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货币制度的发展史……………………..…………… ………………………..…3

（一）、唐代的货币种类……………………………………………………………......3

（二）、货币的演变背景………………………………………………………………..3

二、唐代的钱荒问题…………………………………………..……..……..…..….……..4

（一）、唐代钱荒的原因………………………………………………………………..4

唐代铸币量逐年下降大钱……………………………………………….....….….4

2、赋税征钱导致铜钱需求增加…………………………..……...…...…..……..……5

3、中唐后藩镇割导致铜钱周转速度的降低…………...…......…...……...……………5

（二）、化解的政策……………………………………….…………………………..6

1、增铸大小钱，增加货币供应……………………………………………………....6

2、强制“钱帛并行”，并征收实物赋税………………………………………………...6

（三）、钱荒带来的影响…………………………………..……...……………………7

三、唐代货币对后世钱制的影响…………………………………..……………………....8

内 容 摘 要

论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唐朝无疑是一个重要时期，它正值货币制度史上的转折阶段，处于贵金属逐步取代铜钱和实物货币的更替过程之中，凡历朝各代作为货币形式的铜钱、谷帛、金银、珠玉等，在唐代都不同程度地作为支付手段而流通。同时，唐后期的“飞钱”制度也是后世槠币之滥觞。可以这样说，唐代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是中国货币史得浓缩，集中体现了古代货币制度的总体特征。本文就针对唐代货币制度改革来诉述，主要的三个问题：唐代货币制度的发展史，唐代的钱荒问题，唐代货币对后世的影响。这三个问题去深入研究唐代的货币改革。

关键词：货币形式、钱荒、飞钱、货币改革

唐朝的货币改革

唐朝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繁荣盛行的朝代，唐朝的货币的变迁，其中的钱荒问题和对后世的货币制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就这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唐代货币制度的发展史

（一）、唐代的货币种类

唐代初期，李渊初入长安时，民间使用的是隋代的轻钱，积八九万枚才满米斛，乃于武德四年，一改历代以“ 铢 ”“两”为钱名的货币制度，铸行成为“通宝”的钱币，取名为“开元通宝”，也有读作“开通元宝”的，但按照开创富熙安定完美生活和开辟新纪元的意思来读“开元通宝”较合适。“通宝”也就是通行的货币。开元通宝的钱文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有八分及篆隶三体，这也是钱文有书人姓名在史书上的第一次纪录。这说明唐初铸开元通宝是一件大事。“开元通宝”四字笔力苍劲，意态精密，端庄俊雅，凝重雄浑。

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积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因为唐代一斤比西汉一斤重一倍多，故开元通宝比西汉五铢钱略重。至此，我国的金属铸币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钱币名称的体系，而称之为“通宝”、“元宝”。 唐朝的开元通宝有金、银、铜、铅各种币材和大中小各种版式不下百种。唐代铸钱炉最多时的天宝年间有49处，当时规定铜钱的成份是铜83.32%，白蜡14.56%，黑铅2.12%，每年使用铜料21200斤，白蜡31700斤，锡500斤。在发行通宝钱的同时，沿袭北朝及隋旧制，以“绢帛”作为法定货币，总的来说，唐朝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

（二）、货币的演变背景

唐朝频繁的改造钱币和当时的政治风气脱不了干系。开元通宝钱较五铢钱略小，铸币的面值与其实际所含价值量有差距，政府牢牢掌握铸币权，从中渔利。“敢有盗铸者死，家口配没。”但仍然出现了“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的局面，政府想通过不等价的以好钱换恶钱的办法制止这种现象，这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的政策。结果发现钱币上的铸文有误，以至“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于是又下诏书：“乾隆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炉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但是，“私铸更多，钱复滥恶。”出现严重的恶心循环。

到乾元元年七月, 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 “以一当 十, 别为新铸”, 是为“乾元重宝”, 亦号 “乾元十当钱”。 第二 年三月, 琦入为相, 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 , 一当五十, 二十斤成 贯。于是, 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频繁地改造新 钱, 政府从中获利颇多, 但钱币滥恶对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二、唐代的钱荒问题

唐朝“钱荒”发生的时间很早，早在开元十一年，玄宗发出了“今天下泉货益少，布帛颇轻，欲使流通，焉可得也” 的感叹①，可见货币供应的相对不足已经初现端倪。开元二十年九月制：“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关｝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法者准法罪之。” ② 可见此时铜钱供求矛盾进一步加深。钱荒问题已经成为了朝论的焦点。现主要从铜钱供需矛盾和流通速度方面进行分析钱荒产生的原因。

（一）、唐代钱荒的原因

1、唐代铸币量逐年下降大钱。

唐朝建立之后，吸取隋朝因为恶钱泛滥导致的“钱贱物贵”的教训，于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随后还出现过“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虚大钱。开元通宝钱的出现确定了中国古代钱币史上的新规范，但是唐朝经济社会中却还是施行“钱币-绵帛并行制”。这一方面因为在当时处于中国钱币制度的分水岭，从铜金（秦汉）——谷帛（魏晋南北朝）——钱帛（唐）的货币本位的嬗变并不是相当的成熟，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物货币的部分形态，但是绵帛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毕竟不能长期存在，而铜钱作为金属虽会磨损但是仍然能够充当货币符号；另一方面也因为唐代商品交换等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大导致了铜钱严重不足，绵帛作为辅助货币也成为一种缓解铜钱需求压力的有效方法。  除了官方发行的铜钱以及诏令强制流通的绵帛之外，私人铸币的出现也是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易媒介，虽然政府曾经明令禁止私人铸币，但由于唐朝幅员辽阔，铜钱的流通也不平均，政府无力通过增加铜钱的投放量来减少私人铸币的流通。私人铸币一般都是不足值的恶钱而成为劣币，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而获取暴利。并且恶钱的出现开始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政府只好出面兑换恶钱，而且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兑换比例。  劣币通过与良币的兑换，不足值的劣币合法地进入到流通市场，提供了一定量的货币供应量。因而，由于唐代能够行使或部分行使货币职能的就有官铸货币、绵帛、私铸货币三种，而这三种的增减显然也能说明唐朝货币量的供应变化。

2、赋税征钱导致铜钱需求增加  

唐代商品交易的逐步扩大，使得中唐的赋税制度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终完成的标志是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实施。两税法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征税对象也转变为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当然重要的是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尽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是税制的逐渐货币化却加重了日益严重的“钱荒”现象。钱重则谷贱，谷贱则伤农。因此，两税法的实施对钱荒的加重无疑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税制的变化导致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遭到重大打击。钱荒的加深，进一步拉低了谷物等农作物的价格，同时对铜钱的需求大增。  尽管两税法实施的途中有不少人提议废止赋税征钱，但是多半都没有被政府采纳，说明两税法的实施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唐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唐代家庭经济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3、中唐后的藩镇割据导致铜钱周转速度的降低  

自安史治乱之后，唐代政治上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关卡林立，交通不便，赋税不定，使货币的流通受到阻滞，帝国基本上已经被肢解，这样整个唐朝的市场被分割成若干个小块。由于藩镇割据导致各个市场之间的货币流通都受到限制，进而整个国家的货币周转速度相应的降低。唐朝中后期，政治分裂引致货币周转速度放缓，进而刺激了货币流通中的需求量。  除了政治上的分裂外，地方政府在经济上也享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唐代在事实上形成了“藩镇——道”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藩镇和道一级的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财政权，中央法令不通，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改变赋税征收的现钱比率来调节收入，甚至公然压制钱币的流通。地方政府可以任意的控制铜钱流通以及赋税税额，这种地方财政分权体制滞缓了唐朝铜钱的流通速度，减少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严重不足。

（二）、化解的政策

增铸大小钱，增加货币供应  

为应付铜钱不足的问题，唐朝中央政府最先想到的是通过增加铜钱货币的绝对供应量来解决问题，就是通过增加发行基础货币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总量。  一方面，政府首先是发行重额货币通宝，以之充当十倍或更高的单位货币。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社会动荡，物价猛涨。唐肃宗乾元元年，第五琦进行财政改革，铸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钱。在这一时期内就有三种货币并行流通。本来通过政府发行不等额货币是可以增加货币数量的不均衡供应，这样是可以增加货币流通数量的，短期内效果显著，但是唐朝却将三种价值和质量根本不对等的货币进行兑换，这样实际是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漏洞，人们可以将“开元通宝”进行改铸成重钱以牟取暴利，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货币体系的紊乱，甚至到了国家采取严厉法律制止都难以奏效，“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因此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缩小了三种货币的兑换比率差距，直到最后，乾元和重轮二钱退出流通领域，这也标志着由于国家金融体系的混乱和市场上改铸牟利的盛行，政府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不均衡供应的努力归于失败。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诏令改变部分地区的赋税上缴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政府发行铜钱货币“开元通宝”，仅仅材料成本就达到每贯七百文，而且人工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到德宗时材料成本达到每贯九百文。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唐代自开元中期货币供应量是不断下降的，所以政府通过此项措施获得的货币数量应该较为有限。] 通过将江、岭诸州的赋税征收的物品转运到起到地方进行变卖，然后购买原料和燃料进行铸钱，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缓解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铜钱供应不足问题。为了增加货币供应，政府还采取了开山采铜矿来进行货币铸造，尽管增铸的铜钱仍然存在成本过高的缺点，但毕竟通过这一措施政府增加了一定的铜钱供应量，缓和了京师和扬益等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钱荒压力。

2、强制“钱帛并行”，并征收实物赋税  

唐代由于货币流通体系的不足，在流通领域一直就实行钱帛并行制，借用绵帛来进行支付，这也多少体现钱荒条件下，政府用绵帛等实物来进行充当货币的无奈。绵帛充当货币，在流通中易受到损坏，所以定量的绵帛在一定时期内会退出流通市场，加上这种流通支付方式毕竟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所以一直不能形成稳定的货币体系，绵帛总是间断地被挤出流通领域。  随着对铜钱需求量的激增，绵帛又已经被挤出货币支付体系，钱荒加剧。政府为了缓解这一状况，频频颁布诏令，开元二十二年规定交易达到一千钱则强令绢布、绫罗、丝锦参与支付流通，企图采取日益严峻的法律强制恢复钱帛并行制，及至后来的社会交易中，买卖双方支付数额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用绵帛抵钱，“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可见唐朝钱荒之严峻。  对于钱荒的产生实际上从趋势上体现了古代中国货币体系变革的需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货币体系的高一级发展，铜本身的廉价导致了开发成本的高昂，铜已经不是一种稀缺资源，这就进一步需要寻求更贵重的金属充当货币。但是中国古代却始终存在一种对铜钱的极度依赖感，正是这种对铜钱的依赖阻碍了中国货币的发展。在欧洲的货币体系发展到银本位的时候中国还在固执的使用铜钱，在欧美各国都已经实行金本位的时候，中国还在向银本位过渡，直到1910年中国才开始推行银本位。

（三）钱荒带来的影响

钱荒制约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昭然若揭,毋需详论.我们从《新唐书·食货二》中的洲县禁钱不出境 , 商贾皆绝”、“自京师禁飞钱,商人无至者”等记载中就可略见一斑,但是商业活动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其形态不同、性质各异,断不可推而广之 , 以为凡是商业活动,都必受钱荒的制约。对于小市集中小主产者之间进行灼简单 、 直接的商业交换来说,交换者之间由于彼此熟悉对方的生产状况 , 能准确地计算出对方商品的生产费用(价值) ,无需用货币来衡量商品价值 , 所以这种交换并不以货币充当中间媒介,而是直接以物易物的。钱荒对于这 种既普遍、又简单的商业活动很难产生直接影响。对于以商人为媒介的高级商业活动，钱荒的影响固然明显,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钱荒对于域外贸易和奢侈品交易为影响就很小。因为这种交换的特点决定其必然选择量小值大的贵金属充当货币,而铜钱匡乏很难对它们产生直接影响。在唐后期钱荒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却繁荣如旧,据《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记载 , 唐末仅寄居在广州的外国商客达十二万人,足见当时海外贸易的兴隆。其次,由于铜钱短缺,唐后期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绢帛等实物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当时财政支出中最主要的无非军费、官傣、杂用三项。军费主要是军食、军 衣及兵器,这些本就以实物支出,可不多论。官棒前期多以现钱支付。后期则只有一半左右的现钱,余以绢帛代钱支给。《册府元龟·邦记部·傣禄门》 载:《太和) “ 三年七月 (829)诏:其令律禄且以度支物充,仍半支省估匹段,半与实钱。”从行文中看,棒禄中以绢帛代现钱的做法由来已久。杂用一项,含意极广,如和来、和雇、和市之资皆属于杂用。大抵上说,唐前期的杂用之资多以现钱支付,后期则以钱帛兼给或完全以实物支给。以和乘为例,前期和来多为现钱。《新唐书·食货三》上说:“天宝中( 7 42一756),岁以钱六十万于给诸道和乘一童贞元八年( 7 9 2 ) ,情况有所变化 。 《旧唐书·食货下》载:“诸军镇和乘贮备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严重下降,使远东的局势动荡不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日甲午战争无论对帝国主义发展史,还是对口本、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史,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远非以上所述。因此,应该 重新认识和研究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三、唐代货币对后世钱制的影响

唐初沿用隋代旧钱，私铸盛行，量轻质劣的恶钱充斥流通。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整顿钱制，始铸开元通宝，标志 着新的钱币制度的建立。在中国货币史上，开元通宝的铸行意 义重大:设置官铸钱监，国家重新统一铸币权;钱币标准化，确 定钱币径寸、重量、合金比例;改革衡量，枚中一钱，十钱一两；通宝称名，单位为文。这些措施不仅对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甚至影响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然而，受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加上货币运行体系不完善，开元通宝钱制在唐代已经开始变形。唐钱的这些变化，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纵观方孔圆钱的历史，唐代是四字钱文变化的转折、成熟稳定的时期。唐代以前，顺读为主流，个别例外。因为唐代民间旋读开元通宝一直存在，乾隆泉宝的误排旋读，玄宗时期朝廷暂时将开元通宝改为旋读的变通做法。造成钱文顺、旋不分、正俗莫辨的局面，尽管乾元重宝已经恢复了顺读，旋读之风无法矫正。后来非皇朝乘旋读惯力，依旧旋读排序。对五代十国和两宋产生了影响。

五代十国，钱文顺、旋排序并存，两者品种对半。北宋钱文旋独占上风。南宋情况近似。直到元代，方孔圆钱四字钱文才回归顺读。“元明以来直到清末，都以顺读为主，旋读早已不再使用了。”

开元通宝的旋读滋生了“元宝”钱文，大钱的铸造产生了“重宝”钱文，唐代宝文出现了多元化。“通宝”、“元宝”、“重宝”成为后世钱币最为常用的宝文。大钱乾隆泉宝开了宝文年号钱的先例。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则奠定了年号加宝文的钱文模式。

开元通宝的印痕，在五代十国时尚依稀可见。十国的闽和南唐铸钱甚至完整的借用了“开元通宝”钱文。钱文的前二字有些使用国号（如“大蜀通宝”、“大唐通宝”），有的前一字用国号（如五代的“汉元通宝”、“周元通宝”），更多的是采用年号作为钱文。年号钱文体现出皇权意识日显浓厚，至宋终于形成了每次改元均铸新钱的惯例。

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虚值大钱的铸行与比值变动，为后世铸行同一面文、比值不一的方孔圆钱开创了先河。开元通宝与它们有过的1:2:3的比值，被视为宋代流行小比值套钱的兆端。而比值不一的套钱的铸行，蕴含了币值随意放大的契机，给货币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潜在危害。

实用、稳定、成熟的钱币制度，要求简单、规范、有效的钱币形制。唐开元通宝钱制，是以单一平线作为唯一流通货币的。一旦钱币流通秩序发生絮乱，或是朝廷财政出现危机时，统治者总是把铸行大钱当作摆脱困境的出路。其结果，不仅没有任何收敛，反使百姓受害深重，钱币秩序更加混乱。一次又一次对开元通宝钱制体系的破坏，使钱币种类增多，形成愈加复杂，并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这些现象，都是严重违背了简单、统一、规范的钱币流通原则。

参 考 文 献·

①《通典》卷第九

②《全唐文》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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