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鲁迅的创作观
 
[摘 要] 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于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虽十分复杂、一言难尽，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作为一个处于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一个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的精神世界自然是复杂的，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积淀，又有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鲁迅是一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一面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选择上，体现在他世界观的方方面面，也在他的精神至上观的思想模式中体现出来。因而我们就不应回避和搁置鲁迅的精神至上观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 弃医从文 思想模式 精神至上观 传统文化 深层联系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一、鲁迅“弃医从文”的理由及其意义
 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突然弃医从文？人们常常把《(呐喊)自序》中鲁迅的一段自述作为依据。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从那一次以后就放弃了学医的理想，到了东京搞文艺运动去了。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鲁迅“从医”，还是“从文”的理由时，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鲁迅的从医选择是相当实际而有意义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面可以救治“被误的病人”，可以在战时做军医；一面可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根据上面的解释，鲁迅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放弃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一方面在战争时期，第三国的人为交战双方的一方做间谍的事是常有的，另一方面这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没有普遍意义，并不能说明什么深刻的问题。鲁迅却因此得到三点认识：一是国民的精神如果“愚弱”，体格再健壮也毫无意义；二是国民救助的唯一途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三是“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很显然，鲁迅的这三点认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的精神的重要性，而这种对人的精神的特别强调，与他所看到的那些极度悲愤和痛苦的“画面”似乎并无直接的明显的联系，这说明强调人的精神已经先在于鲁迅的思想结构之中了。
 1907年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尤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在这里，鲁迅的思考是，要振兴民族大业，重建民族文化的辉煌，就“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很显然，鲁迅在将物质与灵明、个人与众数对立起来之后，赞成和主张的是“张灵明”和“任个人”。与物质相对的“灵明”，同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中的“心”的含义十分接近，如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就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
 鲁迅在这里说的“个人”和“众数”，其含义是特定的。他提出“任个性而排众数”的口号，是基于对“众治”的怀疑和对思想自由的特殊关心。他认为有了更多的国民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民族国家才有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首在立人，人立之后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
 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的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于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与他早期对“众治”的怀疑和否定相关联的是，他后来仍然对政治不以为然，甚至对政治进行历史哲学的批判。譬如，在政治不断显示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推动和控制力量的中国20年代后期，他却明确指出他所推崇和从事的文艺与政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他认为文艺与“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而政治家“厌恶”文学家的根本目的是“想不准大家思想”。鲁迅对政治的批判正是出于政治对个性精神和思想的先觉性的扼杀，也就是说，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是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他也曾鼓吹过科学，然而他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并不明显表现在科学为人们提供的生存意义，相反却突出地表现为科学对人的精神的启蒙和灵魂的救赎。他早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就曾指出，科学的意义在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他从科学事业转向文艺是为了国民精神的救赎，他提倡科学的目的也没有背离这一基本动机，他所倾心张扬的是能够对人的世界观，对人的精神结构发生影响的科学精神。鲁迅批判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束缚，是因为它压制了“思想自由”，鲁迅将“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的主张视为“恶声”，原因也是他们对人所需要的精神价值的漠视。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并没有把用现实的革命或政治手段清除社会黑暗和腐败，以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头等重要的使命，至多不过是以笔做投枪揭露社会黑暗和罪恶，而他自始至终的注意中心却是国民性的研究和解剖，是启发民智，使国民树立起“人”的自觉，如他所感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和他所主张的“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鲁迅之所以一生都着力于思想启蒙，来自于他认为人和“人为”对历史的构成和发展的主宰作用，而人格和人的行为又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或人的精神直接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总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虽十分复杂、一言难尽，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从本质上说，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而是建立在与他人和民众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提醒人们不要忽视鲁迅的思维方式上的这一特点，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展示这一特点本身，一个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一特点的历史文化根源。
 学界有一种并不少见的看法，认为鲁迅的文化批判之所以那么深刻和具有超越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了属于西方20世纪这样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理论武器，认为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也是来自于西方唯意志论等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样去说明鲁迅的深刻、超前和现代当然是十分简便的，但简便的证明也常常是草率的。的确，鲁迅在思想文化上曾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海克尔的哲学，斯宾塞的文化人类学，叔本华、尼采和克尔恺郭尔的唯意志论思想等，但仅仅根据这些就能够把西方思想视为鲁迅具有新姿态的思想的文化根源，就能够把鲁迅思想结构中的精神至上主义说成是西方唯意志论等思想影响的结果吗?根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几个事实：一是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将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任何一种思想在本质上的把握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鲁迅的时代从思想史上说还是西方思想刚刚进入中国的时代，可以说鲁迅还没能拥有这些条件，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也还不能说是完全认识了西方思想的真谛。不必说鲁迅的时代还不是从本质上理解西方思想的时代，而且鲁迅接触西方思想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二是西方思想文化虽然是复杂的多样的，但西方文化的核心本质不是强调思想的思想，而是强调制度和物质的思想;不是把精神文化放在首位，而是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放在首位的文化，即我们常说的“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等，这与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观念正好相反。三是我们能够看到西方的进化论与鲁迅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与鲁迅的“立人”观念之间的关联，但鲁迅思想的核心一个是同情弱者，一个是救世济民精神，这与达尔文主义的强者哲学，与西方唯意志论的极端唯我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鲁迅创作中精神至上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个处于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一个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的精神世界自然是复杂的，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积淀，又有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鲁迅是一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一面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选择上，体现在他世界观的方方面面，也在他的精神至上观的思想模式中体现出来。因而我们就不应回避和搁置鲁迅的精神至上观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城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家庭。祖父周介孚，中过进士，当时正在北京做官。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母亲鲁瑞以自修达到能够看书的能力。幼年时代，鲁迅常跟母亲住到乡下外婆和舅父的家里，因而熟悉农村社会。他不仅了解到农民勤劳、质朴和善良的品质，而且知道他们遭受压迫，生活十分痛苦。他跟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这种实际联系，对他日后形成“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观点，形成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以及他的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作弊案被捕下狱，家庭备受压迫敲诈。父亲也在这时患重病，医治几年，终于在1896年死去。经过这些剧变，家庭陷于破产。鲁迅是周家的长子，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肩上。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饱受人间的冷眼。这使他有可能从被损害者的角度，来思考人生问题，还帮助他认识所谓上流社会的真面目，增强他观察社会生活的能力。他出身于封建家庭，后来能够反戈一击，态度又那么坚决、彻底，跟他的这些遭遇，以及他和被压迫农民的接近，是很有关系的。
 鲁迅是择取中国文化遗产优秀成份和采用外国良规加以融合发展、创造现代小说的主要代表。白描和传神的手法，是鲁迅描写人物、创造典型的主要方法，这充分反映他对民族文艺优良传统的深厚涵养。语言的凝练，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显著特征，也是鲁迅小说的最大优点，从这里可以看到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在艺术结构上，鲁迅既善于运用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单线发展的叙述方法，也成功地汲取外国小说的手法，不用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把日常生活的断片、场景和插曲串联起来，从而展开故事和描绘人物。在艺术上，由于反复酝酿，精心构思，鲁迅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茅盾《读〈呐喊〉》）。总之鲁迅小说具有十分突出的个人风格：文字凝练而开掘深刻，行文舒展而情思沉郁，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它表现出充沛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是属于中国，而且是属于世界最优秀的作品之列。
 就本质意义而言，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一是强调人格的作用，它的价值范畴就是“修身”，鲁迅始终相信人的质量就是社会和历史的质量，人是社会历史本质的根本所在；二是强调思想的历史功能，它的价值范畴就是“心”的内在思想经验的功能(道德功能)，所以鲁迅一直十分关怀国民性，并致力于国民精神的救助，为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呕心沥血；三是强调心对修身的决定作用，及其人格和心性的可塑性和人格塑造与心性养成的极端重要性，鲁迅一生的追求目标就是通过改造人的思想———人心来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并且坚信人心是可以改变的。这一思想特征显然与我们前面所描述的儒家心学思想在本质意义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十分接近的。
 就鲁迅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鲁迅从小所受到的是正规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最直接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信仰的正统家庭，在西方思想与儒家传统这两大文化系统中，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哪一个在事实上和本质上有联系或联系得更为紧密，我想也是不言自明的。
 可见，精神至上主义是鲁迅思想模式的一个特征，而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依据又主要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关。此外，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证明鲁迅的思想模式与儒家思想的深刻联系并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渴望得到认同的还有，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之所以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而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思想者，之所以始终没有失去他的现实意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民族传统保持着积极的联系，是他脚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精神至上主义不仅是鲁迅的个人的思想模式，它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以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在许许多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家的精神结构中都有所体现，鲁迅只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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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②《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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