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诗文的“悲怨情结”
 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有“悲怨情结”的人物，无论是他的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都或隐或显地在抒发内心对人及世事的“悲哀怨愤”。　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他的《送应氏》一诗这样写道：“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经，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薤露行》：“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曹植《浮萍篇》：“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帷，泪下如垂露”等等。综观诗文，都在表现一种怨愤、怨恨之情。由于社会民生及个人遭遇的苦难,经学桎梏的解除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曹植总是自觉地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个性的价值,曹植作为建安士人的代表,他毫无保留地展示着自己的个性,不懈地追求着生命的意义。这实际是在表现一种个人情结，这个情结就是“悲怨情结”。
 所谓“情结”，是指由一系列被压抑的无意识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意念倾向。产生于幼年的不受自我控制的冲突性情感反应模式，以后常在某些状态再现，许多情结是根据传说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命名的。情结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式使人形成特殊的偏见或偏好。情结也是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很难加以理性控制。情结有时也被称为症结。
 “悲怨情结”在曹植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他的成长过程中无意识地促成了这种情结的生成，在性格精神内在上有这种情结的支配，外在上造就了“悲怨情结”在诗文中的表现，对他的人生、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曹植“悲怨情结”产生的根源
   那么，曹植诗文的“悲怨情结”是因何产生的呢？元稹在《杜甫墓志》中认为：“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⑽其实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社会审美风尚的影响，又有传统文化的熏陶，还有现实生活的催生。
 首先，以悲为美的社会风尚是形成曹植诗文“悲怨情结”的重要原因。自东汉开始，一种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在社会上悄然形成。当时一些豪门贵族在大宴宾客时，不是演唱欢歌，而是低吟葬曲《薤露行》。《后汉书·周举传》云“伤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⑾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也指出：“按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⑿这种审美风尚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处于动荡年代人们的忧生之嗟，“它是将人们对于苦难的恐惧无奈之情以长歌当哭的方式宣泄出来，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不同于西方悲剧美学的一种审美心态，也是中国文化在对待人生悲剧的审美宣泄方式。”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曹植当然也受到这种风尚的影响，在其诗文中不自觉的流露出“悲怨情结”。譬如闺怨类诗文多写弃妇之哀，赠答送别也是“悲歌厉响，咀嚼清商”。在意象的选取上也多为秋风、落叶、白日、弃妇、孤雁、朝露等构成一幅凄厉哀婉的意境。
 其次是曹植对《诗》、《骚》和汉乐府民歌等的审美传统的自觉继承。清人吴棠说曹植“上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⒁钟嵘说曹植的诗“其源出《国风》”⒂。的确，传统诗歌这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深深根植于曹植作品中。《送应氏》中对洛阳遭历兵乱的哀叹不正是《王风·黍离》的翻版吗？《朔风》“昔我东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正是《豳风·东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模写，表达一种时光流逝之感。《九愁赋》模仿《离骚》，时而激烈，时而消沉，终而吐露自怨自艾的悲苦情绪。故丁宴在《曹植铨评》中说这篇文章是“楚骚之遗，风人之旨”，“文辞凄艳深婉，何减灵均”⒃。《洛神赋》写对洛神的追求及不得的怅惘，“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 ，泪流襟之浪浪”。这又不是一曲巫山神女的爱情悲歌吗？至于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对曹植的影响则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了。
 再次，曹植的悲剧人生是造就其诗文“悲怨情结”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曹植最大的“悲怨”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就性格特征来说,曹植是一个典型的情绪型的人。在他的整个行为方式中,情感上挟持思维,下驱使实践活动,处于主导地位。而情感总体中处于较低层的情绪又常常处于支配情感的地位(更具体地说,情绪中的激情又常常处于情绪总体中的支配地位),使其行为方式从整体上具有浓厚的情绪特征。这种性格使曹植富有深刻的情绪体验,形成丰富生动的情感世界。这对于其抒情作品的写作无疑是适宜的,但却极不适应他所致力追求的成为政治家动机的需要,并且必然酿成类似巴尔扎克“在政治上也是在写小说”那样,“在政治上也是在写诗”的错误,导致他政治追求上的一再失败。早年的曹植深得曹操的宠爱，被看作“儿中最可定大事”者⒄。他也曾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不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祖德书》）的伟大报负，并写出了《白马篇》等豪情万丈的诗歌。但在曹丕即位后，他处处受到压制和打击，政治上被疏远，精神上也受到禁锢。虽然多次上书请求“效锥刀之用”，但一直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明知道受猜忌不能被重用，却仍然积极地去追求，而结果也是曹丕父子更加严厉的监制和防范。在这个怪圈中的他“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临观赋》），再加上人身上的不自由与生活的贫困，种种忧伤与愤懑涌上心头，发声成文，意旨自激，故而有了“诗文怫郁”的“悲怨情结”。
 最后，因人的觉醒而导致对生命的珍视，对人生的思考是其诗文“悲怨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李泽厚先生指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⒅人的觉醒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生命意识的高涨，就是对人身存在既存在价值的思索。由于社会离乱，战祸频繁，因而作家的生命意识得以突现，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满了生死的感叹，如曹操的《短歌行》，王粲的《七哀诗》。“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⒆曹植身处魏晋政治漩涡的中心，然而其不羁的诗人气质又使它成为魏晋历史河流中溅起的一朵凄美、惊艳的浪花。他的诗中同样也充满了这类思索生命价值的作品。如《薤露行》以“天地”、“阴阳”起篇，议论与抒情巧妙结合，语势浑阔，气象雄浑，悲歌慷慨。集中抒发了作者在特定时空中形成的生命意识。文学作品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作者的“悲怨情结”也在其诗文中很自然的流露出来。
 综上可知，正是魏晋社会的世风时尚、汉魏诗歌及文化的熏陶、曹植个人的悲惨命运与他对生命的思考觉悟，才造成了他的思想意识里的“悲怨情结”。人的觉醒是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风气为前提，而曹植所处时代的动乱及自身的悲剧命运有时他能够主动的认同这种社会审美风尚于社会思潮，从而有意识的通过借鉴传统的《诗》、《骚》的表达手法来抒写自己这种悲怨慷慨的情感，正所谓“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赠徐干》）。
    二 展现曹植“悲怨情结”的诗文
      明代李梦阳在评价曹植的作品时说“其音晚，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⑵的确，据初步统计，曹植“悲怨情结”类作品约63首，占其总数（包括部分残损的篇章）的四分之一。概言之，大致可分为如下五类。
 第一类，离别思念，感物赋怀类作品，约13首。所谓感物赋怀指的是作者因感于社会离乱、征战不休、民生凋敝而作的诗文。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年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正是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同其他建安诗人一样，曹植在其作品中也有反映。如早期的《送应氏·其一》写洛阳因遭董卓之变的凄凉，《归思赋》“城邑寂以空虚，草木秽而荆蓁。”⑶（凡以下引曹植出处皆同，只注篇名）写故乡的荒芜。而晚年的《梁甫吟》、《门有万里客》都是写戍卒的悲情，谴责当权者穷兵黩武政策。这一类诗文即是所谓的“黍离之悲”，体现诗人“哀民生之多艰难”的进步思想。与此相关的是离别思念的诗作。“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雨霖铃》），离别思乡是古今诗人吟咏最多的母题，也是最让人伤神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送应氏·其二》、《离友·其二》是早年与友相别的作品，而《朔风》、《杂诗·高台多悲风》等则是后期在特定的环境中怀念亲人的佳作。《赠白马王彪》是此类诗歌中集大成者。诗人开篇叙写离京时的徘徊流连，旅途的困顿与艰辛。“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并直斥监国谒者的迫害，“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面对兄长的暴亡诗人感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虽然诗末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强作安慰，但却包含着诗人深深的人生悲哀。全诗感情时而沉郁，时而激愤，时而旷达，时而哀痛，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令人读之回肠荡气。故刘克庄说：“子建此诗忧伤慷慨，有不胜言之悲。”⑷东方树则说：“此诗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指数目前，直抒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⑸。
 第二类，婚恋闺怨类，共13首。在曹植时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极低的，婚恋不能自主，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曹植早期的诗文中对此有所体现。《悯志赋》写邻女与所爱的人不能结合，“四同游而无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乎生离。”而《叙愁赋》则写自己的第二个女儿成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虽贵为皇妃，但仍然“故堂宇之旧处，被一别之异乡。”《弃妇篇》则是对当时平虏将军刘勋喜新厌旧的讽刺，表达了对被弃妇女的同情。
 这类诗中还有部分是借闺怨来写自己的后期政治遭遇的。《美女篇》写一位姿容艳丽情怀高洁的美女却无人聘问，“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这分明是诗人有才不能施展的自叙。《七哀》“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丁宴在《曹植铨评》中说这首诗是作者“望文帝悔悟”之作。《种葛篇》、《浮萍篇》、《闺情》写弃妇的痛苦情感，“悲风来入帷，泪下如垂露。”“昔为同池鱼，仅为商与参。”这不正是曹植与君主关系的生动写照吗？
 第三类，因政治迫害，理想不得实现的悲愤及对命运的哀怨，共26首。这部分诗文主要集中在曹操死后的作品中，是曹植与曹丕父子之间政治摩擦的产物，所谓蚌病成珠也，它代表了曹植“悲怨情结”诗的精华。
 我们知道，曹植早年曾经有“济济在公朝，万载驰其名”的功业心，企求建功立业，“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慷慨诗句正是诗人自我壮怀的抒发。但由于曹丕父子的迫害和打击，使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他的内心充满了悲愤和忧伤。《杂诗·仆夫早严驾》说诗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但现实却是“惜哉无方舟”。在《杂诗·飞观百尺楼》与《鰕胆篇》里，诗人表达了自己“抚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的壮志，并怒斥群小“势利惟是谋”，“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但残酷的现实却使得他只能哀叹，“谁知壮士忧”。此外如《感节赋》、《玄畅赋》、《求自试表》等无不是表达了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曹丕父子不仅在政治上打击曹植，并且在物质生活上给予报复。曹植曾经“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在痛苦的生活中，曹植以“转蓬”自喻，“转蓬离本根，漂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杂诗·转蓬离本根》）诗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忍受，大声悲呼“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播，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此时已是生不如死了，纵为小草，焚灭了也能与根在一起，较诗人的处境是好多了。
 如果说物质的艰难上可以克服与忍受，那么严酷的精神禁锢则令曹植几欲疯狂。当时曹氏政权对诸侯的防范非常严格，“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⑹曹植因曾与曹丕争太子位，受到的监控就更可想而知了。监国谒者“吹毛求疵瑕”，以至于“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在这种动则得咎的处境中，诗人就像一只白鹤，“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以戢羽”（《白鹤赋》），就像一只“实淡薄而寡欲”的蝉，却“苦黄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劲斧。冀飘翔而远托兮，毒蜘蛛之网罟。欲将身而卑窜兮，惧草虫之袭予。”（《蝉赋》）曹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想象中“被我羽衣乘飞龙”，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第四类，对人的生命、生命价值的本体思索的诗，约10余首。死亡意识是其“悲怨情结”的生理基础，对人生苦短、无常的哀叹，必然使其作品弥漫着浓郁的“悲怨情结”基调。《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⑺等的咏叹正突出了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生活在人命朝不保夕的建安时代,曹植诗文中也有这样一部分作品。死亡是每个自然人的必然归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诗人很自然的思考人的生命等本原问题。《金瓠哀辞》是曹植早年一首伤悼女儿早殇的作品。面对女儿的早亡，他不禁发出“天长地久，人生几时”的悲叹。《行女哀辞》“伊上帝之将命，何短修之难哉……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唏”，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与探索。此外《王仲宣诔》、《伤仲雍辞》也类似。另外，曹植常常在登高宴游送别中引发对人生无常时光易逝的悲叹。《箜篌引》写宴会而悲叹“惊风瓢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有华房处，零落归山丘”。《送应氏·其二》说“清室南屡得，嘉会不可常。”《赠白马王彪》则说“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 人生如此短暂无常，那么诗人又怎么办呢？他一想去求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平陵东》）然而神仙是多么虚妄，“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不如趁现在努力建功立业，“功勋著于钟鼎，名称垂于竹帛。”（《求自试表》）毕竟“人谁不殁，达士徇名。”（《王仲宣诔》）正因如此，曹植的诗文虽然悲怨但不消沉，而是慷慨悲壮催人奋进。
 最后还有一类是由于曹植现实中理想不得实现,找不到出路,作为情感慰籍而创作的游仙诗,数量较少,但也应划归为代表曹植“悲怨情结”的一类作品。曹氏父子都不相信神仙。曹植创作游仙诗,并不是追求“列仙之趣”,而是诗人力图摆脱迁徙无常、亲故隔绝、动辄得咎等处境的“坎咏怀”,曲折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慨,对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以及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之情。曹植的苦闷和忧郁深重,功名之愿难遂,“抱利器无所施”,不时遭受“萁豆”相残、骨肉分离的切肤之痛,内心世界倍感压抑、痛苦。其游仙诗一方面反复申述局促藩邦处境的艰难:“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五游咏》),“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游仙》),“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仙人篇》),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激心情。另一方面,诗人竭力摆脱拘囚、渴望到精神自由的仙境去栖息,作家“超现实想像作为心理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突出表现了想像者的愿望、情感等主观意向”⑻。曹植的仙境作为与现实生活相对立的异体寄托,与诗人内心世界的追求相契合,在人间“欲从征而未能,求自试而不可”⑼;而仙境的生活却美妙轻松,仙人们优游自得:“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仙人篇》);诗人还具体陈述了摆脱羁绊、驰骋远游之畅意:“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游仙》),丝毫没有政治的无情与险恶的世情。可现实中曹植的命运依旧,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在人生事业理应辉煌的壮年却因压抑悲愤而食饮损减,得染胃病,其心灵痛苦可想而知,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自拔,只有借虚无缥缈的仙境以解脱之。那种认为曹植的游仙诗是“诗人逃避现实、追求长生不死的一种出世思想的表现”之观点,并没有真正洞悉把握曹植游仙诗的创作意图。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曹植前期的诗文多感伤世乱，哀怜时人，后期的诗文则多因自身的遭遇而发声成文，多哀怨悲愤之语，较前期的作品更成熟更深刻，但是，“悲怨情结”一直是贯穿始终的。
 三  曹植“悲怨情结”综述
 纵观曹植的一生及其诗歌，社会和时代的世风风尚、文化文学的时代特征、个人悲惨凄凉的人生命运、思想意识的升华等多种因素组合产生了曹植的“悲怨情结”。他的诗歌不管是从内容还是诗歌的主旨思想上都能够表现出对“悲怨情结”的关照，“悲凉怨愤”是其诗歌的基本格调。“在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以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⑴而曹植就处于这个巨大、悠长、激烈的历史潮流的中心，战乱纷争，然天下统一的趋势仍明显存在，士人个体意识已勃然兴起，治国平天下成为时代的理想。曹植作为有远大抱负望族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然其狂傲不羁的诗人气质，和现实冲撞产生的巨大情感狂澜激荡出“惊采绝艳”的悲诗。这种“悲怨情结”一直贯穿其创作始终，并成为曹植诗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悲怨情结”作为一种意识、意念，在曹植的成长和人生历程中形成，并且深刻地体现在诗歌的字里行间。这种情结在曹植诗歌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诗歌内容与风格都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样以来，悲怨情结不仅影响他个人风采，也使的诗歌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曹植诗歌有建功立业之志，与曹操诗歌之“悲情”相通，亦有生命意识之念，与曹丕之“忧境”相通，但更多的是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到挫折之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的“悲怨情结”。
 钟嵘《诗品》评价曹植诗文是“情兼雅怨”。这种对人生命运的悲剧，对迫害压抑的“悲怨”是曹植诗文的主旋律，也是曹植创作这些诗文的思想基础。通过对曹植诗文悲剧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曹植坎坷一生作全面深入的考察，从而更能够深刻理解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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