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甫的归属问题和“四唐”分期说的再认识
 在唐诗研究中，关于唐诗分期的说法越来越繁杂,从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到八分法,不一而足。传统唐诗学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如明高棅《唐诗品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无论是高棅以下的明清批评家，还是“五四”至今学界新的分期，对“四唐”分期的争议多聚焦于安史之乱前后的划分归属上，尤其是杜甫的归属问题。
一、盛唐——杜甫的归属时代
 高棅而后的明清批评家们强调杜诗之变而别于盛唐其他诸家，但并没有将杜甫从盛唐划出而另立山头。一方面固然受“正变”观念及宋以来视杜甫为“诗圣”的崇高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杜甫创作的实际致使他们难以将其从盛唐划出。“五四”以来，学界在继承前人强调杜诗之变的旧有论题上，对之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强调其思想性，由贵族的浪漫走向平民的写实。此说一经胡适《白话文学史》提出，后之者多受其影响，进而将杜诗之变视为文学创作思想的转变，而将杜甫归于有别于盛唐的转折期、扭变期，无疑具有其合理因素，也有助于对唐诗史进程以及杜甫历史地位的进一步探索。而强调杜诗之变也即强调杜诗之于盛唐的差异性，过分强调杜诗之转变、扭变，无疑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甚至抹杀杜诗与盛唐诗审美风格及至时代精神的共性特征。杜甫毕竟是伟大盛唐时代孕育出的伟大诗人。
 我们认为与太白颉颃盛唐诗坛的杜甫，确也转变了盛唐诗歌风貌，其表现为杜诗精神上由立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理想主义转向忧国忧民的社会功利、理想主义，境界上由豪放高朗转向沉郁苍凉，艺术上由浪漫主义转向写实主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属于盛唐的一面，具体表现在精神上的追求进取，境界上的雄浑博大，艺术上的综合集成，都是典型的盛唐文化的体现。尤其是盛唐时代精神及杜甫自身对人生社会独特深厚的理解所铸塑出的诗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并没有因急剧的政治历史变动，王朝的变衰而骤然消泯，而仅是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衍化变异。更确切地讲，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跌宕反差，社会大动荡的疾风骤雨般的洗礼中锻造、重铸、苦难乱离中的真切生命体验也使诗人对社会人生命意的理解变得厚重而深邃了。杜甫那种令人感发兴起、刚重积极的性格，气势磅礴的雄伟人格，正是盛唐时代精神与苦难乱离的真切生命情思的合力而形成，其人格力量更随着对社会人生理解的衍深而愈老弥坚，至死不衰，更加流光溢彩，其诗也于沉郁苍凉的风格中内蕴着雄浑凛然之气。可以认为杜甫既异于盛唐而又同于归于盛唐，诗人的那种大气磅礴、积极执着的精神风貌，正源自于他生活大半生的开元盛世——在精神实质上，老杜绝不在盛唐之外，其变也是盛唐之变。故老杜终如奔轶绝尘，为中晚唐与宋以后人所不可追攀。诗史上的盛唐之盛也正是时代文化精神之盛的一种表现。
 盛唐之盛，是诗歌之盛还是社会历史之盛，也是产生诸多争议与分歧的重要原因。唐代社会之盛在其强大国力，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极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乱后，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盛唐即已结束，而杜诗恰恰大多创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按传统史官文化，安史之乱在社会历史上已非盛唐，创作于其时的杜诗亦理应如此。我们认为盛唐之盛，盛在其所内化的巨大艺术创造力上，正是在诗中艺术创造力之大上，老杜绝不在盛唐之外，将杜甫归入盛唐，恰恰是充分尊重文学自身特征，突破史官文化的结果。可以认为，诗歌史上的盛唐之盛，首先是诗歌艺术创造力之盛。而国力之盛当然可以成为艺术创造力之盛的某种条件，但国力之盛确非艺术创造力之盛的必要条件。如国力强盛之汉代确并未产生与其强盛国力完全相匹的具有巨大、自由创造力的伟大诗歌，因为艺术之盛尚以诸如思想开放等为必要条件，所以艺术创造力之盛与社会国力之盛并不完全同步。成长于“开元盛世”而成熟于安史之乱中、后的杜甫，从盛唐时代秉承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面对盛世后的乱局，杜甫恰恰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于盛世中孕育积蓄的生命创造力充分地展示出来了。
 诗史上的盛唐之盛既是诗歌之盛，那么也必将表现为它既将汉魏以来的诗史发展推进为高峰状态的巨大艺术创造力，又对后代诗史起先导作用的巨大艺术启示力。只有如此，方可称之为诗之盛。盛唐诗人中如太白之于韩愈、李贺，王孟之于韦柳，高岑之于陆游等皆具有巨大影响，而其中尤以杜甫为突出。故此，缺少集前人之大成开启后世无数法门之杜甫，盛唐亦无以成为盛唐。我们不否认杜诗之扭变作用，同时也注意到杜甫与盛唐诗的共性特征，故将杜诗视为盛唐之变音。传统的“四唐”分期说一致公认地将杜甫归于盛唐，当亦见于此，此说确有其内在合理性。它既吸收了史官文化观念的合礼因素，看到了唐诗发展与唐代社会发展表现出某种同步性；又不受史官文化机械论的约束，并不认为社会的兴衰与诗的兴衰之间具有绝对的对应关系，故毫无疑义地把天宝以后的老杜归属于诗的盛唐。
 我们对唐诗分期及各期认识评价最主要的标准有二，一为时代文化精神，一为艺术创造力，正是在保持盛唐积极进取之时代精神，保持无愧于盛世之巨大艺术创造力上，杜甫无愧于诗之盛唐。我们认为盛唐诗应该是唐四期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史的高峰，其决定性的依据在于盛唐诗人于一种积极进取、高朗阔大的时代精神氛围中所展现出的巨大的艺术的自由创造力上。决定艺术价值最主要的因素是艺术的审美价值，而决定艺术审美价值的又是艺术中所内化的生命创造力，而不首先是艺术中的所谓思想内容。古人推崇盛唐每从盛唐诗之符合儒家诗教观之思想内容上去附会，固然是隔靴搔痒；近人如胡适也正是从思想意义上来评价诗歌艺术，认为盛唐不如杜甫及中唐，确也是未着关结处。同样，在对中晚唐诗的审美价值评价上，我们不同意史官文化的正变观。所谓愈变愈衰而一概绝不如盛唐。我们认为晚唐较之盛唐，诗歌在表现方式上确实打上了更多压抑性的烙印，但压抑的表现方式中内化的生命创造力却未必绝对地寡薄，在压抑性的生存状态下，有时诗人艺术家也能展示出较大的自由创造力，这恰表征着艺术家对外在压抑的反抗——当然压抑性的生存状态确也损耗着艺术家内在创造力。同时，我们亦不能苟同艺术论者，认为中唐诗在抒情方式、表现技巧高于盛唐的提法。中唐比之盛唐，若从诗人、诗作之数量上观之当超过盛唐，而艺术审美价值在质不在量，而所谓质，亦即诗中所内化的时代文化精神、艺术创造力，中唐诗人每受中兴之感召，亦跃跃而欲有所为，其积极入世精神、艺术创造力亦都有强劲之表现，此也正是形成中唐之繁荣的内在驱动力。但若从时代精神、艺术创造力之正常与自然发挥上观之，则逊于盛唐。中唐诗人多带浮躁之气，是一种类似变态的极力张扬，而近于发泄，带有浓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欣赏的是一种奇诡险怪之美，方之余盛唐，正如奇花异草之苑囿之于绚丽多姿的大自然。
二、“四唐”——生成、转化、蜕变的动态过程
 将唐诗进程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其依据正是各期异于他期为其所独具的特质，这也正是将其视为一个阶段的关结处。但“四唐”各期特质又并非静止、凝固不变，而有其生成、转化、蜕变的动态过程，各期所具特质之间的生成、蜕变无疑也就构成了唐诗史进程的连续性。并且，四期的特质又是“唐音”于不同时段，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中的显现，是其阶段性的体现，四期之特质的生成、蜕变的过程也恰是整个发展衍变的过程，“四唐”分期正是充分注重并兼顾唐诗史进程中阶段性、连续性的特征，而从整体性、连续性上突出阶段性，展现各期的特异审美风格，复杂多重的文学断截面，又借助阶段性的每一特质之间的生成、蜕变轨迹的勾勒使其连续性得以彰显。“四唐”分期，将高祖武德至玄宗开元初看作初唐，玄宗开元年间至肃宗宝应划为盛唐，代宗广德初至穆宗长庆年间归为中唐，敬宗宝历初至唐亡，视为晚唐。从诗史进程上观之，初唐为准备期，起始期，由承袭齐梁绮丽古典诗风而渐远渐离，唐音逐渐形成，由“始制”而“渐盛”走向盛唐。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颠峰期，而盛唐作为一个阶段又呈现出始音、正音、变音的动态历时过程。中唐是转变期、繁盛期，其繁盛是盛唐之变的繁盛，是转变的繁盛，但必须指出的是其中亦有新的质素在而异乎盛唐。中唐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大历、贞元诗坛，是过渡期，因其与盛唐“声气犹未相隔”，诗歌中不无开元遗响，而又可视其为盛唐余音；后期是元和、长庆诗坛，是繁盛期。晚唐于唐诗进程中是回归期、蜕变期、晚唐诗在不同程度上向中唐、盛唐、初唐、齐梁回归，而异乎各期，回归中有蜕变，蜕变中有回归。
 概言之，初、盛唐昂扬充满激情，主客体、理想与实践相统一；中唐浮躁矫激，激情逐渐消歇，或转化为怪诞，或转化为哀苦，或平易，主客体、理想与实践相分离；晚唐尤其是后期激情衰微而至冷淡，主客体分离，理想破灭。也可以说，初唐较多古典主义倾向，盛唐浪漫主义倾向较为显著，中唐发展了写实主义倾向，晚唐则具有唯美主义倾向。还可以说，初唐诗气象渐趋浑厚；至盛唐则把雄浑气象推到极致；中唐则由主气转向主意，而诗中气势犹存；到晚唐则气愈薄而意愈重，浑厚之风渐失，以至筋骨毕露。
 “四唐”分期——初、盛、中、晚的概念并非不作辩证地移植、套用唐代政治社会历史的分期概念，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期标准不适用于文学史的分期。唐诗史上的“四唐”分期基本上是循着诗歌自身发展进程中的诸种因素的变化、因革、兴替来划分的；严羽的五种体式的提出亦可证实这一点，而“四唐”说的提出也正奠基于此。但必须指出的是唐诗史与社会政治历史进程确又表现出大致的同步性（当然不是完全同步）。社会政治的变革兴衰不能直接作用致使诗歌风格的衍化，但客观社会政治生活变化会引起时代精神、社会、个体心理的变动，从而转入主观心态，再由内在心态转向外在的文学现象，从而促使诗风的演变。尤其是有着浓郁“政治情结”的古代士人，政治、入仕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价值的必由中介。他们往往首先是政治人，而不首先是诗人（中国很少有纯粹的诗人），诗歌仅是其表达人生意向或宣泄牢骚不平、失意的寄托。可以说，唐诗史进程与社会政治史进程的大致同步性，正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充分政治论理化的必然结果。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传统的“四唐”分期说的再认识。

参考文献：
1、明·胡应麟：《 诗薮·内编》卷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明·高棅：《唐诗品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胡适：《 白话文学史 》，东方出版社,1996。
4、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
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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