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历程

(一)提出阶段

(二)调整阶段

(三)全面修订阶段

二、新资本协议的主要新内容

(一)监管框架更完善、科学

(二)风险权重的计量更准确

(三)风险认识更全面

(四)主要创新——内部评级法

(五)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

三、新资本协议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冲击

(一)使中国银行业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

(二)使中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三)严格遵照新资本协议有可能导致信贷紧缩

(四)建立完善的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体系是新协议实施的最大挑战

四、我国银行业为迎接新资本协议应作的准备

(一)必须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

(二)必须切实完善我国银行监管制度和提高银行监管水平。

(三)必须逐步提高我国银行风险管理能力。

(四)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信息的有效披露。

(五)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专业人才的建设。

内 容 摘 要

 经过全面修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是国际金融环境不断变化与银行业风险监督不断完善的产物，该协议的实施将对国际银行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文首先回顾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新资本协议相较旧资本协议的新内容及其对国内银行业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出我国银行业迎接新“游戏规则”的挑战必须做的准备。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国银行业的挑战

当前，影响全球金融界最为深刻的风险管理原则，当属巴塞尔《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充足率框架，现在普遍称之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个新协议从1999年6月提出草案，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先后三次征求意见，最终于2004年6月26日定稿。经过全面修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金融环境不断变化与银行业风险监督不断完善的产物，该协议的实施将对国际银行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并且将在2006年实现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必然要逐步实行新资本协议提出的相关规则。充分认识和把握新资本协议的实质与要求，针对该协议采取措施，做好实施该协议的各项准备，是当前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适应国际金融业风险管理发展和中国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发展历程

1975年由西方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在国际清算银行总部瑞士巴塞尔倡议建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就有关银行国际监管事宜，制定了一系列巴塞尔资本协议。纵观该协议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提出阶段。巴塞尔协议产生之际，正是全球银行业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银行业务的全球化、80年代初爆发的国际债务危机、新的融资工具和融资形式层出不穷，均要求有国际统一的标准来管理银行。在这一背景下，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订了第一个全球金融界的“游戏规则”——《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对十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 Active Banks）提出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份协议的推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建立国际银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调整阶段。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其广泛运用，在1988年资本协议片面强调资本充足率的观点影响下，一些银行发生了重大损失，如1993年底资本充足率远超过8%的巴林银行，1995年1月还被认为处于安全期，该年2月末就破产并被接管，促使银行业人士开始关注市场风险对银行的影响。这一阶段主要有三个文件来完善旧资本协议：1、《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其核心内容是必须对市场风险进行量化并计算相应的资本要求；2、《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提出了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大原则；3、《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突出强调了操作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同时对利率风险的管理也提出了要求。

第三阶段：全面修订阶段。上述补充规定与报告都是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发展与完善巴塞尔资本协议，但缺乏对银行监管的整体思路和方法。况且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中还存在诸多与当前金融环境不相适宜之处。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决定对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进行全面修改，并于 1999年6月发布了修改后的资本协议第一稿。2004年6月26日，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计划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是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是随着金融实践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是逐步得到更多国家及金融机构、金融组织认可和实行的过程。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业务的拓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一国际银行界的新“游戏规则”将对国际银行业的稳健经营、有效运行与公平竞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新资本协议的主要新内容

新资本协议力图更加全面而敏感地反映银行风险，其主要目标是实现继续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更加全面的风险处理方案；使处理资本充足率的各种方法更为敏感的反映银行头寸及其业务的风险程度。与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在内容上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更新：

(一)监管框架更完善、科学

旧协议在信用风险的监管上是以单一最低资本金(Minimum Regulatory Capital Requirement)为标准的。新资本协议除继续这一要求之外，还增加了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Supervision Review of Capital Adequacy)和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来对银行风险进行监管，形成了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三大支柱”。其中，最低资本是核心，监督检查与市场约束是最低资本的必要补充手段，三个“支柱”必须协调使用才能真正体现新协议的精髓，而这也是新协议区别于1988年协议的核心之所在。

(二)风险权重的计量更准确

旧资本协议以是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为决定国家风险权重的标准，而对企业无论其信用如何风险权重均为100%，这种标准划分方式有悖于实际情况。新资本协议则使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主权政府、银行和企业的风险权重，同时，此三大主体风险权重的确定还需与若干国际标准相连，如银行的风险权重要与巴塞尔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挂钩。

(三)风险认识更全面

旧资本协议主要考虑信用风险，而新资本协议则认为银行面临着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它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法律和声誉风险）。新协议指出的风险几乎囊括了银行所要面临的一切风险，并且对各种风险都相应有一个资本标准要求，以保证银行资本充足性能对银行业务发展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引起的风险程度变化有足够的敏感性。

(四)主要创新——内部评级法(The Internatio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简写为IRB)

除标准法外，新资本协议允许银行运用内部评级法来衡量和测算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使新的监管规则有一定的灵活性，有利于吸收现代大型银行管理风险的各种先进经验。所谓内部评级法就是以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作为主要参数计算资本，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敏感度。内部评级方法对每一类风险都考虑了三方面因素：风险构成因素、风险权重函数和最低资本要求，核心是对风险构成因素的评估。

(五)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

新资本协议对市场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说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体现。在新协议中，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强调了有关风险和资本关系的综合信息披露，监管机构要对银行的披露体系进行评估，而巴塞尔委员会则致力于推出具有统一标准的披露框架。

三、新资本协议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冲击

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将会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终将发展成为国际协议和国际标准。中国正积极地参与国际化的进程之中，生效之后的新资本协议必然会成为监管当局监管国内各类商业银行的基本依据和原则之一。毫无疑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过程，既是中国银行业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全面改进风险管理的一次机遇，也是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借鉴国际监管经验、提高风险监管水平的一次机遇。

然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形成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出于不同的利益，在具体条文的拟定上出现了许多分歧和冲突。同时，新资本协议主要考虑的是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的需要，并且是在十国集团国家内部通过谈判达成一致的。不可避免地，新协议对正处于改革阶段的中国银行业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一)使中国银行业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

根据近期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披露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经营数据，中国银行业的资本金不足问题是比较明显的，而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将使得资本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因为新资本协议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覆盖的信用风险之外又扩展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领域，同时新协议对于风险的衡量更为敏感，一些原来资产质量欠佳的银行对资产风险的衡量更为清晰。如果要实施新的资本协议，预计可能会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金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国际性的要求，将必然影响到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

(二)使中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新协议实施之后不同银行之间所需配置的资本金的差异带来的市场竞争能力的显著高下之别。新资本协议提供了比较灵活的、可供选择的风险衡量方式，而越复杂的风险衡量方式所需要配置的资本相应更低，这实际上直接将风险管理水平与银行最宝贵的资本挂勾, 由此形成对资产质量欠佳银行的经营压力。新资本协议的这一内在特性在银行争夺风险评级较高的优质客户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风险管理能力强、资产质量相对较好、客户基础相当优良的先进银行，在新协议下能够节省相当幅度的资本金，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明显的主动。

(三)严格遵照新资本协议有可能导致信贷紧缩

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严格遵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而不及时注入新的资本金，那么银行为了达到新协议的资本金要求必然会加大对不良贷款的处置，同时因为资本金不足而减少新的贷款投放。另外，在严格的风险管理框架下，一些风险较高的企业可能难以获得银行的贷款。这些因素可能在客观上形成一种信贷紧缩的趋势。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显现出在新资本协议正式实施之前及时补充银行资本金的急切性。

(四)建立完善的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体系是实施新协议的最大挑战

国际金融学院（IIF）将新资本协议核心之一归结为内部风险评级体系，从风险管理的实际操作来说，这一界定是合理的。从发达国家国际性大银行的经验来看，内部评级对于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金融工具价格的决定提供重要依据；作为提取坏帐准备金及经济资本的分配基础；为客户综合授信提供依据；为管理者风险决策提供参考。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比，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不论是在评级方法、评级结果的检验，还是在评级工作的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评级方法偏于定量化简单化，风险揭示严重不足；基础数据库有待充实，评级结果有待检验；评级结果的运用十分有限。

由于以上负面影响和技术难题，在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的信中，明确表明“经过认真考虑，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底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我们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

四、我国银行业为迎接新资本协议应做的准备

虽然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但是，这里所说的老协议，绝不是百分之百的老协议。银监会已出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已经在很多方面积极借鉴了新资本协议的内容，将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包括在内。

从发展方向看，金融全球化内在地要求金融监管标准的全球化和一致化，这是难以动摇的。从法律意义上说，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具有习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特性。中国当然可以不在其预定的期限之内遵循新资本协议，但是，当中国的银行进入国际银行业市场开拓业务时，巴塞尔协议的这种法律特征会直接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

我国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到较大冲击，与我国金融业当时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没有完全融入国际金融环境有直接关系。如今，我国已加入WTO，到 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把触角伸入中资银行业务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国银行业必须做好迎接新“游戏规则”带来的全面挑战的准备。

(一)必须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

最低资本充足率是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的核心。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04年末，中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7.51%，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6.13%，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五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只在8%左右，都在新资本协议要求的8%“及格线”上下，而且这都是按照旧的计算方式统计。若采用新资本协议的新计算方式，以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将进一步降低。为此，我国银行一要从内部补充资本：强化内部约束，提高资产质量，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力度，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自我积累能力，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二要利用外部渠道补充资本：力促股东增加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债，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可发行股票等。

(二)必须切实完善我国银行监管制度和提高银行监管水平。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是以行政监管与人治监管为主体。这与新资本协议要求的权威性与法治监管制度有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约有30%的不良资产是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或制造个人政绩，命令银行给个别项目放贷导致的；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行政环境和法律环境。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监管意识，更新监管理念与知识，完善监管法规与制度，改进监管方式与方法。

(三)必须逐步提高我国银行风险管理能力。

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框架是建立在1988年旧资本协议基础上的，定量管理还只是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与头寸匹配管理上。这种定量管理远落后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另外，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主体不明确，缺乏风险管理的组织制度保障。在我国银行坏帐的构成中，20%的坏账是由银行内部管理问题导致的。因此，必须转变我国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重业务发展，轻风险管理”偏颇认识，树立现代的风险管理理念；完善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风险的管理。

(四)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信息的有效披露。

根据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应及时公开披露包括资本结构、风险状态、资本充足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战略等在内的信息，信息披露至少为每年一次。我国因信息披露制度起步较晚，风险暴露与评估的信息缺乏数据支持，技术支持水平的不足也导致银行信息披露成本高，使我国银行在信息披露内容、深度和及时性远未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当前我国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处于转型关键时刻，必须利用有效的信息披露，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银行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判断；同时，也使银行在市场压力下不断提高其经营水平和绩效。

(五)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专业人才的建设。

上述所要求的各项准备都需要高层次的银行专业人才来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实已培育了众多银行专业人才，但并不代表中资银行能够留住和充分使用人才。由于中资银行在人才培训、晋级机会、收益报酬等方面与外资银行都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大量中资银行人才流失到外资银行。面对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到来，以及国际银行业运行规则对银行人才的更高层次要求，中资银行必须充分借鉴先进外资银行的人才发展机制，加快改革现有的人才培训、使用和发展机制，以培养适合我国本土和熟悉国际银行业“游戏规则”的银行专业人才，达到使中资银行优秀人才不外流和外资银行优秀人才流入的“双重效应”。

参 考 文 献

[1] 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系列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 章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兼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宋清华、李志辉：《金融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 张庆、石静：《新资本协议与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评级》(《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第3期) 

[6] 田瑞璋：《借鉴新资本协议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中国金融》2003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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