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崔杼弒君》试析《左传》小说话特征
[摘 要]  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这说明其文学价值之高，文学成就之大，足以为后世法。《左传》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它的叙事写人及战争描写等方面。《左传》作者已经从《春秋》那种极其简括的标题新闻式的文体中脱胎出来，将叙事和写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长篇的叙事文学作品，具有“小说话”的特征。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阅读教学  兴趣
 
 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这说明其文学价值之高，文学成就之大，足以为后世法。
 《左传》的文章，为历代古文家所称道。尤其是它的叙事，被捧为叙事文字之轨范。杜预《春秋序》称美《左传》叙事之美，谓：“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其实，叙事和写人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左传》作者已经从《春秋》那种极其简括的标题新闻式的文体中脱胎出来，将叙事和写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长篇的叙事文学作品。而人物和情节，是小说“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因此，《左转》的描写，具有明显的“小说话”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古代小说之萌芽。下面，我试以《崔杼弒君》为例，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总结《左传》叙事写人的“小说话”特征：
 一、从两人增加到九人，《崔杼弒君》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被成为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三要素”。而在此“三要素”中，“人物”又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情节还是环境，都是为了刻画人物形象和性格。而《左传》小说化的重要体现，恰恰在于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当然，纪传体历史著作不可能离开历史人物的描写，但大多数历史著作，都是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左传》由于编年史的限制，他描写的各种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但令人惊奇的是，《左传》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而且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虽然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刻意塑造人物形象，却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初步具有了小说中人物的特点。
 如《崔杼弒君》中的崔杼是齐国的大臣，一方面，他权倾朝野，有着极大权力，握有生杀大权，但是从宗法制度上说，他始终处于臣服的位置。这样，他只能以臣民的方式去行事。文章始终把他放在臣民的位置来对待和叙述。例如：他夺人寡妻，又受人羞辱。然而，他杀了庄公之后，又不能不被历史记载一笔；一方面，庄公羞辱他，史书不好直言，而一旦他杀了庄公，却不能不背上忤逆的罪名。他忍辱含羞，渐生弑心；“不朝”引诱，暗中布设；时机一到，心狠手毒。虽弑君有理，但在当时行之不义（弑君被视为犯上作难），所以，他唯恐真相败露，亮了家丑，担了罪名。当太史记下真相，二兄弟再记时，他连杀三人。直到太史三弟不惧以死仍然直书时，他才意识到正义是压不住的，只好作罢。 这说明他弑君理直而心虚，同样不得人心。即使用现在的平等意识，平民心态去看，通奸与妻，蒙受大辱，也不至于非置人于死地而罢休。崔杼之所以弑君，之所以接二连三杀死无辜太史，是其权重气盛，不可一世（庄公是他立的，君主他也不放在眼里），不可侵犯，不可抗拒的地位与霸性决定的。而对晏子的“不死”，“不行”，“不归”，既“舍之”，又用之，表现出崔杼个性的另一面：知人善用，深谋远虑，他留用晏子，是因为晏子“民之望也”，可以其“得民”，稳固自己的地位。可见，崔杼的形象是复杂而丰富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能从《左传》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而庄公，他好色，无道，公开地屡屡地到大臣家里与其妻私通，且任意羞辱其夫（身边的重臣），暴露其昏庸，不知轻重的恣肆妄为。他的被杀，有权力之争的背景，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咎由自取。晏子“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的叹问，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作者并没有因为庄公是“君”，是被害者而一味为他说话，而是用传神的笔墨，也写出了他性格中的弱点。
 在《崔杼弒君》，晏子是一个正直的大臣形象。“枕尸股而哭”“三踊而出”，可见他对庄公之死哀之痛之，但并不敬之颂之，护之效之，因为庄公不是“为社稷死”，而是“为已死”。他信守为国家谋利，为百姓造福，而不唯国君，所以他成为“民之望”。他对崔杼弑君是不满的，但又“乃歃”为其所用，更多考虑的是以社稷的大局为重。这些都表明晏子是一位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贤臣。当然，晏子在崔杼弑君之后的言行，也不无免从虎穴的机变，这是晏子一贯的智慧。晏子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是多的。
 其实，在《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件事（每个人物）来表现性格的。这些形象的出现虽一纵即逝、一闪而过，然而却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很像小说描绘人物中的“白描”的手法。如《崔杼弒君》中的四个史官，崔杼随即立景公为帝，自立为相，操揽大权。不料史官如实记下“崔杼弑其君”这一大逆不道的史实，崔杼大怒，杀之。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记，接连被杀。史官的三弟再记，慑于正义与英勇，崔杼只好作罢。三条生命，四个人前赴后继（还有一位“南史氏”“执简以往”），才保住了这段历史的真实。史官唯真求实，秉笔直书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国“良史”的典范好恪尽职守（把历史真实看得超过了生命），宁死不屈的民族脊梁的代表。
 
 二、从寥寥数字到洋洋千字，《崔杼弒君》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
 情节，是小说中的另一要素。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因此，《左传》小说化的体现，还在于是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却并不拘泥于历史，相反，他有时反而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历史事件叙述得像一部情节曲折的戏剧。而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又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这一点，《左传》可谓历史传记叙事写人之开端。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而这些特点，在《崔杼弒君》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关于《崔杼弒君》，《春秋》上只记“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弒其君光”一句，前后共十二字。而在《左传》中，随着情节的展开，整个故事记叙得极为生动：作者先由孟公绰之口指出崔杼“将有大志”，为崔杼作乱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崔杼娶棠姜为妻，齐庄公又私通棠姜，作品又以“崔子之冠赐人”等一系列情节的展开，借以深化崔杼与庄庄公间的矛盾，揭示崔、庄矛盾冲突爆发的必然性。这其间，又插入齐庄公鞭贾举一事。这一情节看似闲笔，似乎纯属偶然，其实却说明了齐庄公的暴戾无道，多处树敌，加速了走向灭亡过程。于是情节发展进入高潮：崔杼称病不朝，引诱庄公入崔府探视，贾举勾结崔杼伏兵包围齐庄公，最后杀了庄公。《崔杼弒君》这一事件，整个过程史事的安排有序不乱，情节复杂，最后结局尤其写得扣人心弦。宛然一篇小说。
 那么，《左传》增加的那些情节，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左传》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又大量采撷民间口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并且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进行文学的加工。各国的历史、各氏族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内容则是保存在代代相传的口头传诵中。《左传》作者有可能在同各国官员或贵族的交往中得到这些材料，也可能从故老的闲谈旧事中了解到这些材料。比如《崔杼弒君》，自《春秋》收“崔杼弑其君”后，《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记了这件事，《谷梁》重在解释《春秋》为何书“崔杼弒其君”，《公羊》则详细记了事情的经过。但是详则详矣，情节却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而《左传》则集《公羊》、《谷梁》长处于一身，又加上民间的传闻和口头获得的材料，成为记载最具体，处理最精当的作品。文章开篇“美之”二字就像是小说要素中的“起因”，崔杼因“美之”娶棠姜，庄公因“美之”私通棠姜，还有崔杼弑君，许多党羽遭殃，史官三兄弟遇害，都是棠姜“美之”惹的祸。虽然“美之”之是一个诱因，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起因”。而庄公私通的经过，崔杼受辱而起弑君之心的描写，语言及其简练，却清晰明了，可谓小说中的“发展”。弑君的过程，把重点放在写庄公的“三请”之上，既描写出昏君无奈的悲哀，又刻画出崔杼的执意狠毒 ，“其言简而要”，却让小说自然而然地达到了“高潮”。最后，作者又用大量笔墨书写了面对晏子的“不死”、“不行”、“不归”，崔杼“舍之”，用之，既刻画了晏子形象，又从侧面显出崔杼的心机，同时也反衬出庄公无道。作者在小说的“结局”处提供了许多详实材料，又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思考、权衡、评品是非的空间，可谓“事详而博”。可见，作者运用了大量其他传记上及自己听到看到的情节，不仅没有“道听途说”之感，反而让文章成为一篇小说话极浓，又给人留下深刻思考的史实故事。
 当然，如果以现在的历史著作标准来看，《左传》里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之外的“虚妄”传闻，显然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历史著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记录形象地表现了春秋时代的人及他们的思想，这恰恰反映了《左传》作者对历史记录所作的文学加工，完全可以使《左传》成为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
 三、《崔杼弒君》众多的精彩的细节描写，体现了《左传》浓重的文学色彩。
 《左传》小说化的另一体现，是众多的精彩的细节描写。
 所谓细节，就是指文学作品中细腻地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最小组成单位，它是构成艺术整体的基本要素。细节描写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成功的作品，任何重大的主题，任何生动的情节，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细节描写体现出来。真实的细节描写是丰富情节、增强艺术感染力，使人物性格生动、突出的手段之一。一个画龙点晴的细节如果用得恰到好处，就能使人物性格增添异彩，富有生气，就更加鲜明、具体、生动。在《左传》中，细节描写恰恰起到了这些作用。众多的细节描写加重了叙事的文学色彩，让作品“小说话”的特征更加明显。这一点在《崔杼弒君》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首先，《崔杼弒君》中的细节描写，已注意到不单写形，而且致力于传神。这对于写人来说，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如“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弒之”，“逾墙”、“射之中股”、“反队遂弒之”，这是三个细微的动作，作者就是用如此细腻的细节，活画出齐庄公被杀之前的狼狈相。细节是人物形象的“血肉”，大量而精彩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大量的细节描写，使史书的叙事更富于生活化的意味，更带上感情色彩，也更加小说化。细节的掌握，说明作者已经把角深入到那些为一般史家所不屑的或未加注意的事件之中，通过深入的观察分析，挖掘深层的历史内蕴，把握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本质。这样的属辞比事方式，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以故事情节见长的传统风格，成为历史小说的先河。
 其次，从文学上来看，《崔杼弒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任务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参考，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如“齐崔杼弑其君”（见于《襄公二十五年》）：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 美之，使偃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 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戍，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 其中，齐庄公拿着崔杼的帽子赐给别人，拍着柱子唱歌等动作、细节，把这个昏君自以为当了国君便可以胡作非为的无知愚顽、死到临头还不自知的浅陋可笑描写得淋漓尽致。需要指出的是：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
 
 由以上分析观之，《左氏春秋传》的文学成就，确有其时代地位。非但使得《春秋经》的义理思想得以阐释，更影响了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尤以小说的影响为深。无怪乎无数的文学大家，莫不以《左传》为引领，在浩翰的文海中挥洒自己的笔墨和纯熟的思想。而《左传》叙事写人的笔法技巧，更能看出《左传》作者的笔力和带给读者心理的满足感。除了成就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也带给文人许多的灵感和启发。由于《左传》生动的叙述和描写，可以找到令人振奋和赞叹的文学因子，所以自古以来阅之、爱之者无数。而其运用的小说化表达手法，更将永世为习文爱史者的典范。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