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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存在主义在《围城》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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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存在主义在《围城》中的体现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解析存在主义在《围城》中的体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在西方文化界兴起。存在主义一词的拉丁文existentia，意为存在、生存、实存。存在主义哲学论述的不是抽象的意识、概念、本质的传统哲学，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生。主要是指精神的存在，把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低劣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与个人的现实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作唯一的真实的存在。正值存在主义哲学方兴未艾走向成熟之际，钱钟书留学英法《围城》成书。以先生博览群书、会通中西的秉性，存在主义的理念散落于书中亦属平常。实际上在其大作《管锥篇》、《谈艺录》等文中，提及不少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如海德格尔、萨特、加谬等。解志熙在《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将《围城》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挖掘出来，颇有见地。而本文试图通过文化、人性、情感三个角度阐述《围城》中传递的：在世界的荒诞中，痛苦的人生。现代人由于缺少沟通与对话由此产生的隔膜以及带来的人对于生存的困惑的境遇。
一、文化沟通的缺位
（一）《围城》所处的文化背景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封建文化一统数千年。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型，面对“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反思与自省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等等在物质技术层面的向西方学习在甲午战争的冲击下均意味着以失败告终，而直至新文化运动，标志着对民族命运的探问已经深入到了心理文化层面。
正是在这背景下，文化界人士开始了新一轮分化与组合，也真正开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全面的比较与重构。因此，把《围城》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两重背景中加以考察，正是由小说站在文化的高度对人生、人性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关照所决定的。
（二）《围城》作者对文化的界定
有鉴于此，让我们首先了解钱钟书先生对文化的界定：
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务”；“文、学、言、论”，所谓“文化事务”。前者见异思迁，后者积重难革，盖事之常也……
在作者的认知中，文化是“形而上”层次的人与自身的关系。如杨绛先生所言，“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难推断，在文本中能够代表和体现作者思想倾向的显然是主人公方鸿渐，从方鸿渐的只字片语中，我们可以窥视钱钟书对当时特殊语境下对国内文化哲学现状的思考和态度。
（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东西方文化冲突最为明显的一幕场景出现在方鸿渐第一次相亲。在Jimmy家，张吉民作为一个买办人士，思想的天平倾向于西化，“深谙”中体西用之精髓，择婿也要求“中西合璧”，方鸿渐家世头衔都不错，又是“留学博士”甚合条件，因而可以登堂入室，进入侯选名单，由此上演了一幕中为西用的闹剧：
我有时候请外国friends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窖‘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
这位满口杂交语言模式的买办人士表面上似乎深得东西文化的精髓，实则不伦不类。而对张太太“鸿渐暗想，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种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里念佛，可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非难事”。其女儿被“不惜工本的栽培，教会学校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如此只是造就了一个中西畸形结合的怪胎。
承如前所言，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已经显示了阻碍时代进步的特色，两者存在的矛盾一时难以合理的调和由此产生了难以理解、难以沟通的荒谬世界。且看方遁翁，他是一个十足迂腐的文化遗老，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他坚持着男尊女卑的旧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破坏了方与孙婚姻的和睦，正是在这样森严的礼教下，父母儿女无正常心，婆媳间相互敌视，妯娌间明争暗斗。方鸿渐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虽说从小受到迂腐文化熏陶的同时也接受现代的文化教育，甚至西方文化的教育，但只能是“不中不洋”。他在每个州的大学里游荡，最终也没获得博士学位，更不用说西学的精髓；对于本土的，他连拟个稿子也不到位，还要人帮他改了才能用。因而他回国后的生存更为困惑，不管与崇洋的还是保守的传统的都存在沟通困难。
黑格尔曾说：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文化又往往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方遁翁家族趋向破裂不正是文化冲突、沟通缺位导致的必然？
二、人性的无奈
（一）人性的丑陋
作者在前言中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它无疑暗示了文本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了整个人生的，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指向了人性。从整部作品看，作者对人性的概括和鞭挞可谓入木三分。
虚伪和蒙骗成了一部分人的座右铭和通行证，能将此表演之大乘者则成了时代的宠儿和座上嘉宾，韩学愈和方鸿渐文凭同出克来登大学，同以金钱换得。但韩能将其伪装到极至，方则在良知和堕落之间犹豫徘徊，二人在三闾大学的境遇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别。方鸿渐在归国的前后，所坚持的道德底线面对世俗残酷无情的冲击，一步一步地退缩，而且掉入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中，逐渐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乎逻辑的颇具欺骗性的借口，而且越来越熟能生巧。在压力下，柏拉图的《理想国》成了他心理安慰的凭据。最后也开始依靠这张假文凭三闾大学谋生，至此他的道德底线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也印证了作者说的“到了十九世纪，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人类几乎全无灵魂。”
（二）人性的虚伪导致沟通的困难
“要人知道秘密，而不让人知道什么样的秘密，等他们问，要他们猜，这是人性的虚荣。”虚荣可以说是贯穿《围城》中众多人物的本相，也不仅仅是一群灰色知识分子的专利，方鸿渐家人从《沪报》刊登方鸿渐由克来登大学荣授哲学博士，到方的两位弟媳虚报嫁妆；从方遁翁为孙子取名接受别人廉价的奉承，到范小姐以书抬高身价……芸芸众生都围绕着虚荣表演，这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留下的毒瘤，正如帕格深说：“再也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更深植的缺点了。”
当人类失去彼此信赖的道德规范，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的语境下，人与人之间失去最起码的信任感，在方鸿渐的内心中，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产生了绝对的分离，从对理想的追求逐渐沦落到仅仅为生存的奔波，孤独感无可避免的占据了他的内心世界。
生与死、善与恶、英勇与背叛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造成的是不可理解的荒诞的无法理解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只好筑起高墙，不管父与子、兄弟、妯娌、夫妻还是朋友、同学、同事……相互之间隔膜而不能相互正常地沟通，甚至相互猜忌、敌视、攻击，仿佛他人就是地狱，这是“具有无毛两足动物基本根性”的必然结局，方鸿渐意识到了在战争情况下，“生存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可以说，方鸿渐经历着国人共同的心理变异历程，作者借方鸿渐之口道出了真谛：“聚在一起，动不动冒犯别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刺猬，只好自己保持这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解志熙就说《围城》“不但概括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基本存在状况，《围城》也因此不但成了整个现代人生的反映，并且也成了整个人类的写照。”
三、情感的虚无
（一）追求爱情而不得
主人公方鸿渐以为家庭可以给他业已绝望的心灵填补少许的充实，可是带来的是更大的绝望，于是油然发出了：“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和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是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一个人，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时候，双方本相可以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未彼此认清，倒是老式结婚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都不认得谁。”
这是方鸿渐对婚姻失败后的又一次对人生发出的感慨。一部《围城》自始至终都有一条爱情主线。但是正如司马长风说的：“理想的爱情多归虚妄；婚姻多是不由自主的遇合。”可谓一语中的。
方鸿渐先是在归国的船上，无法抵抗住充满性感的混血女郎鲍小姐的肉体诱惑，与她偷情，轮船到达目的地后，鲍小姐一头扑进未婚夫的怀抱，令他大失所望，有一种遭欺骗的屈辱，明白他自己只是扮演着被玩弄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填补空虚的工具而已。同船的法国里昂大学的博士苏文纨小姐讨好他，方鸿渐对其本无兴趣，但是随后在苏文纨一步步的爱情进逼和有意的布局中，虽然内心无法接受，也唯有节节败退，但是他懦弱的性格却为他的爱情悲剧埋下了祸根。在方鸿渐与唐小芙之间，双方对彼此都有心意，但种种误会和沟通渠道的缺乏却使他们的爱情梦幻终归破灭，理想终成泡影。
他们的悲剧表明，面对偶然的人生，人类的理性显得无能为力，即使是真诚相爱的人也无法打破孤独的高墙！难怪方鸿渐会“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此时，他对万事已渐心灰意冷，想前路茫茫，自恨没有勇气退回上海，他与热烈的、诗情画意的、或喜或悲的爱情无缘了！
（二）退而求其次的婚姻不如意进一步揭示了生存的无奈
婚姻成了方鸿渐最后得以自慰的港湾，恰于此，他被颇有心机的孙柔嘉设计的情网套上了，他们的婚姻可说偶然也可说必然。从去三闾大学路上的“一念温柔”，到偶然机缘促成的订婚，形势所迫的婚姻确实是一种平淡无奇又莫名其妙的无奈、困惑。方与孙似是而非的恋爱关系，由于插进了第三者陆子萧，反一蹴而就成了他这段似是无意又是有意的婚姻。这一缺乏坚实基础的感情只能引发方鸿渐如开头的论述，至此，原先那个充满理想和追求的方鸿渐已经在现实的逼压下悲壮地死去了。
不仅如此，另一主人公赵辛楣的爱情历程也藏着无尽的辛酸和痛楚，他从小喜欢苏小姐，而且“武断的认为苏小姐命里就是帮助丈夫，就是自己，因为女相士说自己要做官的”，可惜苏小姐已经心有所倚，只倾心于方鸿渐，赵辛楣学习的政治全无用处。最后苏小姐屈嫁给曹元郎，赵辛楣的愿望也破灭了，他领悟到“我觉得不必让恋爱在人生中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许多人没恋爱也一样的生活”。最后和他结合的女孩是他喜欢但是不愿意爱的，他与方鸿渐相比更早地适应了那个无聊荒诞的社会和无奈的生存状态。其人生观也渐渐落入传统文化浸染的士大夫思想，他的经历虽然比方鸿渐少了一份悲剧，多了一份喜剧的色彩，但是也无法改变爱情虚无的悲剧。
（三）通过爱情的破灭暗示理想的破灭
书中有爱情，但绝非就爱论爱，更不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爱情小说”，如前文所论述，普通关系的人之间尚且难以沟通，那么恋人之间、夫妻之间本应该是最亲密的吧，可是依旧表现的是隔膜和难以打通的厚厚的壁障。作者的意图很明显，想通过对人类最本真最纯洁的一块圣地理想的破灭来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探寻一种人类永恒悲剧的状态。美好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虚无的不存在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是理想的溃灭，我们可以看到无奈的抉择和生存的匮乏感！
夏志清先生曾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小说。”小说所表现的存在主义哲学意蕴，反映了现代文明筑成的高墙，并把焦点最终指向了人的存在的永恒困惑，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理性的批判和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哲学思考，在展现整个现代文明的缺憾和现代人危机同时，深层次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近在咫尺，心却远在天涯，各为其政，并对由此带来的生存困惑作了一番积极探索。走进《围城》，每个读者都能跨越时空触摸到那一抹苍凉的底蕴。

参考书目
[1]王嘉良：《中国现代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6月第一版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3] 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北京第一版
[4]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北京第一版
[5] 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一版
[7]孔庆茂：《钱钟书与杨绛》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3月第一版
[9] 李钧：《存在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以上为本篇毕业论文范文解析存在主义在《围城》中的体现的介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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