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引言3

一、“废两改元”的准备3

二、“废两改元”的实施5

三、“废两改元”的原因7

四、“废两改元”的影响10

参考文献13

内 容 摘 要

实行“废两改元”政策是国民党政府为了改变国内市场“两元”并用混乱局面而进行的一项重要金融改革。1932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主持讨论与布置“废两改元”工作，引起上海各业，尤其是金融业的特别关注。次年3月起，“废两改元”正式在上海实行，而后苏州等地亦相继实行。这一政策实施后，国内币制得以统一，中央政府掌握了国内货币铸造发行权，对促进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为四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民国时期，北洋政府虽然颁布了《国币条例》，实行银本位，银元也逐渐趋向统一，但银两制度并没有被废除，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的局面没有改变。银两银元并行，给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带来很大的不便。

主张两院并用的主要是钱庄。钱庄长期利用银两和银元并用局面从中渔利。主张废两改元的主要是银行家。1932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废两改元的研究会。研究会认为，使用银两的习惯过久，要废除银两，必须分步骤的逐步推行；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如上海行得通，则推行各地、当较容易。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采纳了这个建议，逐分两步实施，先上海，后全国，实行废两改元。

国民政府终于实施了由来已久的“废两改元”政策。虽然步履维艰，但“废两改元”最终完成了中国币制的统一，确立了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工商业的极大发展。

国民政府初期的货币危机与“废两改元”政策初探

引言

从1931年末到1933年，随着西方工业国家以及印度相继放弃金本位，并实行一系列购银政策后，国际白银的价格持续上升。这对于银本位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不仅导致了中国币值的升值和汇率的上涨，而且由于国外商品和资本严重冲击了国内市场，使得中国国内的资本大量外逃、外资和侨汇减少、国内金融环境急剧恶化。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货币危机，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废两改元”。作为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废两改元”不仅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近代中国金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的推行，不仅极大的改善了中国通货市场的紊乱状态，而且也在技术上为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做了准备。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拟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1933年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进行梳理，并对其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一）“废两改元”的准备

我国用银铸币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我国已开始用银铸币。但因为没有固定的总量和成色，所以一直以秤重评色计价，“两”一直是计数基本单位。明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重量、成色均有一定的标准，且按枚计数的外国银元如“本洋”、“鹰洋”等大量流入中国。由于其市场价格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实际价值，甚至和中国银两进行不等价交换，致使大批生银流出中国，给中国近代的币制带来了混乱。公元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以“裕国用！保利权”为由，奏准设立广东造币厂开铸机制银元，正面有满汉（光绪元宝）四字，周围有（广东省造）和库平（七钱二分)字样，背面中央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每枚含银九成。清政府下令作为法币行使，流通于市场。之后各省纷纷设局仿效，很快流通全国。公元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本位币，以元为货币单位。

银元和银两的长期并存，造成了中国币制的极大混乱，也给政府的货币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此，早在清末民初，就出现“两”“元”之争。特别是1914年颁布《国币则例》，明确了银元的“国币”地位之后，国内舆论“废两改元之议，即甚嚣尘上”。因为《国币则例》虽然在形式上统一的中国的货币，但是沿用数百年的银两制度依然存在，银两银元并行的流通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清末到国民党上台前期，中国仅在偿还外债中，因两、元混杂折合成金镑就蒙受巨额损失。因此，这种两元并用的双重货币制度，严重影响国内财政金融的运行和国内外贸易的结算，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政府“废两改元”，统一币制。

1917年，上海商界人士苏筠尚、张知笙等便明确指出过“两”“元”并用的七点弊端，主张贸易往来改用银元。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尤其是1919年上海取消“鹰洋”行市之后，银行业人士和一些经济学金融学者在上海银行公会机关刊物《银行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实施“废两改元”，并开始筹建上海造币厂，为“废两改元”做准备。但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钱庄业的反对以及上海造币厂筹建的失败，“废两改元”根本无法实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浙江省政府委员马寅初再次提出了《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应该说，马寅初的提案恰逢其时，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垄断全国的金融，而统一货币发行权是非常关键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该法案于1928年4月27日被国民政府第58次会议正式通过。这表明了国民政府对“废两改元”的重视，也意味着屡议屡废、拖延了近20年的“废两改元”有望得以解决。

为了统一币制，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召开全国经济与财政会议，决定把“废两改元”作为统一货币、解决本位制度的“第一步骤”，并拟定了10点实施意见，决定在半年内为此上海造币厂的建设，在开工鼓铸新银元后，于192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废两改元”。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该项改革计划未能如期实施。

1929年2月，国民政府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财政专家甘默尔等来华为中国设计币制改革方案，并组成“中国财政设计委员会”，研究涉及中国币制为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经过九个月的考察研究，甘默尔于同年11月向财政部提交了《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该草案于1930年3月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公布。

甘默尔在草案中建议中国实行金本位货币体制方案，即“该项计划仅把银币视为象征，仅在某些时候作为标准，而以黄金作为通用的交换标准。”但该草案公布后立即引起国内农、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强烈反对。因为中国是银本位国家，白银是国内使用已久的主要通货，再加上我国黄金储备有限，国民政府根本无法在短期内以黄金为通货取代白银货币，因此，甘默尔的金本位计划在中国这个负载累累的用银大国根本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仍以此草案为提案，在1931年请美国费城造币厂订制金本位货币的模型，并于1932年由新竣工的上海中央造币厂试铸金币。但是国际银价的持续下跌，以及中国无法在短时期内发行大量金币，“甘默尔计划”最终因无法实施而不了了之。

（二）“废两改元”的实施

“甘默尔计划”失败后，为了整顿混乱的货币现状，1932年7月7日，财政部长宋子文来到上海，在其宅第召集了银、钱业代表大会。在会上，宋子文明确表示“废两改元”势在必行，并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1、废除银两制度，完全采用银元制度，以统一币制；2、完全采用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使用；3、俟政府决定每元法价后，再行详细研究新币币值。这些原则的确定，实际上迈出了“废两改元”的第一步。

但是，由于银两制银元制并存是钱庄业维持其传统优势和特权的重要原因，因此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设想遭到了上海钱庄业的坚决抵制。虽然在政府的压力下，上海钱庄业在原则上表示同意“废两改元”，但却一再强调银元制也存在种种弊端，而银两制又是中国多年的习惯，一旦废除，可能会影响商业的前途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平稳过渡。因此，他们主张在实行“废两改元”之前，政府必须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政治清明、切实整顿软硬币、取消治外法权及外商银行发现纸币的特别权益、统一造币制度、统一发行等，否则“若于仓猝之间，突然宣布废两改元，将见市面立起纷扰，各业争事投机，物价失序，金融紊乱，是利未见而害即呈，效未显而弊已著”；为此，上海钱庄业大力呼吁“社会舆论，主持公道”。

为了消除钱庄的抵触情绪，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徐堪专门到上海，就“废两改元”的具体内容与上海银钱界进一步磋商。7月23日，宋子文再次来到上海，进一步确定了实施“废两改元”须解决的三个问题：1、新银币重量、成色及法价；2、尚在有效期之银两契约，其于银币折合之比率，如何规定；3、应采用何种方法可使社会一般人对于此项变更了解而信任。此外，还决定成立以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为主席、包括国内银行代表和外国专家的六人研究委员会，讨论“废两改元”的具体实施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该研究会就银元的重量、成色和银两的兑换等提出研究意见，向国民政府提出实行改革的建议。研究会认为，基于当时全国各地银两的汇兑都必须以上海的“规元”为中间标准，所以推行“废两改革”应从上海开始。因为一旦上海的“规元”废除，那么也就意味着各地的银两自动废除，所以财政部确定的率先从上海实施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令》，表示自1933年3月10日起，首先从上海开始实施“废两改元”。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值换算率。对于新银币与上海“规元”法定兑换率的计算公式，《废两改元令》明确规定：

银本位币一元=纯银23、493448公分

上海规元每两含纯银33、599公分

23、493448/33、599=0、6992305

每银本位币一元=上海规元0、6992305两

加铸费2.25%=上海规元0、0157327两

每银本位币=上海规元0.715两

即7钱1分5厘

这一法令的出台，标志着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政策的正式实施。

 4月5日、4月6日，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进“废两改元”。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规定由该年4月6日起，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交易和契约票据，概用银元，停用银两。“兹定四月六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在是日以前原定以银两为收付者，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汇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一元为标准。以银币收付。其在是日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公私款项之手付、及一切交易而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效。至持有银两者，得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兑换银币使用，以资便利。”这样，就从法律上取消了银两作为货币的资格，标志着银元本位制度的真正确立。

同时，为了利于“废两改元”的推行，国民政府下令取缔上海公估局及熔铸宝银的银炉坊；通令各海关，凡有以银条、银块、银锭及其他可供铸币银类出口的，除中央造币厂的厂条外，一律征税2.25%；规定在4月6日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一切交易，以及公私款项之收付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效；如有发生争执，各司法机关应将主张以银两收付的请求驳回。为保存币材，防范内地私铸，并了解银两运输状况，财政部规定：自4月26日起，“凡有运输银两及其他可供铸币银类者，应先将运输数量、运送地点、作何用途，详细呈明，经本部核准发给护照，方得起运，如无本部护照，私行装运者，各关卡查获，一律充公。”此外，财政部还要求国民政府各机关严格遵循币制改革令，表示：“各机关计算数在是日以后仍有用银两手付者，审计部应不允核销。”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得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全面推行。同年，上海中央造币厂根据“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草案”规定，开铸币值为一元的新版银本位币，货币的正面刻有孙中山侧面像及纪年，背面刻有中国双桅帆船图案及币值，俗称“孙头”或“船洋”，银本位货币正式发行和流通。

（三）“废两改元”的原因

从国际层面看，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政策的出台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金本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经济陷入严重萧条，资本主义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为了应对危机，从1931年末起，英、日、瑞典、加拿大等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黄金升值造成的经济衰退和恐慌，相继放弃金本位，实行货币贬值，并以纸币为流通货币。1933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白银收购法》，规定政府购买白银数额必须达到准备金的1/4，或通过购银把国际银价提高到每盎司1.29美元。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金本位的放弃，特别是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购银，使得世界黄金的需求量大大减少，黄金的价格开始下跌，而作为黄金比价的白银的价格则开始上升。

1931年到1935年伦敦和纽约的白银价格

伦敦市场

年月

以英镑表示的价格

以黄金表示的价格

每标准盎司价格（便士）

年度百分比变化

每标准盎司价格（便士）

年度百分比变化

1931年

147/16

_

131/4

_

1932年

1713/16

23.4

1213/16

-3.3

1933年

181/16

1.6

125/16

-3.9

1934年

215/16

17.8

131/8

7.1

1935年（至10月份）

293/16

37.8

177/16

32.9

Source:Lin,Wei-Ying,The New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 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1936.pp.12.

纽约市场

年月

以英镑表示的价格

以黄金表示的价格

每标准盎司价格（便士）

年度百分比变化

每标准盎司价格（便士）

年度百分比变化

1931年

28.700

—

28.700

—

1932年

27.892

-2.8

27.892

-2

1933年

34.727

24.5

26.396

-5.4

1932年

47.973

38.1

28.445

7.8

1935年（至10月份）

64.675

34.8

38.195

34.3

Source:Lin,Wei-Ying,The New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 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1936.pp.12.

随着国际白银价格的上升，中国白银的购买力、币值、

汇价也随之上涨，这不仅阻碍中国的贸易出口、便利外国商品进口，影响我国工商贸易的正常发展，而且减少了外资和侨汇流入，加剧了由于国际银价升值和贸易赤字对我国经济的打击。因此，从1932年底国际市场银价上升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金本位国家在币值升高时所经历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不但批发商品价格在1932年和1933年底分别下降5%和9.4%，而且中国的出口值也下跌了45.8%和20.3%。

国际白银升值直接导致中国的金融紧缩和经济衰退，对我国造成极大伤害:1、白银从中国大量流出。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中国白银外流出口为1，400万元，1934年1月到7月仅从上海出口的白银便达5,000万元，而8月份出口竟达8,300万元；2、中国工商企业受到沉重打击。因外国货币价值下跌后其商品价格下跌，中国商品无力与其竞争，而使国内产业难以维持；3、中国农民饱受打击。农产品原料及其副产品由于汇率上升而难于出口，农民购买力减少，生活更加艰难；4、加剧了金融紧缩并引发国内恐慌。我国钞票法定现金准备必须有60%的现银。国际银价上升后白银大量外流，使我国的信用准备减少，银行既不敢多发行钞票，又不敢发放贷款，使及待资金融通的工商业几乎到了坐以待毙的境地；5、海关收入也大大减少。为了摆脱这种外来因素给我国带来的灾难和消极影响，当时中国的工商企业及政府要人一致认为，必须进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因为只有稳定币值，才是解决当时中国金融弊端的治本之法。

从国内层面来看，长期以来的“两”“元”并存局面，造成中国币制的极大紊乱。鸦片战争后，帝国列强又通过自铸银币对中国进行长期的经济侵夺，再加上国内军阀实行封建割据式统治，中国的货币状况现状更加币种复杂、计价杂乱、流通无序。同时，由于中国自身不产白银，国内白银绝大部分依靠外国市场，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世界白银市场的边际购买者变为被动求购者，这样就使得国内货币体制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白银价格涨落的冲击，中国屡次因国际银价变动而出现金融恐慌和动荡。因此，自19世纪末以来，货币问题一直是历届中国政府讨论的首要经济议题。但是，无论是清末朝廷还是北洋政府都试图统一中国货币，改革中国币制，但均未成功。

中国近代的金融资本家虽然主张货币整齐划一，倡导“废两改元”数十年，但中国的金融现状却始终依然如故。到20年代后期国民党执政前期，中国的货币流通局面仍然十分混乱。银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银元所取代，但国内外贸易进行货币流通，仍旧用“两”“元”并用。货币种类的繁多和计价混乱，不仅影响国内市场价格的统一和稳定，也严重阻碍我国工商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改进和健全。

1932年底，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随着西方各工业国以及印度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后，国际银价持续上升。受银价升值和大危机的双重打击，中国脆弱的民族经济在国内混乱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制的阻滞下，如履薄冰。当时无论是国家政要还是工商界有识之士，一致认为统一币制、稳定币值是使中国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途径。“银价上涨以后，中国的物价自然随之低落。银币的价值既然增大，它的购买力也自然增加。。。物价直往下泻，趸卖价的指数（以1926年指数为一百），已从1931年的126.7，跌落到1933年的103.8，中国的农民和实业工厂都亏了本，一个绝大的危机已经侵入了中国的经济生活”。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银元数量有了大幅增加。据估计，1931年全国流通银币170722.5万元，其中中国铸造银币162722.5万元，外国银币8000万元，而银两数量不足一亿五千万两，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三地，上海银两存底，1924－1927年间，常在五千万两左右；1928－1932年6月底，常在八千万两上下。反观银元存底，从1923年的3560万元，逐年增加，1932年6月底达23913万元，开空前未有记录，大大缓解了银元不敷周转的困难，此长彼消，对比悬殊，银元取代银两成为必然。

随着银元数量的增加，银元的使用范围也日益广泛。不但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大部分的商业交易，使用的都是银元，而且一般新式的企业，也都以银元作为自己的会计单位，银两指数在大宗贸易和对外贸易中才使用。作为银两“守护者”的钱庄，虽然业务主要使用银两，但是随着银元流通数量和范围的不断扩大，钱庄对银元的使用也不能不日益增加。这从1927年－1933年钱业公单收付中银两银元的变化，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

年份

银元公单（千元）

银两公单（千两）

银两折合银元（千元）

1927

1,505,518

8,100,466,.5

11,129,569.6

1928

1,849,293.5

9,336,686

12,926,490.2,

1929

2,309,687.5,

10,463,162

14,548,521.4

1930

2,918,304.5

13,416,373,

18,538,515.5

1931

4,066,081.5

16,622,098.5

22,916,510.7

1932

22,649,704.5

10,840,504.5

15,368,317

1933

11,216,150.5

1,981,576

2,773,827,.1

数据来源：《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1页。

这样，为了应对经济大危机所引发的国内货币危机，发展日益维艰的民族经济、巩固政权，“废两改元”就成为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废两改元”的影响。

“废两改元”作为国民政府改革币制的一大举措，其影响远非“废两改元”四个字所能涵盖，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币制一方面，而涉及到币制、金融和经济等方面。

就币制方面来说，“废两改元”后，银两在全国范围内被停止使用，银元被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为中国本位货币，经历了千余年的银两制度退出了中国货币流通行列，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从而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中国通货市场的紊乱状态。同时，也缓解了规范的世界货币金融制度对我国货币体制造成的压力，而且对国家财政金融的整理、工商贸易的交换，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为进一步实行法币改革扫清了货币紊乱方面的障碍，也在技术上为1935年的法币改革准备了条件。

从金融方面看，“废两改元”标志着新式银行业在近代中国金融业确立了主体和主导地位，对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因为“废两改元”前，银两的汇划、银两与银元的兑换、银两的存款、钱业市场等，这些都是钱庄的传统业务，主要为钱庄所占领，银行也不得不经常委托钱庄收付，这使得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钱庄，而“废两改元”后，“则钱庄之唯一利器银两，顿被打倒，市上一律均用银元，银元为银行所富有，于是，一切交易银行均可独自任之，固不必受制于钱庄矣”。与此同时，由于外国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上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可以减少外汇投机对中国经济的干扰。从此，银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体。

从经济方面看，由于实施“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是在世界危机爆发期间，中国受美、英等西方国家金融衰退的影响、国内经济不断萧条情况下实施的。因此，从客观上看，它有利于中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干扰，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跃，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适应了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具体而言，由于取消了繁复的银两兑换，从而大大节约了交易时间，也简化了交易手续；同时，“废两改元”后，企业可以比较精确的核算成本，从而合理的核定价格，安排生产和销售。

因此，“废两改元”政策的实现，既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顺应了国内盼望发展资本主义者的呼声与愿望。但是，“废两改元”之后的中国依然是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制，而中国是一个不产白银的用银大国，国内白银需求主要依靠国际市场供给。这样，中国作为国际白银市场的被动求购者，国际银价的波动会直接导致中国货币体制发生动荡，严重影响中国的货币金融，冲击中国经济。因此，中国的金融困境和币制混乱，以及财政经济上的种种困难，并没有因“废两改元”的实现而解决，中国货币的价值仍然被国际银价所左右，中国的货币制度仍需要进行改革和整顿。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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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士毅著：《民国续财政史》（6），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46页。

3、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3页；洪葭管著：《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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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子文与银钱业商定废两改元原则》，《申报》1932年7月9日；《急转直下之废两改元》，《银行周报》第16卷第26号。

7、《本业为废两改元之临时大会》，《钱业月报》第12卷第7号，193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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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洪葭管著：《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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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财政公报》（1933年）第63期，第9页。

14、上海档案馆，全宗号Y10-1-171，《中国币制改革问题》。

15、Lin，Wei-Ying,The New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London,1936,pp12.

16、Lin,Wei-Ying,China Under Depreciated Silver,1926-1931,Shanghai;Commercial Press Limited,1936,pp184.

17、（美）杨格著：《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18、吴小甫著：《中国货币问题丛论》，上海光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出版兼发行，第16页。

19、上海档案馆，全宗号Y15-1-138，《百年来的上海演变》。

20、《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1933年1月26日。

21、吴景平著：《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43页。

22、《银行周报》，第16卷第27号，1932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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