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倾城之恋》浅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情感悲剧的成因
 序   论
 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带给了人们无尽的诉说与回味。虽然“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但半个世纪过去了，“孤岛”上海这突兀崛起的奇迹却仍能让我们凭着最古老的记忆，感受“三十年前上海的月亮”，在一片寂寂的静默中，回响着她那红尘深处的沉沉叹息。张爱玲站在一个阴郁的角落，用一支深满华彩的笔，直指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习俗，她是“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支沉香，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1〕她以那非凡的感受世界的能力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一个大而破的时代——乱世里人的基本生活状态〔2〕,模拟世情，生活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在柴米油盐吃穿用度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执著中道出了寻常人生如泣如诉的悲哀。更表达了她对世俗人生的人性的、审美的生命体验与关怀。代表作《倾城之恋》就集中体现了她凝结在普通人身上的普通的人性的审美品格。张爱玲笔下那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如曹七巧、葛薇龙、曼桢、川蛾等等为文坛增添了不少亮色，她们都在泥泞的生活中挣扎、反抗，最后却难逃一个苍凉破败的结局。即使爱情产生了，最终也不过是一场梦，它经不住现实的、命运的无情撕扯。《倾城之恋》也是如此，是一曲女性生存困境的苍凉之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绝好的关于爱情的题目，其次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爱情“传奇”。倾城的典故，中国人都知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本义指女有美色，倾倒众生，“城”意为城邦、城池，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原始的“象”已被虚化，而许多超出于自然意义之外的“意”，即倾城的内涵，呈现出怪异的倒错,题目与文本的矛盾给小说奠定了反讽的基调。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嘲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倾塌香港城的战争却给了她一个平凡的归宿 ，成全了一段本不打算（在范柳原）与本不可能（在白流苏）婚姻的结合，成全了两个各揣不同目的的中西文化土壤里孕育的男女。这个看似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的圆满里却蕴含着深刻的不圆满，小说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和主要视角，选择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为主旋律，揭示了“得意缘”的华丽底色上衬出的人生底蕴。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就是“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3〕看到这里，不禁开始思索是什么原因使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一步一步不由自主的走向了悲剧，是社会？是人物本身？本文笔者就试图从各个角度，以《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为典型来阐释构成女性情感悲剧的原因。
一、经济基础不独立是造成悲剧的基本原因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人们首先必须吃、唱、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 〔4〕这句话揭示了长久以来，人类生存的问题，以物质生活资料的解决为前提。我们不能不否认张爱玲在关注她笔下的人物时，首先是从生存的需求上加以考虑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女人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她们也对生存充满了恐惧，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会有幸福的爱情。《倾城之恋》叙说的这部家庭式的故事里的白流苏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她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型期，随着封建社会的崩溃，这使大家闺秀失去了传统大家闺秀优越的生活基础，失去了封建传统文化制约和保障下的社会生存伦理秩序。你看，流苏的处境真够可怜的，她的第一个丈夫浮华放荡，嫖赌娼妓，且性情暴躁，流苏不堪受辱，愤而与他离婚。于是她要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鲁迅曾指出走出家门的娜拉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流苏不甘堕落，就只能回到娘家——这个所有女子的最后据点。可是在娘家人眼中流苏是嫁出的女儿，已是外面的人，随着家道败落，生计日益艰难，兄嫂们开始想方设法赶走流苏。此时母亲冷语无情，兄嫂冷眼无义让流苏感到这个最后的庇护所即将倾倒。特别是当过去笼罩在这个大家庭上的亲情面纱被金钱势力彻底撕毁后，流苏已经再一次被逼迫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她必须再一次为自己寻找一条生路。
 她已经二十八岁了，离婚七八年，如果要外出工作，她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力气，青春就那么可怕的转化为一种“背景”。她深深地感到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她在社会传统下的强大压力。但是白流苏“有一种人前所未有的清醒”，她深刻地明白了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价值，明白自己必须选择一个怎样的生存方式，并尽全力为此而斗争，她唯一的出路就是依葫芦画瓢般地仿照她的前辈的生存方式再去嫁人。于是，她点起意味着宣战的蚊香，但这其间并没有充斥着崇高与悲壮，只是用尽伎俩抢去为妹妹家介绍的男朋友范柳原，她成功了。
 这种窝里斗是非常残酷的，流苏并不因此向妹妹抱歉，而是看成了自己的一个胜利，她知道宝络必定会恨她，但同时也会对她“肃然起敬”，因为“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 〔5〕。她的出路只是再一次抓住婚姻，并没有任何新理想的诱惑，这是生活陷入困境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是生的本能的呼喊，就事论事，我们似乎也只能如此。
 不仅是白流苏，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她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因为没有经济保障而承受的人生苍凉，可谓是触目惊心。如曹七巧对黄金的欲望也是因为物质的匮乏，她出身低微，只有以自己的花样年华陪伴一个残废的人，一堆没有生机的肉而去换取生存的依托，换取经济的保障，却失去了一个正常女人应该享受的生活。那是一群“不明不白，猥琐难堪”的女人，张爱玲描写他们在生计面前的无能为力，“求生存”成为小说中贯穿年轻女性命运的主旋律。其实是她自己感受到了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女性在传统下的强大压力，她焦虑，她却更理性，使我们浸淫于《倾城之恋》时不得不悲怆沉痛于现实中女人的生存姿态与命运，不得不愤慨于那代代相传的固定生存模式。不禁反思，为什么现代女性可以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可以去选择自己想要的婚姻，首先要说的恐怕应该是现代女性的经济相当的独立，可以自己过上充裕的生活，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如果像白流苏那样，离婚了就几乎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你说怎么能不去绞尽脑汁的抓住一个可以给你提供生活来源的人，还会奢侈的去谈爱情吗？
二、传统观念与习俗是造成悲剧的深层原因
 流苏走出娘家，利用她28岁所剩下的唯一资本——青春与风流侨商范柳原展开了一场婚姻的游戏。“再一次出嫁”依靠男人为自己赢得一丝生存的希望，是流苏唯一可以拼杀的血路。而深究其原因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对女性情感的剿杀，使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庸，丧失主体性造成的。自母系制被父系制代替后，千百年来，女性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一生命运的可悲性。“她们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啃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6〕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女人必须依赖男人，女人只有追逐婚姻才能在这个社会继续存活。这是张爱玲小说中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女性的唯一出路。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这样谈论女人与婚姻的关系，“结婚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事业，而且也不像许多其它事业那样令人厌倦，唯有它才能允许女人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尊严，又允许他作为爱人和母亲获得性的实现。”白流苏就把她与范柳原的婚姻当着一项事业来经营。
    白流苏从白公馆的时间轨道挣脱，自己砸碎了上海城的沉滞枷锁，跟随徐太太前往没有旧枷锁，旧包袱的“新”城香港，开始了自己个人生命的创造，这是生的本能的挣扎、赌博、冒险，也由此启动了范白俩人对爱情婚姻不同期许的心理攻防战，经历了一场场的舌战。流苏的出走被定格为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出走的结果无非是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用美好的肉体取悦于人，是女性在退出社会的主导地位后沦为男性附庸所采取的最古老的手段，男人是她们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标准。张爱玲文坛上的挚友苏青女士曾带着切身之感说到：“我知道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比求爱情的心来的更切。” 〔7〕较之刚出阁的宝络、金枝、金蝉等人，流苏更为成熟老道，且能认清男性的本质，也更能领悟婚姻对于女性的意义。所以，对流苏来说，重要的不是她是否爱他，而是他是否会娶她，至于范柳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真心是什么，她统统不想去了解。流苏已无主体可言，除了她那剩下的残余青春美貌与在封建大家庭中养成的小智小慧，流苏剩下的只有一个狭隘，卑俗的灵魂，她的精神世界里充满的是人性失落后的苍凉。
    与范柳原地位的严重不平等，使她只能听任范柳原的摆布，在她们的交往过程中的较量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她用尽了所有解数，谨小慎微，寸步不让，受尽了种种的委屈，寻求安稳生活的愿望受到了范柳原的现代杯水主义的婚姻观念的威胁，受传统熏染的重名重利、重尊卑的白流苏虽然不能容忍这种地位，但最终迫于生存的压力，她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了范柳原的情人，这是一场势利而苍凉的恋爱，实质上是金钱与色情的交易，他们几个回合的较量均以白流苏的失败而告终。婚姻史成了艰辛的寻找归宿的奋斗史，在流苏面对着一间一间的空房间，空虚呼啸着向她扑来，她不得不开亮了所有的灯来充满空的房间来填补女孩子内心的完善，她的两只手在背后紧紧地互扭着，以抵御对今后生活的恐怖的感觉。白流苏从始至终都未能冲破这一“乱世中的苍凉梦靥。”
    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表面飘浮、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折射着虚伪，但是一场倾城的香港之战使白流苏才体会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靠的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了”〔8〕。至此，她与范柳原“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使他们在一起和谐的活个十年八年”〔9〕。于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如愿的做了范太太，劫后余生的她奇迹般地没有堕落而是意外地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圆满结局，做了范柳原的合法妻子。这场惊心动魄的香港之恋，似乎有了完美的结局，落下了完美的帷幕，但是只要你掀开帷幕的一角，向里张望，会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发现，柳原与流苏的婚姻是对不可把握命运的屈从与让步，难怪这一如意的结局并没有消解她“求嫁”过程中的悲剧，劫后余生的流苏有“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仅此而已。但病态文明培植的轻佻，残酷的毁灭却使她心里充满了一片苍凉与迷惘，在前面等待她的仍是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她仍旧为婚姻奔忙。为了婚姻，流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头来，她却仍然是男权主义社会里男人的玩物。
    纵观张爱玲笔下婚姻的男女两极世界，她更多的关注的是普通女人的人生遭遇。他们生活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命运掌握在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里，她们沿袭着心理与传统的重负,认真的活着.《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她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进深渊，在她的生命里仍旧追求着一点点不可靠的爱。既使是曹七巧，她的受害与害人也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女性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男人的爱与不爱就成为了女性人生悲欢的直接导演。张爱玲在《有女同车》里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女人把自己的命运系于自私、虚伪、委琐、羸弱的封建男子，她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我们对《倾城之恋》里弥散于生命存在的悲凉之感深长回味时 ，我们却欣喜的看到现代女性随着经济、人格的不断独立，现代女性不再依赖婚姻，依靠男人，婚姻已经不再是现代女性的唯一出路。这说明女人的命运需要自己去把握，不能单纯的依靠男性，女人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格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与地位才能在本质意义上赢得社会的尊重与男人的爱。
三、虚荣心和性格缺陷是悲剧的自身潜在因素
 张爱玲始终站在一个女人的视角去看现实，在钟情于男女之情的描述中，写着凡俗的人，凡俗的事，“我发现弄文字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是前者的底子”〔10〕，强调人生安稳一面是有着永恒的意味，是张爱玲把握人生的特殊角度，她的作品远离了社会的激烈斗争，远离了飞扬的人生，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挖掘表现着人生平凡琐碎的一隅，白流苏、曹七巧、葛薇龙……都是她关注的世俗社会里“软弱的凡人”，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腐朽文化、物质压抑和倾轧下人性的扭曲、畸形和变态。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11〕。我们看到流苏是迫于生计而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无奈与惆怅，却也在里面看到了流苏膨胀的物欲，她为了自己取得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在徐太太介绍柳原给宝络时，她使出了女人的媚相与种种心计，活生生地把柳原从宝络眼皮底下抢走，认真地谈起了恋爱，而范柳原吸引她的不是个人魅力，而且她看清范柳原并没有真心，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的谎话。吸引她的是范柳原的钱财，能给她提供充足的经济后盾，她对金钱、地位表现出强烈的欲望，逐步膨胀，走向异端。她押上了自己的青春、智慧，甚至不惜于沦为范柳原的情人。同时在流苏身上我们体察到她性格里的不彻底性，生存无本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萎缩、卑微、庸俗、自私、病态，生活在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掉的心狱里，沦为男人的附庸，卑而苍凉。张爱玲笔下这位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她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了，无法摆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衰败命运，拽不住烟消云散行将失去的繁华，可她却又不愿就此堕落，所以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丰满而活生生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苍白而平庸服帖的工具，不能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流苏与范柳原为着自己的私欲而掩藏了自己的真心，根本无法达到真正的契合。流苏只是陷入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在生存出现危机时，她的选择显示了她性格里不彻底的一面，这个不彻底性格成了她悲剧命运的又一因素。性格里的残缺，卑弱和不彻底，使流苏更快地被吞噬，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生命，原来“只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却“爬满了跳蚤”。 在结尾处，流苏笑吟吟的站起身，将蚊香盘踢到了桌子下去，“战役”并没有结束，流苏暂时赢得了胜利，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我们都不可知。张爱玲不仅看到了整个社会，整个男权社会女人的可怜地位、性别失落，更看到了女子命运悲剧的形成还有女性自身的、内部的不完善。“可见都怪男人是不对的”，女人为男性中心的社会意识加强做了帮凶，她们过度的金钱欲与情欲主动把自己推到了牺牲的位置。
 在张爱玲的同类作品里，这样的女性占了很大一部分。像曹七巧在性欲与金钱的双重压抑与折磨下，以罕见的残忍、恶毒报复与发泄着，带着毁灭性的气息亲手扼杀了子女的生活幸福；曼璐辛酸的挣扎到最后，为保住姘头的位置苦心经营时,还让祝鸿才先奸后娶自己的亲妹妹……他们在变态的心理支配下不但毁灭自己，同时向着比自己更弱的女性施暴。她们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们的本性里，欲望的无限扩张只能疯狂的拖着自己与别人往绝路上走。
 四、中西文化熏陶是造成悲剧的环境因素
 张爱玲善于用古典的故事外壳，通俗的故事形成表现现代人的主题，表现生命在强大的环境力量的摧残下的扭曲、变形，表现生命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环境力量”就是本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以及它的派生物香港，这是一个荒唐而怪诞的世界,它自从被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大门以后，便逃脱不了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租界”身份的独特架构刺激着两种文化的畸形繁荣——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土生土长的封建文化在这里撞击、抵抗、交融。殖民地特有的东方色彩，浸透了这里的全部生活，处处都是对照，但最后这水乳交融的却并非为对方的精粹部分，而是糟粕，是腐朽糜烂。在张爱玲笔下形容了诸多的文化怪胎，由这些怪诞的人，扭曲的生命为我们开了一扇观望沪港十里洋场社会的窗户，并由此揭示了中西文化交融是铸成流苏情感悲剧的环境因素。
    在探讨这个环境因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来分析范柳原的形象与精神内核。白流苏与范柳原谈的就是一场亦中亦西，非中非西的“中西合璧”的恋爱，这场恋爱获得了意料不到的“大团圆”结局，但这“大团圆”结局的获得却是因了一座城市的陷落才得以完成，因而也就更具苦闷、惆怅、苍凉的讽刺意味。而在“恋爱”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动机等等在深处，是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互相碰撞。在这个撞击的过程中，这种文化从深处呈现出不同的趋向与要求。
    范柳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他是一个在英国成长，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可谓是洋派十足，经历过万千女人的万千风情，偏偏看中了旧派女人白流苏，他觉得“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12〕，尤其喜爱流苏那一低头小动作中流露出的中国情调和中国女性的温柔含蓄之美，“你看上去不像这个世界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13〕，这世界，是柳原所处的西方文明的世界，也是东方文明逐渐被西方文明浸染、侵蚀的世界，说穿了洋化只是范柳原外表，骨子里却是传统的中国化的，是最顽固的中国，这才是范柳原的本质，是殖民地化中的畸形的精神形象，是深层次上“新”的人种。
 同样，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他像西方人那样追求自由的爱情，他要的是一点真情，他引用《诗歌》一首诗：“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并对白流苏解释说：“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14〕。这种反抗绝望的精神，他要的是流苏的真心与真爱。可对流苏的理想——婚姻，他却不想给她，从始至终，他要的只是流苏做他的情人。在温柔浪漫的外表下面的是一颗极端自私的心，西方的人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思想熔铸造成为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即便是在自己爱人面前，也同样首先是个人欲望的满足，而绝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利用自己经济上的优势,一步步牵引着白流苏,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才是范柳原的“真爱”本色。柳原是“浮华”的，也是“素朴”的，对柳原这种外在的现代与内在的传统的反差的描写，对其自身的性格矛盾的描写，凸现了一个在封建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夹缝中生存与挣扎的现代人形象，对这被时代否定的人物身上有价值与无价值并存，肯定与否定的同在展示，彰显了人性的荒谬与矛盾。
    而白流苏出身于一个古老世家，深受旧式大家庭遗害的毒，她对白公馆早已没有了感情，但白公馆留给她的古老记忆是不能抹去的。她走出古老的深宅，走进了现代文明，心却抹不掉封建社会里那诉说着忠孝节义故事的古老的琴声，始终未越雷池一步。她的目的是做人的妻子，而不做情妇。她的情感世界里，透露出古老文明的荒凉。
 这是张爱玲笔下的中式女子和西式男子之间“谈”的一场恋爱，权衡利弊，算计着得失，双方的精刮老道让这场倾城之恋中充满着虚伪和自私，世俗与心机——这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本质。于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封建意识与现代思想这两种相冲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结合，产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效果。一场倾城之恋以一个城市的悲剧而成全的，以悲剧而成全的人生之爱是更深刻的悲剧。表现在人物身上，是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人总要付出悲剧性的代价，无论这个代价是自己承受，还是给了别人，白流苏也只能在得失不由自主的尴尬境遇中，感慨世界的不可理喻。
 结    论
    乱离最苦的是朱颜，张爱玲以女性悲悯的情怀审视着她笔下的女性的痛苦与挣扎，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给我们留下了一道历史转型期女性生存的特殊风景。女性经济的不独立，丧失本体性，自身无法克服的性格缺陷与畸形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大背景共同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一步一步推向了悲剧的深渊。所以作者在《倾城之恋》的结尾留下了一段凄婉的文字，留下的是一种苍凉的启示：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是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的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拉过去又拉过来，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15〕。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页。
 〔2〕范智红：《“在古老的记忆”与现代体验之间——沦陷时期的张爱玲及其小说艺术》，《文学评论》， 1993年，63页。
 〔3〕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卷，第235—236页。
 〔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
 〔7〕苏青：《读〈倾城之恋〉》见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原载1944年12月10日《海报》，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
 〔5〕、〔6〕〔8〕、〔9〕、〔11〕、〔12〕、〔13〕、〔14〕、〔15〕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12页，137页、138页、118页、123页、126页、139页。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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