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和概念界定

二、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三、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四、合理引导浙江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内 容 摘 要

浙江农村金融市场呈现鲜明的二重结构特征。长期以来，农村非正规金融受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取缔和压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引导和监管，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本文对现阶段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包括发展现状、所呈现的特点、存在问题等，并通过对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存在的现实意义的剖析，论证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及路径选择，并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浙江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概念界定

（一） 研究背景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呈现二重结构特征：一方面存在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另一方面存在流动性强且分散程度高的下层机构——民间借贷、合会、钱庄、典当、民间集资、民间贴现等非正规金融。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农村经济主体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但长期以来，农村非正规金融受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取缔和压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农村非正规金融又重新活跃起来。从融资数量和规模来看，农村非正规金融已远远超过了正规金融机构，成为当前解决农村金融市场资金需求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引导和监管，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迫切需要得到合法化和规范化，走上和正规金融公平竞争的平台。因此．将农村非正规金融纳入农村金融主体的研究范围中，使其与正规金融机构并列，无疑是更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

（二） “非正规金融”的概念界定和国内外研究综述

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活动可以分为正规(formal)金融和非正规(niofrmal)金融。正规金融是指由政府批准成立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即一国的中央银行、政策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典当业等正规金融部门)所进行的交易活动，这部分交易受到政府法律和条例等正规制度的规制。非正规金融则是指非法定的金融机构(即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依据世界银行的定义，非正式金融是指在金融监管部门正式监管之外的金融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非信贷机构，也非储蓄机构；二是专于处理个人或企业关系的金融交易机构；三是在借贷双方之间提供完全中介服务。由于非正规金融活动通常未经一国政府批准或未被纳入金融监管进行规制，因此被贬称为“地下金融”或“草根金融”而蒙上了非法的阴影。国内学者一般将非正规金融等同于民间金融，如黄家骅等（2003）将非正规金融定义为泛指个体、家庭 、企业之间在正式的金融体系之外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民间借贷、民间合会、储蓄互助社、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

本文对现阶段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包括发展现状、所呈现的特点、存在问题等，并通过对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存在的现实意义的剖析，论证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及路径选择，并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二、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一）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

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庞大。据估计，中国2.4 亿个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 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陈锡文，2004)。甚至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的比重较大。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对于农民来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表明，2000年农户贷款来源中，有68.4%来自私人借贷。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2.3%。

值得注意的是，非正规金融不是经济欠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经济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据亚洲发展集团和世界银行（1990）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孟加拉非正规金融占农村金融市场的份额为33%—67%，印度占38%，马来西亚占75%，尼泊尔占76%，巴基斯坦占69%，菲律宾占70，斯里兰卡占45，泰国占66%。基于全球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广泛性，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研究已突破了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范围，学者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农村各种非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之一。

浙江是中国民间金融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民间金融在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各种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与浙江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浙江经济的发展史也就是浙江民间金融的发展史（朱冰心，2007）。浙江民间融资传统可以追塑到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多，浙江民间逐步出现了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如标会、摇会、抬会、合会、呈会)和“地下钱庄”。据权威机构估计，目前整个浙江民间融资规模已达1300亿元至1500亿元(苏以云，2007)。目前，民间金融是浙江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民间金融的规模更日趋庞大，民间金融形式也更趋多样化，由低级化向高级化纵深发展，出现了民营金融机构和民间信用担保机构。

2005 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地下金融调查》课题组通过对浙江省五个地区224家中小企业、119位个体工商业者的调查，得出在各中小企业的融资来源中，通过私人性质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拆借获得资金的比重分别是24% 和14%，两者合计高达38%，这还不包括其他途径中的民间金融部分，可见浙江的民间金融活动十分活跃，民间金融规模逐渐呈扩大趋势。据央行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2004年浙江民间融资规模约为550亿，相当于该省当年贷款总量的 15%－25%。

（二）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浙江农村非正规金融虽然在弥补正规金融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缺陷的存在，使得它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金融市场监管缺位、融资借贷不规范、高利贷盛行，浙江省非法集资大案要案频发: 2007年2月，东阳吴英非法吸存案，非法吸存人民币 7 亿元; 2007年3月，金华董某非法集资诈骗案，非法集资人民币3 亿元；2006 年 7 月， 丽水杜益敏非法集资案，非法集资人民币 2.14 亿元……。近几年，浙江省的地下借贷又出现新的变化，不少地下信贷有组织地出现在了社会上。钱庄、典当行、 担保公司、基金会等外衣给了地下借贷以半公开操作的平台，新的民间融资形式不断翻新，譬如，金融掮客盛行。五花八门的“地下金融”依附形态，具体包括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企业以融资、集资为目的向民间借贷的行为，地下钱庄和民间“标会”死灰复燃等等。目前，浙江省非正规金融发展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风险巨大，债务纠纷不断。

借贷手续不规范、极易引起债权、债务纠纷和集资欺诈等问题。民间借贷的债权人或者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获取必要的证明手续或者是以获得高额利息为目的，缺乏对借款对象的审查和对借款用途的有效监督。而借款人由于急需用钱，不论利率高低，自己承受能力如何，只管把钱弄到手。随着借贷规模的不断扩大，参与人数不断增多，使得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结果往往是债权人不能按期收回资金或根本无法收回，债务人不能按时归还借款，从而引发债权、债务纠纷。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通常是活动于小范围的亲戚朋友、街坊邻里或同乡间的借贷圈或者是在这些借贷圈基础上扩展形成的圈子，这些借贷圈环环相扣，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甚至会引发债务危机，波及借贷圈中的所有企业和个人，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自发、盲目、分散的信贷活动，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借款手续不规范，极易引起债权债务纠纷和集资欺诈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引起暴力犯罪。在欠债不还的情况下，不少债权人通过暴力收回借款，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2、内部经营管理混乱，法律法规不健全。

农村非正规金融缺乏国家宏观的产业指导和严格的金融监管，如果无法律法规去约束地扩张和盲目抬高利率，容易演变为乱集资和高利贷行为，扰乱金融秩序。由于处于不公开的秘密状态，非正规金融资金的运作全凭个人说了算，毫无规则可供遵守，亦无监督约束，经营行为基本无序无规范。这种无序金融活动，若由少量边缘进入到大规模和主要市场，会对整体金融的有序控制形成极大冲击。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制度不规范，内部经营管理较为混乱，大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3.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3、规模和范围上存在劣势

农村非正规金融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这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狭小，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三、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成因的理论分析

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发展并持续存在的成因，目前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主流的观点。一是农村金融供给抑制论，即认为是农村金融供给抑制所导致的结果。Fry(1995)、Anders(2002) 的研究表明，非正规金融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政府金融抑制政策下的信贷配给和金融资源分配中的所有制歧视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此他们强调的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外因。史晋川等 (1998)、史晋川和叶敏( 2001)、金雪军 (2001 )、林毅夫 (2005) 等学者也持同样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我国的金融抑制政策，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形成的融资需求，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二是农村金融市场需求诱致论的观点。Segrario L.F.P.A.( 1992) 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国有金融机构由于要承担来自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可能带来风险的双重压力，加之由于农村中农户居住分散、贷款规模小、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较高， 一般不愿为农村各种经济主体贷款。相比之下，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与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的利害关系，具有微观信息灵敏的特征，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市场领域中形成了较大的成本优势，这是导致市场利益驱动和竞争条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自发生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供给抑制和现实需求共同作用的观点。Mckinnon(1973) 指出， 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范畴，是一种在客观供求刺激下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非正规金融组织具有地下经济的特征，是规避当局对正规金融的管制或过高交易费用的一种交易形式，具备金融深化的一些重要特征。苏士儒 (2005) 将制度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应用于金融业，阐释了农村金融的“二元性特征”，即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现象。农村非正规金融属于内生性制度安排，其对违规者的惩罚是非正式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属于外在制度，其供给者主要是政府，有正式的惩罚措施。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不平衡性，客观上需要不同层次的金融制度与其相适应，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与正规金融制度分别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土壤，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达到优势互补，并非相互排斥、不可共生。除上述三种主流观点之外，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成因，有的学者摒弃了供给、需求视角的传统研究途径，从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角度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二）影响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因素分析

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户贷款行为的60%是与内生性金融主体之间发生的。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1999 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佘传奇、祝军，2008）。但是结合浙江省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本文认为，浙江非正规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应是供给抑制和现实需求共同作用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1、供给层面

一方面，近几年，我国农业贷款虽然每年以13%左右的速度增长，但与农民的巨大资金需求相比，农贷资金仍然明显不足。目前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多数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农贷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一些基层信用社有“惜贷”和“畏贷”心理，普通农户在没有足额抵押的情况下，要想获得贷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少数能够取得贷款的农户也因为贷款条件过高、程序复杂、手续繁琐，难以如愿。农村贷款额度小，期限短，覆盖面窄，农户联保贷款难。

另一方面，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远远大于农民贷款的增长，2000年农民在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余额由1980年的117亿元增加到12355亿元，同期农民贷款余额由67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通过信用社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由22亿元增加到590亿元。1980~2000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8722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挖农补工”从农村抽走了大量的资金。1978一1991年间国家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12329.5亿元的资金，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90年代以来，剪刀差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绝对额在1000亿元以上。因此，农村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大量的外流，农民的资金积累率相当低。由于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使得农村金融融量存在着很大的缺口，田力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融量的缺口一直在不断的增大。到2002年理论上的融量缺口达8105.6亿元，修正后的融量缺口达4931.8亿元。

2、需求层面

浙江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强劲的内在需求。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却成了其发展的“瓶颈”。根据李璞（2007）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自有资金的积累和银行贷款上(比如有大约分别有25%和20%的受访者选择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为主要渠道)。数据表明，银行是大多数企业的主要融资途径。然而现实中，企业向银行贷款的手续过程相当复杂苛刻，只有少数信誉良好且有充分房产等抵押物的大中型企业，可以较容易的获得银行贷款，而许多小型企业很难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正是由于正规的融资渠道不畅，许多中小企业开始转向民间非正规金融融资渠道。有49%被调查者认为地区民间融资占银行借款比重程度比较大。从我们调查到的数据还可以看出，有30%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房地产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对非正规途径融资的依赖程度比较高。普遍的被访者认为银行收紧信贷，对如上行业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对农业、采掘业、加工制造业影响不是很大。其次是商贸餐饮业。而对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影响较大， 因为这两个行业的投入资金较大，工程期较长，即资金流回笼速度较慢，所以对银行信贷的要求较高，如果得不到足够或及时的贷款，就会加大对非正规途径融资的依赖。

四、合理引导浙江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浙江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弥补了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主体的资金供给不足，在为解决农户融资问题、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浙江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非正规金融在其发展中存在着本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由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不到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监管，非正规金融合约的履行缺乏国家法律系统的外在支持，而主要依靠一些内在的、非正式的社会机制，所以非正规金融活动也存在极大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引发民间的金融风潮，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消除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消极影响，发挥非正规金融对浙江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当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1、构建信任机制，引导“非正规”向“正规”转化。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由于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我们可以在加强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发展空间，发挥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补充和辅助作用。此外，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早已利率市场化的非正规融不再有违法之嫌。

2、实施金融合作政策，建立“多元融资”格局。

研究表明，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如果通过两者的合作，用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非正规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可以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加大投资力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快建立农户信用数据库和诚信体系，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信用和担保体系建设，为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长期借贷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初始条件。

3、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加大法制建设力度，将非正规金融纳入法制的轨道政府首先应该将非正规金融纳入法制的轨道，给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制定非正规金融制度的相关法律。合法化可以减少它在逃避管制中发生的成本，也减少了非正规金融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同时，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可以降低非正规金融利率，增加二元金融体系所能融通的资本形成数量。对不同的非正规金融形式上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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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松, 程昆.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成逻辑及其发展趋势研究[J]. 广西金融研究 , 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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