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与白居易诗歌中的同异
 
 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可追溯到《诗经》，孔孟的儒家思想铸就了整个现实主义诗歌的主旋律。杜甫、白居易的诗是古代现实主义诗的里程碑，他们的诗歌创作深受孔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奉信孟子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直承孔孟子：以“仁义”为本，提倡德治和教化；行“仁政”：人性本善，恻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本政治的根本，所在他们的诗歌里处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思想，闪烁着“爱民”的光芒。
 一、现实主义诗歌的儒家思想
在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杜、白的诗歌代表着现实主义诗作的最高成就，对后代的现实主义诗人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孔、孟的儒家思想，是以“仁义”为本，提倡德治和教化，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即要实行“以民为本的王道仁政”。他们认为“仁者无敌，保民而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节用爱人”的民本思想。
 1、杜甫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 “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到白居易的诗句“惟歌生民病……句句能必尽规”（《第林》六十八），“愿为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采地黄者》），“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杜陵叟）），无不体现出他们对人民百姓的“仁爱”、“本民”之心。
 杜甫的思想始终间儒家思想，并且习惯以“儒生来自命”：如“有儒愁饿死”（《奉赠鲜于京兆》）。“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在盛唐走向崩溃的时候，他还想挽救狂澜于既倒，向往着这样的政治局面：“主将晓逆顺，元它归始终，一朝自罪已，万里长书通，锋镝供助梨，征戌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忠君爱国是儒家的基本思想，杜甫有时确定“遇忠”到了“每饭不忘君”的地步，他“日夕思朝廷”的精神在“时危思报主”（《江山》）“济时敢爱死”（《岁暮》），“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上是表露无疑的，其博大胸怀，远非愚者所能比拟。还具有“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食，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崇高的牺牲精神，足实令人景仰。
 白居易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尝云：“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政治热情很高。“陛下言劝之际，诏令人间，小有遗阙可肖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初授拾遗书》），性格也“好刚不好柔，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去剑诗》）。还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入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凡直奏密启外，有各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试也”（《与杨虞卿书》）。启奏之外，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交下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为此，在创作他响亮地喊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儒家传统的文道观成功地用于了诗歌创作。
 二、白儒家思想与现实主义诗歌的共同性
 杜、白儒家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共同性，表现为“仁家”、“贵民”、“仁政”，他们都遵循孟子“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信条。因此，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了忧国爱民，揭露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希望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实现国盛民安的社会思想。
杜甫诗歌的儒家思想
 （1）杜甫的诗歌关切祖国命运，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时代。作者三十五岁后，结束了读书和壮游的生活，深入社会底层。他抱着兼济天下的信心求壮，却连独善其身都难保，生活非常贫困，尤其是在授官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赔韦左丞丈》），“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生活，甚至寄寓于外地的儿子也被饿死了。混于上层社会，使他看清了统治阶级的腐败荒淫，飘泊于下层社会，又使他目睹到人民的苦难与痛苦。写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现实主义诗歌的不朽名篇。
 （2）杜甫的诗歌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反映民生。《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等诗是描写安史之乱前征戌之苦的名篇，《兵车行》描写了行人们“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戌边”的悲剧，并明确提示造成边庭流血成海水的原因就在于“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人在《又呈吴郎》中，通过寡妇的扑枣，说出穷人心坎里的话“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其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诗人在《石壕吏》中，更是对人民生活作了历史的实录：“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 ：‘三男邺城戎，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乳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争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篇揭露了安史之乱前统治阶级对人民“诛求”之严酷：“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以“朱门酒肉自，路有冻死骨”这个透纸背的对比，提示了在这不合理的统治社会下，反映出这个时期对人民的严酷统治阶级的“肥”是如何建立在百姓的遍体疮痍之上。
 （3）杜甫还是一个不惜从自我牺牲来换取赖以生存环境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渗透着强烈爱国的情怀。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正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一传来，他又会狂喜得溅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一生关怀着国家的命运：“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
 （4）同时，杜甫的诗歌还表现出对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诗人《兵车行》中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从何处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虽然也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他一方面对皇帝存有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廖！”等诗句，直接讽刺封建五朝的最高统治者。
 2、白居易的诗作，以前期（44岁被贬江州马前）的讽谕诗，最能体现“遇事托讽”以达“美刺比兴”之功，真可谓“周详明直，娓娓动人”，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诗作。如《观刈麦》、《采地黄者》、《杜陵叟》、《秦中吟》（“一吟悲一事”）、《上阳白发人》、《卖炭翁》、《红线毯》、《轻肥》、《买花》、《西凉伎》等。另外感伤诗中的《琵琶行》也较现实地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凄苦生活。诗人前期的这些诗歌，正如他自己《寄唐生》诗中所云：“我亦君子徒，郁郁何所为，不有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心尽规。功高虞人箴，痛其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良药气味苦，琴淡音声稀。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这也表明了他的乐府诗的浅切通俗，目的在于歌唱出人民的痛苦。他站在人民方面说话，不怕豪门贵族的震怒，也不管亲戚朋友的讥笑，全心全意地要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首诗的思想，是实践了元和初年他在《策林》六十八中写的“存炯戒，通讽谕”，“惩劝善恶，补察得失”以及《策林》六十九“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的主张。他在《新乐府·序》中也说过：“为群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讽谕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白居易的讽谕诗广泛地反映现实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诗人在《采地黄者》中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粮”，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真是“嗷嗷万族中，惟农是苦辛！”《重赋》写人民生活已贫困到“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的地步。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心，使诗人在《杜陵叟》中写的诗句以视对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2）诗人还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诗人在《卖炭翁》中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作了更深刻的控诉：“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卖炭翁被剥削得何等凄惨！诗人还在《重赋》中进一步揭露道：“幼者形不弊，老者体无温。昨日输残税，困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夺我身上暖，买你恨前恩。”
 （3）诗人的现实主义诗歌还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诗人在《缚戎人》中描写到：“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露行经大漠。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士。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土蕃身！”这班边将不仅养寇，而且把失地逃归的爱国人民当作“寇”去冒功求裳。表现了诗人憎边将爱人民的情怀。
 三、杜、白儒家思想与现实主义诗歌的差异性
 杜甫、白居易的思想主流都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贵民”，“以民为本”的思想。但杜甫和白居易的儒家思想却有着一定的差异，影响了他们最终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自我肯定和否定。
 1、杜甫的儒家思想是典型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其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自始至终，现实主义精神比较彻底，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论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
 杜甫在多年饥寒的生活体验中，更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有时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想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夫业徒，因念远戎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宁愿“冻死”来换取天下穷苦人民的温暖。
 2、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其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不够彻底，最后选择了“中隐”的道路。
 白居易的思想主流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诗人被贬江州司马前是积极人世的，属“志在兼济”时期，写大量的现实性较强的讽谕诗。被贬后即避世缄言，属“独善其身”时期，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作法宝。他甚至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为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最后选择了“中隐”的道路，不做朝官而做地主官，以地方官为隐。正如刘禹锡评价的“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为这种消极的思想支配，白居易后期的诗歌丧失了昔日战斗的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这也体现了他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不彻底性，违背了自己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总之，杜、白的现实主义诗歌，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杜甫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人民性，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自始至终，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典范。而白居易的诗歌，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前期的“讽谕诗”现实性和人民性较强，体现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杂律”释、道思想突出，失去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2、陈友琴：《长短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2日，第二版
3、徐放：《杜甫诗今译》[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4、顾学颉、周汝昌选注：《白居易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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