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结构与叙事风格
 本文通过叙事结构和细节刻画这两个角度，再一次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切体会到了《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特色和艺术魅力                                                                     
一、从宏观上挖掘其独到的叙事结构
　　
　　1、备受推崇的“鸡头凤尾”
　　从宏观上看，“鸡头”和“凤尾”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特色的又一体现；研究者多以比兴手法赞其开头，用象征手法誉其结尾。
　　《孔霍东南飞》的开头用了“比兴”手法，其结尾则是象征性的结尾。经过反复吟咏和咀嚼，就更能体会到“鸡头凤尾”的艺术魅力。在这里，无论是南飞孔雀的徘徊之感，还是松柏梧桐的交枝接叶、成对鸳鸯相向和鸣的难舍难分之情，都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仅仅用作起兴、比喻或象征的独立存在的客体了，而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甚至连作者的感情也是那样和谐地融了进去。这样，作者的情感，男女主角的情感和外物(孔雀、松柏、梧桐、鸳鸯等)的情感相互交融，到了三位一体的程度。这些外物本身的艺术形象是完整的，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所赖以寄托内容的艺术形象，与内容的关系是那样密切、和谐，那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与感情。这就好比《屈原》雷电颂一场的情况了，实际上达到了一种“物我同化”的艺术效果。这种“物我同化”，对作品的主题起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深化作用。它使广大读者像作者、作品的主角以及作品中的孔雀、鸳鸯、松柏、梧桐一样，深深地憎恶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笃厚地同情与赞颂对封建社会的叛逆与斗争的精神，热烈地去追求那理想的生活。可见，《孔雀东南飞》的比兴开头与象征性结尾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到了“意在笔先，神于言外”的“物我同化”阶段。因此说“物我同化式托物起兴的‘鸡头’和物我同化式富有象征意义的‘凤尾’乃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结构上的显著特色”。
　　2、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结构上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该诗虽仅有一千七百多字，却具体而形象地铺叙了新妇兰芝被遣、被逼再嫁以及她同丈夫仲卿殉情化鸟的全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兰芝、仲卿、焦母、刘兄等几个活灵活现的形象。
　　兰芝是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女主人公，作者便挥动彩笔尽力渲染，从正面到侧面，从语言到行动，从外貌到内心世界都浓墨重彩，甚至还要通过写环境、景物以及巧妙地插入抒情议论来渲染，真可谓是“用墨如泼”。如新妇起严妆一段：本来在当时的社会里，被遣回娘家对新妇来说是极为不光彩而又令人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迎喜事似地梳妆打扮自己。这固然是借此对兰芝的美丽作必要的补叙，但更主要地是在突出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又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场面：作者不厌其繁地写豪华的排场，这一方面是从侧面反衬兰芝的美丽、贤淑，以证被遣的无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突出兰芝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的高尚情操。
　　而在另一些地方作者却又表现得“惜墨如金”。如焦母与刘兄这样的封建礼教及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以寥寥数语勾划的，而且差不多全凭对话来表现形象。纵使如此，这两个艺术形象也刻画得非常逼真、活套，使他(她)们可憎恶的面孔跃然纸上。如焦母“捶床大怒”这一个举动，焦母“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和“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两句话，就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一个蛮不讲理、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透过焦母形象，人们不难想象兰芝和仲卿所过的是怎样一种屈辱生活。因此，他们不与封建势力妥协，最终以死抗争的行动，更能引起世人的广泛同情，促成人们对封建礼教的怀疑和对封建制度的不满。
　　本诗在叙事上所做的详略处理还表现在作者把自己的抒情议论穿插到铺叙中去的特点上。作者做了几次这样的穿插：当兰芝与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当兰芝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插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诗的结尾处，作者又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几番插话，文字不多，却对铺叙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试想，如果不用作者的插话，而以继续铺叙来代替,恐怕长篇累牍也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效果。
　　可见，一篇文章的详略是对立统一、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只有详略处理得当，才能以最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最动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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