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城》看沈从文的人生追求

一.引言
 提到沈从文，就肯定会想到他的名著《边城》。早前通行的说法是沈从文的《边城》“是一部indyllic杰作。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服可口的良药。”后来，认为牧歌背后隐有“忧郁气氛”，比如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汪曾祺的说法：“《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这显然是说其牧歌性质，但他又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到当代，学者认为《边城》是“牧歌”但更是“挽歌”，刘洪涛在《边城与牧歌情调》中说：“《边城》建了一个乐园图式的牧歌，但是，这牧歌中却有挽歌的三个层面。”其实，这些观点可能只是就作品中文字表现的内容发表意见，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沈从文，理解《边城》，我们会发现沈从文在《边城》中有着更深的人生寄托，不管“生活”的压力如何之大，沈从文都执着的追求着“生命”，追求着“生命”的最高形式。
二.对“生命”的执着追求
 1.“生活”和“生命”
 沈从文受西方思想的启发，并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发现了对他来说极端重要的两个概念：“生活”与“生命”。这两个概念，在沈从文的理解中，各有特定的涵义，与普通的定义不可同日而语。他讲的“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生儿育女的婚姻活动，“生活”是物化的。在他看来，人要生活，但不可仅仅光为了“生活”，不然就与动物无异。“人虽然是个动物，希望获得幸福，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如果当前少数人的幸福，原来完全奠基于一种不义的习惯，这个习惯的继续，不仅使多数人活得卑屈而痛苦，死得糊涂而悲惨，还有更可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的越发困难，我们怎么办？”这种因“不义”而得的“幸福”，是一种悲哀的人性的退化，其结果是下一代的堕落。因此如果仅仅为了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律受“物”所制，那结果人生、社会存在的意义将不复存在。沈从文对“生活”的认识，是触及到了现代社会的内在本质的，跟我们现代某些所谓“现代人”比都是很有进步意义的。这种“生活”不可取，那越过这种失去自我的“生活”，所追求的就是他所说的“生命”。
 2. 影响“生命”实现的几个因素
 “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这就是沈从文小说“生命”的最初形式：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也就是上文中从景色、民俗、人性中投射出来的人的善良本性，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原始人性，但在沈从文看来，即使这种单纯的“生命”，也高于都市复杂的“生活”，从这里我们就不难体会沈从文为什么在自己的文章里推行乐园图式的牧歌了。
 但是，这毕竟仅仅是处在原始状态的“生命”，“虽不为人生琐细所激发，无失亦无得，然而‘其生若浮，其死则休’，虽近生命本来，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因此，他要求人对“生命”要有一种从盲目到理性的上升认识，人要自己把握自己生命的方向。要做到这一点，不难但也不容易。偶然的事件，情感上的误会这两种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人对“生命”的理性认识，“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你后天的命运”。沈从文认为这种干扰因素必须将它排除，否则将是人以理性支配人生的极大阻碍。《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的美好爱情本应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却因为种种“偶然”和“情感上的误会”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们的悲剧命运，是沈从文给我们世人的一个“范例”。
 而且，沈从文认为，世间一切偶然、误会，越过它们表面行行色色的形态，从人生的深处看，便是“生活”与“生命”的矛盾对立，“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有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这种对立是社会中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人生形态的对立。在沈从文的思想里，物质的“生活”实际上代表现代文明，“生活”是现代文明“具体的东西”。随着现代文明的输入，农村原有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人生存所需的物质和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农民性格灵魂的巨变，“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现代文明对保有原始状态“生命”的边城农民进行无情的压迫，沈从文深切的体会到，但是他无力阻止，也无力阻止爱情悲剧的发生。碾坊，是现代文明物化的象征，作为财产的代表，财产对人们追求爱情的限制和羁绊,对平静祥和的田园生活的激烈震荡作用在《边城》中虽然含蓄但是却是随处可见。“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 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一些。”茶峒的乡下城里,都为此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顺顺方面,虽然为人慷慨、豪爽，但是团总以一座碾坊作为陪嫁,对他来说并非没有吸引力。像龙舟竞赛时,团总的女儿就被安排在顺顺家当中离窗口最近的地方。傩送是同爸爸吵了一阵才离家出走下桃源的,从傩送回答父亲的话中也可见端倪“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可见一座新碾坊在顺顺心中还是相当有分量的。虽然翠翠和二老对爱情始终不渝的坚守，正像二老说的“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但这种坚守显然抵挡不住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最后的爱情悲剧就是证明。《边城》中翠翠和傩送爱情的演变，是人在主观精神上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和这种追求在客观现实中难于实现的矛盾。因为现代“文明”对“生命”的野蛮干涉，我们在翠翠和二老美好的爱情深处，读出了一种无奈，一种痛心。正如沈从文所说：“许多人间喜剧若从深处看，也都令人油然生悲怜心” 。
 生活中不曾预料的突如其来的“偶然因素”、“情感上的误会”以及“生活”与“生命”的对峙和影响是随处可见的，并时常阻碍着人们的追求，阻碍人们把握自己的命运。“好象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虽然说《边城》中所有人物的悲剧似乎都是天命而成的，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在《边城》中翠翠与傩送身上，我们看到了勤劳、朴实、善良、信守自己的本来；在爱情和婚姻上，他们自主自为，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污染；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结局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有主心骨，坚定的把握住命运的方向，尽管最后似乎因为不可抗拒的天命而产生悲剧。但是，如果消极对待，认为天命难违，泰然处之的生活下去，那显然是更不正确的，只能导致像翠翠和二老这种爱情悲剧再次发生。沈从文显然不想消极对待：“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地‘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就是说，人生虽然坎坷，但人还是能依靠自己的“意志”，驾驭自己的人生。虽然前面是重重的困难，但是最终也是能被克服的。他认为人虽然不能完全摆脱“生活”的制约，却具有主导自己人生的自由，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由此，沈从文写《边城》，写各种文章，所要表现的人生寄托，也就是他所要表现的人的“生命”的最高形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3.“生命”的最高形式
 沈从文在他自传中曾说：“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所谓“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活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永远不气馁，且在各种方式下，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这个国家，总会从急风猛雨中，慢慢的站起来，向理想迈进，任何恶邻想用战争方式或怀柔政策来妨碍我们的发展，是办不到的。”可以看出，“为人生远景而凝眸”实际上就是沈从文追求的“生命”的最高形式。综合上文，他对“生命”的理解，实际上包含：“必须摆脱金钱的束缚，保持纯朴的人性，并对自己的命运具有符合理性和意志的自我认识与自觉自主的驾御。并将这种对人生的认识推及到自己经验范围之外，有理想，有志气，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不懈的努力。”他要求人们从原始状态的“生命”努力向最高形式的“生命”进步。沈从文把这种最高的人生理想通过《边城》中翠翠与傩送两个人物形象反映出来了。他们的父辈、祖辈们虽然生性淳朴、善良，有边城特有的特性，但是金钱、权势的诱惑力在他们身上多少有些作用。于是，作者就希望翠翠与傩送能摆脱世俗力量的束缚，摆脱“生活”的魔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可以说，翠翠与傩送也相当好的做到了，翠翠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故，有怎样的情感上的误会，她还是坚守自己的初衷，坚持自己对傩送的原爱。傩送在“碾坊”面前还是毅然选择了“渡船”，也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翠翠与傩送正是沈从文追求最高形式的“生命”的代表。
 沈从文认为“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他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生命”的，他孜孜不倦的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一切都源于自己的亲身经验。沈从文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湘西度过的。湘西这个汉苗聚居的地方，完好的保留了苗民淳朴的本质和美的风格。可以这样说，是湘西乡土的乳液，滋润着沈从文的身体和心胸，使他从容写出一篇篇清新自然的文章。但是，受新思潮的影响，他毅然选择了走出去。然而，一进入都市，他便发现这是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陌生的人生世界，与他原来生活过的人生世界截然不同。无论是一般的社会交往，还是道德观念与民间习俗都表现出鲜明的对立。商人们惟利是图；文人、政客们只为追名夺利东奔西走；城市中人们只在小恩怨的得失中滚爬，自私又庸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有一个利字。他清楚的察觉到人性中那热情、勇敢、诚实的高尚品格，早被都市生活吞噬殆尽了。因此，他认为只有乡村下层人民保持了人的本性，保持了对生命的孜孜追求，而都市则全无了。“在沈从文作品背后，总是站着一个精神与道德上纯朴、诚实、健康、强悍的乡下人”。通过湘西和都市中人性的反差，沈从文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清楚了自己所追求的东西：“生命”的最高形式。
 但是，这种追求最高形式的“生命”的人生理想，在“生活”的压迫下，却是没有多少人能理解。无论统治者和上流社会，还是下层人民对“生命”都缺乏有理性的自我认识，甚至达到对生命的无知。这点透过《边城》中所袒露的各种现象都隐约可见。翠翠与傩送虽然都坚守自己的内心，然而重重的阻力，“偶然因素”、“情感上的误会”以及“生活”和“生命”的对峙和影响他们都没能挣脱，被限制在其中不能自为，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没有足够的认识，只能自主而不能自为，甚至有天该如此的念头，因此，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最后只能陷入悲剧中了。
三.结语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所区别的，追求“生命”的最高形式的理想是最美好的，但是社会现实的黑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抗战爆发以后，时代的狂潮和黑暗的逆流，使沈从文的人生理想彻底沉没。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导致沈从文陷入严重的思想精神危机，出现了人生的歧路。他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面是受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然而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我能说些什么？”，然而这个坚定的信仰最高形式的“生命”的智者没有对人生绝望，坚持向生命的更深处攀援。“不管它是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见到底为止。这才象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因此当《边城》中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陷入泥泞中的时候，作者没让他们完全陷入绝望，而是给他们一条生还的绳索。“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作者坚持，虽然会遇到命运的压迫，各种“偶然”、“情感误会”的影响，但是自己的人生依托，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最高形式的“生命”之梦不会消失。《边城》用牧歌图式的图景描写翠翠与傩送一出既美又悲的爱情，正是体现出沈从文对生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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