓宽疆域，扩大队伍。原始资料的汇集、研究成果的整理、海外华人文学的资料、域外汉籍的清点等，都应当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第二，加强联系，扩大宣传。文学史料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及各个专业协会的联系。第三，推动立项，争取资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上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也有几千万元，但是，在指导性的研究课题方面，可以说没有文学史料的一席之地。似乎重大课题往往都是那些高屋建瓴的通论著作。其实，《甲骨文合集》等又何尝不是重大项目？第四，自身建设，立足之本。这里应当强调文学史料整理的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所谓系统化，就是注重大型史料库的建立。所谓科学化，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从事文学史料的整理。这方面，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着比较成功的尝试。譬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设立研究小组，先后创立多种文献资料库，包括《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十三经注疏》资料库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收录103部典籍，共约800万字。他们又快马加鞭，编制《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现已经出版多种。这些资料，学者及时充分地加以利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功效。当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7年也陆续建立起全文检索资料库，整理了《全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等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大多养在深闺，并没有得到广大研究工作者充分重视，更不要说有效地利用了。所谓理论化，就是从理论的层面总结以往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学史料学体系。
一百年的经验教训，一百年的辛勤探索，人们对于史料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文学史料学能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9页。　
[3]刘增杰:《论文献薄弱的四个因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14页。
　　[4]刘增杰:《〈师陀全集〉编校余墨——兼及现代作家文集编辑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220页。
　　[5]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26页。
　　[6]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51页。
　　[7]孙玉石:《积极倡导 努力落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113页。
　　[8]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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