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归属问题再认识
 
 在唐诗研究中，关于唐诗分期的说法越来越繁杂,从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到八分法,不一而足。传统唐诗学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如明高棅《唐诗品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无论是高棅以下的明清批评家，还是“五四”至今学界新的分期，对“四唐”分期的争议多聚焦于安史之乱前后的划分归属上，尤其是杜甫的归属问题。
 一、
 最早明言杜甫为盛唐之人乃元代人方回，在其唐宋诗选本《瀛奎律髓》中评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云:“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的《总序》中道：“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也将杜甫列入盛唐且正式提出了“四唐”说。受“正变”观念及宋以来视杜甫为“诗圣”的崇高地位的影响以及杜诗创作的实际等因素使得明清以下的批评家们难以将其从盛唐划出另立山头，即使他们都在强调杜诗之变而别于盛唐其他诸家。“五四”以来，学界在继承前人强调杜诗之变的旧有论题上，对之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强调其思想性，由贵族的浪漫走向平民的写实。此说一经胡适《白话文学史》提出，后之者多受其影响，进而将杜诗之变视为文学创作思想的转变，而将杜甫归于有别于盛唐的转折期、扭变期，这无疑具有其合理因素，也有助于对唐诗史进程以及杜甫历史地位的进一步探索。然而强调杜诗之变也即强调杜诗之于盛唐的差异性，过分强调杜诗之转变、扭变，无疑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甚至抹杀杜诗与盛唐诗审美风格及至时代精神的共性特征。杜甫毕竟是伟大盛唐时代孕育出的伟大诗人。
 我们认为与太白颉颃盛唐诗坛的杜甫，转变了盛唐诗歌风貌。其表现为：一、杜诗精神上由立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理想主义转向忧国忧民的社会功利、理想主义；二、境界上由豪放高朗转向沉郁苍凉；三、艺术上由浪漫主义转向写实主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属于盛唐的一面，具体表现在：精神上的追求进取，境界上的雄浑博大，艺术上的综合集成，都是典型的盛唐文化的体现。尤其是盛唐时代精神及杜甫自身对人生社会独特深厚的理解所铸塑出的诗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并没有因急剧的政治历史变动，王朝的变衰而骤然消泯，而仅是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衍化变异。更确切地讲，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跌宕反差中，在社会大动荡的疾风骤雨般的洗礼中锻造、重铸，苦难乱离中的真切生命体验也使诗人对社会人生命意的理解变得厚重而深邃了。杜甫那种令人感发兴起、刚重积极的性格，气势磅礴的雄伟人格，正是盛唐时代精神与苦难乱离的真切生命情思的合力而形成，其人格力量更随着对社会人生理解的衍深而愈老弥坚，至死不衰，更加流光溢彩，其诗也于沉郁苍凉的风格中内蕴着雄浑凛然之气。可以认为杜甫既异于盛唐而又同于归于盛唐，诗人的那种大气磅礴、积极执着的精神风貌，正源自于他生活大半生的开元盛世——在精神实质上，老杜绝不在盛唐之外，其变也是盛唐之变。故老杜终如奔轶绝尘，为中晚唐与宋以后人所不可追攀。诗史上的盛唐之盛也正是时代文化精神之盛的一种表现。
 二、
 盛唐之盛，是诗歌之盛还是社会历史之盛，也是产生诸多争议与分歧的重要原因。唐代社会之盛在其强大国力，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极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乱后，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盛唐即已结束，而杜诗恰恰大多创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按传统史官文化，安史之乱在社会历史上已非盛唐，创作于其时的杜诗亦理应如此。我们认为盛唐之盛，盛在其所内化的巨大艺术创造力上，正是在诗中艺术创造力之大上，老杜绝不在盛唐之外，将杜甫归入盛唐，恰恰是充分尊重文学自身特征，突破史官文化的结果。可以认为，诗歌史上的盛唐之盛，首先是诗歌艺术创造力之盛。而国力之盛当然可以成为艺术创造力之盛的某种条件，但国力之盛确非艺术创造力之盛的必要条件。如国力强盛之汉代确并未产生与其强盛国力完全相匹的具有巨大、自由创造力的伟大诗歌，因为艺术之盛尚以诸如思想开放等为必要条件，所以艺术创造力之盛与社会国力之盛并不完全同步。成长于“开元盛世”而成熟于安史之乱中、后的杜甫，从盛唐时代秉承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面对盛世后的乱局，杜甫恰恰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于盛世中孕育积蓄的生命创造力充分地展示出来了。
 诗史上的盛唐之盛既是诗歌之盛，那么也必将表现为它既将汉魏以来的诗史发展推进为高峰状态的巨大艺术创造力，又对后代诗史起先导作用的巨大艺术启示力。只有如此，方可称之为诗之盛。盛唐诗人中如太白之于韩愈、李贺，王孟之于韦柳，高岑之于陆游等皆具有巨大影响，而其中尤以杜甫为突出。故此，缺少集前人之大成开启后世无数法门之杜甫，盛唐亦无以成为盛唐。我们不否认杜诗之扭变作用，同时也注意到杜甫与盛唐诗的共性特征，故将杜诗视为盛唐之变音。传统的“四唐”分期说一致公认地将杜甫归于盛唐，当亦见于此，此说确有其内在合理性。它既吸收了史官文化观念的合理因素，看到了唐诗发展与唐代社会发展表现出某种同步性；又不受史官文化机械论的约束，并不认为社会的兴衰与诗的兴衰之间具有绝对的对应关系，故毫无疑义地把天宝以后的老杜归属于诗的盛唐。
 三、
 我们对唐诗分期及各期认识评价最主要的标准有二，一为时代文化精神，一为艺术创造力，正是在保持盛唐积极进取之时代精神，保持无愧于盛世之巨大艺术创造力上，杜甫无愧于诗之盛唐。我们认为盛唐诗应该是唐四期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史的高峰，其决定性的依据在于盛唐诗人于一种积极进取、高朗阔大的时代精神氛围中所展现出的巨大的艺术的自由创造力上。决定艺术价值最主要的因素是艺术的审美价值，而决定艺术审美价值的又是艺术中所内化的生命创造力，而不首先是艺术中的所谓思想内容。古人推崇盛唐每从盛唐诗之符合儒家诗教观之思想内容上去附会，固然是隔靴搔痒；近人如胡适也正是从思想意义上来评价诗歌艺术，认为盛唐不如杜甫及中唐，确也是未着关结处。
 同样，在对中晚唐诗的审美价值评价上，我们不同意史官文化的正变观。所谓愈变愈衰而一概绝不如盛唐。我们认为晚唐较之盛唐，诗歌在表现方式上确实打上了更多压抑性的烙印，但压抑的表现方式中内化的生命创造力却未必绝对地寡薄，在压抑性的生存状态下，有时诗人艺术家也能展示出较大的自由创造力，这恰表征着艺术家对外在压抑的反抗——当然压抑性的生存状态确也损耗着艺术家内在创造力。同时，我们亦不能苟同艺术论者，认为中唐诗在抒情方式、表现技巧高于盛唐的提法。中唐比之盛唐，若从诗人、诗作之数量上观之当超过盛唐，而艺术审美价值在质不在量，而所谓质，亦即诗中所内化的时代文化精神、艺术创造力，中唐诗人每受中兴之感召，亦跃跃而欲有所为，其积极入世精神、艺术创造力亦都有强劲之表现，此也正是形成中唐之繁荣的内在驱动力。但若从时代精神、艺术创造力之正常与自然发挥上观之，则逊于盛唐。中唐诗人多带浮躁之气，是一种类似变态的极力张扬，而近于发泄，带有浓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欣赏的是一种奇诡险怪之美，方之于盛唐，正如奇花异草之苑囿之于绚丽多姿的大自然。
结语、
 社会的兴衰与诗的兴衰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对应关系，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期标准不适用于文学史的分期。唐诗史上的“四唐”分期基本上是循着诗歌自身发展进程中的诸种因素的变化、因革、兴替来划分的，将杜甫归入盛唐正是遵循这一规律。
 对于“四唐”分期说，我们同样要以辩证的动态的眼光来分析，不要机械地、静态地以某一历史时期界分诗人诗作,而要用通变的诗史来观照诗歌。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近体律诗》云：“尝试论之:梁陈至隋是为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然盛唐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这充分表现出他对唐诗生命化流程的辩证认识，深化了前人对唐诗分期的意义。杜甫很多诗作反映了安史之乱的历史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盛唐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明·胡应麟：《 诗薮·内编》卷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明·高棅：《唐诗品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胡适：《 白话文学史 》，东方出版社,1996。
5、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
6、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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