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诗的历史背景
 
[摘 要]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
[关键词]李商隐、风气、严肃、历史背景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夜雨寄北》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前人对李商隐的为人和诗作有不少误解，尤其是他的爱情诗直到现代仍受到很严重的歪曲。孟子曰：“頌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知人论世是理解李商隐爱情诗最有效可靠的方法。      李商隐在中晚唐时代是一位生活比較严肃的诗人。他的有些《无题》诗看起來是写爱情，实际上是远绍屈原楚辞以香花美人来抒发怀才不遇之情。关于這些方面，清人冯浩《玉溪生詩集箋注》已有较好的论述。我想从另一個角度，即诗人生活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他确实可靠的爱情婚姻经历来谈其爱情诗的崇高思想和审美价值。      在《煌煌唐韵·前言》中说过：“唐代文人的真率与唐代社會的较为开放有密切关系。唐代几乎無文字狱，文禁不严，文人思想自由，从而导致文士精神世界的开放，很少忌讳。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风流故事，人們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可以为之一鞠同情之泪，也可以对之嘲讽，甚至言辞抨击。致使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大发感慨，说唐人敢于对本朝先世宫禁亲昵之事，直辞咏寄，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相比之下他所处的时代，‘今之詩人，不敢而也。白居易的《长恨歌》以一种流畅的笔调歌頌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但李商隐却不是这样看。他的《马嵬》诗云：“如何四记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义正言辞地批判了唐明皇。迈嵬兵变发生后，唐明皇为了保全自己下令将杨贵妃勒死于佛堂，以求平息众怒。回想天宝十年七月七日，帝妃在长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妻，而嘲笑牛郎与织女一年才得一次相见。然而，乐及生悲，“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唐明皇背叛了盟誓，帝妃之爱成了残酷官廷斗争的牺牲品。李商隐的批判是大胆的，他的爱情观也是很严肃的。      白居易《长恨歌》读美帝妃爱情，李商隐《马嵬》詩批判唐明皇背叛爱情盟誓，可见唐代的文人是多么自由，他们完全可以独立自由地抒写他們想写的东西。《唐才子传》卷七李远转载，晚唐詩人李远在任江州刺史时觅得杨贵妃袜一双，常拿出來与朋友玩赏。一次，李群玉来访，话及他自己所作《题二妃庙》诗，“动朝云暮雨之与”，而李远则称“仆自获淩波片玉，软清香窄，每一见，未尝不在马嵬坡下也”。说着说着，二人大笑起來，各有诗赋其事。北宋刘斧所著《青瑣高议前集》卷六記录了二李的趣事和赋诗，诗均为七律，无非写些香艳罗泽，兹录李群玉《李远获杨贵妃袜》诗后四句，一見一斑。诗云：“常束凝穌迷聖主，应随玉步浴温汤。如今落在吾兄手，无限幽情付李郎”。這样的诗表現出诗人罕见的放荡，也表现了罕見的坦率大胆。清人编《全唐詩》不收录这样的诗詩，大概是因为编选者认为这样的诗对唐明皇和杨贵妃太无礼了。曾是上海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家施蟄存先生在其晚年所著《唐詩百話·李群玉》一节中认为這两首诗已失佚了，显然然是沒有細检文献，但他认为“两个诗人的色情狂故事，都可以用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分析方法來解释”。他以为李远等是品行端正的人，梦见娥皇，女英二妃，寄情于杨贵妃袜子，便是潜意识的流露。不过，我们远可推進一步探讨。为何这样在其他时代为社会所不容许的思想行为，偏偏在李商隐生活的晚唐可以无顾及表现來呢？      中晚唐文人的风流放荡的行为，李远的纵情声色，李远、李群玉的抒发奇思艳想，说明了诗人创作的自由。其次，文人生活在歌舞诗酒盛行的社会里，诗人文人文反映文士风流放荡情况就很普遍。杜牧《遣怀》诗追悔在扬州的风流生涯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贏得青樓薄幸名。”《旧唐书·穆宗记》長庆二年二月载，给事中丁公著说：“国家自天宝以后，秉大权者，杂肆公吏之间，曾无愧耻”这是一种时代风气。最后，植根于中晚唐社会的文人风流放诞行为，显示了当时文人颇为猎奇的文化心态。如果一言以辟之，曰：思有邪。那不免是失之偏颇的道学腐论，其中情形颇为复杂，有的怀才不遇借醇酒美人以遣情，有的远绍屈宋以抒发香花美人之志，有的放旷任情实际上藐视了封建帝王的尊严。李商隐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里，虽然前人对他的爱情诗产生了不少误解，但若知人论世，我则认为他的爱情诗在当时不仅是丰富多彩的，也是非常严肃的，而其对历史事实的大胆评述，我们可以得知他所处的朝代，相对比较开放的，言论也相对自由。
 
[参考文献]
1、李商隐：《马嵬》
2、冯浩：《玉溪生詩集箋注》
3、施蟄存：《唐詩百話·李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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