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摘要

一·金融组织的演进进程

钱庄

票号

典当

新式银行

二·结语

内 容 摘 要

摘要：近代中国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反映了经济的近代化进程。

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各种参与者相互博弈及认果。

当通过学习、模仿、实验所做出的边际调整或能够得到大量利润、或仍出现大持续亏损时，往往伴随既定金融组织的解体和金融创新的实现，金融组织以渐变方

式向前演进。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不仅体现为现代银行体系的

形成、完善，及对票号、钱庄、典当等“旧式”金融机构的替代，也存在一个由

通商大埠向广大内地的扩散过程，存在一个“由上到下”即由国家、省级层面向

县级及其以下基层的渗透过程。各种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动态调整，既有相互融

合、互补的一面，又有相互竞争、替代的趋势。近代时期的金融资源分布也具有

很大的不平衡性，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的特征，而这种二元性的金融结构也是

与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

关键词：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路径；金融结构

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上）

金融组织的演变与金融工具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发生的，服从于诺思所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标准。除各种政治、社会以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经济组织以外，经济组织的产生与演变主要是适应技术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变迁所提供的获利机会。同时，组织内部参与人的知识积累与技能的发展，以及组织之间的相互补充、配合，倾向于使既定组织更为稳固，或者通过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而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替代，重大技术的创新或引进，外部环境的巨变则会促使组织的重新组合，出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在一定的时点上，各种金融机构及其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共同构成了金融结构，而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替代，新的金融机构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过程，也就是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迁过程。

一、金融组织的演进进程

从明中叶以来，除典当业在经济中仍然履行其基本职能外，先后出现了钱庄(钱铺、银铺、银号、印局、账局等)、票号、各种银行，以及非银行系统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储蓄与投资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在外部制度环境，特别是货币与货币制度提供的获利机会所诱致。而钱庄、票号、典当等“旧式”金融机构的衰落也正是外部制度环境与货币体系变迁的结果。对于每种金融机构而言，其产生、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各种参与人(内部与外部)相互博弈与认同的结果。技术、制度环境与各种外部冲击等因素对参与人信念与预期的影响最终体现在盈利与亏损方面，当通过学习、模仿、实验所做出的边际调整能够得到大量利润时，金融创新将会实现，金融组织也将以渐进的方式向前演进。而大范围的持续的亏损则会使得既定的金融组织迅速解体。

（一）钱庄 

 在明代以前，钱币兑换一般由金银店或一些商店所兼营。而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中，为了满足制钱-白银-制钱流转过程中大量货币的兑换，以及对各种白银成色、重量的鉴别、评定，专业化的钱庄逐渐变得有利可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庄逐渐由经营钱币兑换、评定货币成色发展出存放款、发行兑换券等业务。不仅为商业交易融通资金，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市场货币供给量。到清代中叶，钱庄的实力已在广大城市与商业发达地区超过了典当。鸦片战争后，钱庄逐渐演变为实力雄厚的“地方银行”。它一方面与外国银行结合在一起，为进出口贸易融通资金，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通过钱业汇划总会掌握了金融业之间的款项清算，不仅银行与钱庄之间的款项收解需要通过钱庄，就是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款项收解也要通过汇划钱庄代为办理。同时，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解体之后，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着一种两元并用的格局，钱庄的主要业务也由制钱与白银的兑换转向银两与银元之间兑换，并通过垄断“洋厘”与“银拆”而赚取了大量利润。

晚清时期，是近代以来钱庄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民国初年，票号走向衰落，钱庄却继续发展。有人对1912-1920年间钱业的家数、资本和资力进行了粗略统计，表明钱庄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比较稳定的。1912-1920年间钱庄、银号的总家数为4000多家，资本额在6000万元到7000万元之间，包括资本、公积金、存款和发行纸币在内的资力也从1.2亿元发展到1.6亿元[1]。而20世纪20年代则是钱庄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到1925年，钱庄的总资力已从1920年的1亿多元激增至8亿元，约占本国银行的55%[2]。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家银行、各省银行分支机构的拓展和县级银行的发展，政府货币制度的改革和对钱庄业务的限制以及银行票据交换所的成立，钱庄开始走向衰落。《中国金融年鉴》将1932至1936年五年间的钱业动态概括为：“其最主要而亦最明显者，厥为倒闭之累累，与夫业务之收缩。”[3]据抗战前夕对各地钱业的调查，具有一定资力和规模的钱庄、银号共计一千多家，资本7000万元以上。若将调查中漏列的正式钱庄计算在内，估计总数不下1500家，资本将达1亿元[4]。但同1920年代中后期相比，其实力已经大为减弱。

（二）票号

 具有汇兑性质的飞钱、便换早在唐朝就已经产生，并一直延续至五代宋初。明清时期，政府对金融业及其相关业务管制的逐步放松为宏观金融创新和商业银行性质的票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早在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产生前，各种商业机构、银号偶然也有汇票发行，而票号则是在巨额的利润刺激下产生与发展的。一方面，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中，政府基本上不再发行纸币，而白银的货币化极大地刺激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使汇兑与汇票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19世纪上叶的经济危机、白银外流和货币的短缺，使专营汇兑和货款清算开始变得有利可图。当然，票号之所以由山西商人所创设，还与他们遍及全国的商业网点、雄厚的商业资本、金融经验的积累与良好的信誉等条件联系在一起。从第一家票号的产生到最后一家票号被改组而退出历史舞台，共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大体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823年前后至1861年为产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621893年为大发展时期；1894-1911年为发展的极盛并出现危机的时期；1912年之后则为衰败阶段。19世纪50年代，票号的数量已发展到十多家，并在北京、张家口、天津等近30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初步形成了平(遥)、太(谷)、祁(县)三帮。从19世纪60年代到清末的50年间是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票号家数在1883年达到30家的历史最高水平，且从1870年代中期到清末的实存家数始终保持在25家以上。其分支机构和经营网络都有极大拓展。到19世纪80年代，票号已在全国54个城镇设有分支机构，其中有案可稽的25个城镇中所设立的分号为194个[5]。清末最后十年间，票号的分支机构进一步拓展到全国95个城镇，分号数量也达到475个[6]。自19世纪60年代起，除平(遥)、太(谷)、祁(县)三帮票号获得极大发展之外，还出现了太原帮所开设的义成谦和巨兴源两家票号，以及由江浙商人胡光墉、严信厚和云南商人王兴斋等非山西省人开办的阜康、元丰润、天顺祥等七八家票号，史称南帮票号。 

就票号业的实力而言，包括汇票发行量、存款与资本(正本)在内的总资力，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5千余万两，1870年代、18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2.4亿两，清末最盛时期则高达7.7亿两，这还不包括具有纸币性质的银钱票的发行。票号自诞生起就开始有“小票”的签发，如果将“纸币”性质的发行考虑在内，票号在清末极盛时期的总资力将高达10亿两左右。票号从产生到辛亥革命前，每年都可以获得丰厚利润。19世纪50年代，票号业每年大约可以得到40余万两的净利润，1870年代、1880年代发展到120余万两，清末极盛时期进一步达到200余万两[7]。票号虽然也经营存放款、发行银钱票，但这些业务主要是为银两的汇兑服务。在当时的金融体系中，票号大体上处于省级商业银行甚至国家商业银行的层面。随着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解体，新式银行业的产生及各种银行券、兑换券的发行，票号也迅速衰落了。 传统观点认为，票号在清末时期的极盛主要得益于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通过承汇、存放官款，代理国库、省库而获得大量利润。而各种官办银行的出现，清政府的垮台则使山西票号失去了依托，出现了“清亡票号亡”的局面。从金融组织演进的角度而言，政治因素或一个政府的垮台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对金融业的发展造成影响，但还不足以使一种金融机构走向消亡。票号经营的主要业务为汇兑，存放款等均为附属业务。据统计，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票号平均每年汇兑的官款数量仅占其汇票发行总量的1.9%，1900-1911年间这一比例也仅为1.6%。[8]虽然经营官方业务使票号获得了大量利润，但这些业务还不足以影响整个票号业的盛衰。如前所述，票号主要处于省级商业银行的层面，且以经营汇票为主要业务，票号的衰落也主要是由于处于省市级银行地位的新式商业银行的兴起，对其进行了替代。 

（三）典当

 典当是一种依托实物将钱出借的信用方式，典当业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出现，但长期以来主要是以一种小规模的社会活动而存在。在英国，直到16世纪典当业才真正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行业。中国的典当业相对比较发达，并于清代中叶达到鼎盛。鸦片战争以后，典当业在各地的发展不尽相同，虽然其整体实力有所下降，但却始终是金融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典当具有不惮奇零，不畏贮藏之重赘的特征，能够满足特殊阶层的货币与资本需求；另一方面，典当也具有风险较小、获利稳定之特点。与置地招佃收租相比，开当铺不必计及丰歉，旱涝保收。与一般高利贷相比，开当铺是坐堂营业，有足够的抵押物在手，不劳追索，不怕逃欠，有保证，更有利可图。与一般行商坐贾相比，典当不虑货价涨落，不虑行市顺逆，只有人求于己，罕有己求于人。因而，近代时期典当业始终是一支重要的金融力量，在特定领域发挥着其基本职能。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像汉口这样的大商埠，“其能利用银行或钱庄放款者，仅为最少数之资产阶级。而最大多数之中小商人，„„或筹措生产资金，要皆仰赖于典当”[9]。 

 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全国当铺除北京以外“约共七千数百余庄”[10]，北京“当行京乡二百余家”[11]，总计约7500家，但这一数量已不及嘉庆年间的1/3。清末政局的动荡和经济的不景气也对典当业造成了很大冲击，根据1912年农商部的调查，1911年底全国登记的当铺仅有4000余家[12]。北洋政府时期，有关典当业的全国性统计比较缺乏。宓公干先生按照内政部、中国银行、广西统计局、国际贸易局等机构的调查，以及自己的实地考察、研究，估计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共有典当约4600家，其中农村及中小城市为3500家，资本总额为1.05亿元，营业额在2.1亿元至2.6亿元之间。八大都市1100家，资本4400万元。全国典当合计资本1.5亿元，营业额为3亿至3.75亿元左右[13]。1940年代全国的典当家数更为减少，据1947年对5省3市的一项统计，由政府核准的典当铺仅有270余家，平均以每省50家计算，全国也不会超过1500家[14]。

（四）新式银行

新式银行是在对外通商与外国在华银行示范、诱致下产生的，从1896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为止，是我国新式银行的产生时期。16年中至少设立过17家银行，并有10家先后改组或停业，到1911年底仅存7家。1912至1927年是中国银行业发展之幼年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新设立者不少，但倒闭停业者也很多。短短16年间所成立的银行共达186家，但倒闭停业者就有135家，延续下来的仅有51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多数银行的发展是失败的。如各种省立银行，大部分为前清时期的地方官钱局所改组，也有一部分为地方军阀所新设，这些银行主要以经理省库、为地方军阀筹办军政费用服务，滥发纸币、管理腐败，并随着地方军阀的盛衰而存亡。各种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也以政府放款与投资公债为主，大多数银行均拥有大量的政府公债券与库券。这一时期只有少数商业银行脱颖而出，经营相对比较成功。 

 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大大加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银行体系。除地县级银行之外，从国家银行到省市立银行，各种商业储蓄银行、农工银行和专业银行均发展起来。各地的银行同业组织、准备金库、各种银行法规也先后建立与完善。从银行的设立数量来看，这一时期基本上走出了先前设立多停闭也多的局面，除1935年前后的经济不景气对银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之外，银行的实存量一直在快速增多。从1928-1937年的10年间，新设银行达137家，停业者仅31家，1937年的164家银行，其中有2/3是最近10年所成立的。同时，原有银行分支行的扩展还要远远高于新行的增设，到1937年全国实存的分支行数量已经达到1627家。就各类银行而言，中央及特许的4家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所设立的分支行数量最多，占到总量的30%；其次为省市立银行，占分支行总量的近30%；再次为商业储蓄银行，占到了分支行总量的1/4。在总行数量中，以商业储蓄银行最多，占总量的近1/2，其次为农工银行和省市立银行。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停止。1937年7月到1942年底全国共新设银行108家，银行的分支行数大约也增加了70%，达到2700余家。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中国银行的实存家数达到416家，比战前增加了2.54倍。 

1921年整个银行业的总收益为4079万元、纯收益为1591万元；1925年的总收益为4454万元、纯收益为2027万元，比1921年分别增加了9%与27%；到1936年，银行业的总收益进一步达到11875万元，纯收益达到4992万元，分别为1921年的2.9倍与3.1倍。与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各类银行(包括中央或特许银行、省市立银行、商业储蓄银行、农工银行、专业银行和华侨银行等)都得到了迅速增长，但是他们的相对实力和增长速度并不平衡。中央或特许银行的数量虽少，但其实力却最强，在新式银行业中始终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商业储蓄银行的数量最多，整体实力大体上仅次于中央及特许银行。省市立银行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实力增长最为迅速，但就整体实力而言，仍然次于商业储蓄银行，居第三位。到1936年，中央及特许银行的资产总额和实收资本分别占到整个银行业的59%和42%，总支出、纯收益和总收益三项均占44%，发行兑换券和库存现金所占的比例更高达78%和75%。商业储蓄银行的资产总额和实收资本均占整个银行业的19%，不及中央及特许银行的1/3和1/2，就存款总量而言中央及特许银行远远高于商业储蓄银行，单就储蓄存款而言则商业储蓄银行高于中央及特许银行，在公积金、有价证券和房地产器具方面商业储蓄银行也占有优势。省市立银行的资产总额和实收资本分别占到整个银行业的11%和15%，仅次于商业储蓄银行，而且在发行兑换券和纯收益两项指标上还远远超过了商业储蓄银行，分别高出了其19.4和9个百分点。而农工银行和各种专业银行的实力仍然非常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在地域分布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但较为完善的银行体系已经大体形成。在银行体系形成、完善过程中，响应经济发展与获利机会，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储蓄与投资公司等非银行系统的金融组织也先后出现，并在一些地区得到初步发展。

 

 二、结语 

 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而非简单明了的过程，它比较符合熊彼特的产业升级与创新理论，大体上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新的金融组织总是在经济形势比较好或者说经济高涨的时期被“创造”出来，但在这一时期，新组织相对于旧组织而言并没有任何优势。新组织对旧组织的替代一般发生在经济萧条之后的复苏期，新组织得到快速发展，而旧的组织却难以恢复过来。正如熊彼特所说，“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些革命严格地讲并非是不停顿的；它们以不连续的冲刺形式发生，它们彼此分隔，中间有比较平静的间距。但整个过程的作用不断，不是革命就是对革命后果的吸收，它们一直存在，二者一起形成称为经济周期的过程”，例如“在零售商例子中，重要的竞争不是由增加同类型的商店引起的，而是来自百货店、连锁店、邮购商店和超级市场，这些商业机构迟早必然毁灭那些销路越来越窄的零售商店”。因而，在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各种金融机构的发展既有相互竞争、替代、此起彼伏的一面，也在一定时期内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变迁也存在一个由通商大埠向广大内地的扩散过程，存在一个“由上到下”即由国家、省级层面向县级及其以下基层的渗透过程，体现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二元性特征。 

 

 

参 考 文 献

[1]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2]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57-89页。 [3]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民国二十八年版)，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8年，第146页。 

[4]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民国二十八年版)，第143页。 

[5]参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6]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468-469页。 

[7]燕红忠：《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8]据燕红忠：《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128-131、239-246页的数据计算。 

[9]宓公干：《典当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67页。 

[10]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 

[11]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 

[12]农商部总务厅：《第一次农商统计表》，北京：农商部总务厅，1914年，第267页。 

[13]宓公干：《典当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91-192页。 

[14]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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