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性格解析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着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几乎都不能回避“你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这样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多年来，拥林抑薛者有之，拥薛抑林者亦有之，两派有时争持不下。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深入人心，它牵动着人们的感情。比较起来，贬薛似乎占着压倒的优势。但不管贬也好，褒也好，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人们似乎都承认这是一个丰满的成功的典型，而且是《红楼梦》所创造的一系列典型中难度最大的一个。我们应当对这个丰满的形象作出相应的分析和评论。
（一）
 人们对薛宝钗这个形象的评论一般都较多地谈到她同林黛玉的性格冲突，谈到两者具有对立的思想倾向，而较少注意这个形象本身矛盾复杂的情况。分析性格的冲突自然十分重要，但倘若忽略人物内在的矛盾，那么对这个形象的认识恐怕就难以深入，更难于领会作家塑这一形象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蒙族文人哈斯宝对薛宝钗曾经发表过独到的评论，他说道：“这部书写宝钗、袭人，全用暗中抨击之法，粗略看去，她们都像极好极忠厚的人，仔细想来却是恶极残极，”“读她的话语，看她的行经，真是句句步步都像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掉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 ① 事实上，薛宝钗这个形象矛盾复杂的情况还不止于像哈斯宝指出的那样。所谓现象和本质上的矛盾当然是存在的，但并非她的每一个“极明智极贤淑”的外部表现都包藏着“最奸最诈”阴险狠毒的内在本质。因为薛宝钗并不是某种邪恶本质经过伪装了的化身或是封建道统名教的艺术形象。她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内心矛盾。她的外部表现并不总是一个样子，她的内心世界也不是只有一个“本质”在主宰，占了上风的那一面才表现为主导的倾向。薛宝钗是一个善于自制城府很深的人，在通常的情况下，她总能理智地、冷静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也有藏不住、守不牢，一时失态，偶尔忘情的时候，这就能让人看到她性格的另一些侧面，甚至窥见她心灵的某些奥秘。“失态”之于“常态”当然是矛盾的，但同样属于薛宝钗。
 比方说薛宝钗是很有涵养从不动怒的，但一次宝玉将她比作杨妃，说她：“体丰怯热”，她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拿话回敬，并借小丫头找扇“机带双敲”，发作一通：“你要仔细，我合你玩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写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她们去”，还以“负荆请罪”讪笑宝黛。真是凌厉尖刻，一反常态，此时倒有点像林黛玉的一贯作风。可见宝钗也很自尊很敏感，在她那冷静、克制的外壳下也有自身感情的波澜。这样的外部表现说不上“极明智极贤淑”，表现的倒是她的真情实感。当然，这样“反常”的情形不多见，她的常态仍是“藏愚守拙”，就像个别音符的升降改变不了整支曲子的基调。正因为这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根据“绣鸳鸯梦兆绛云轩”那一节描写就判定宝钗轻浮失体，竟然不顾闺中女儿身份，坐在宝玉卧榻旁边做起针线活来，可见是个贱骨头。这时平素矜持自重的宝钗实在是一种忘情失态，恐怕不能理解为宝钗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狎近宝玉，因为那不符合上述的“规定情景”。但作者写此刻她的失态并非没有用意，就在这当儿宝玉从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任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见“不觉怔了。”在这一刹那她心灵的震动是清晰可感的，虽然袭人进来她马上恢复常态，但作者这一惊人之笔已经深深地印入读者脑海中了。假若没有这样一个机缘，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刺激，是不能触发宝钗那裹藏很深的感情的弦索的。这类描写结合形象的整体加以分析，便可窥见人物的内心世界。“任是无情也动人”，这个概括一般地说是“艳冠群芳”的薛宝钗的写照，但是所谓“无情”并非绝对的，只是这种感情被理性的要求、传统的惰力抑制着，偶尔流露马上又敛藏起来而已。
 本来，以薛宝钗的身份、处境、才识、仪容，如果对贾宝玉产生了爱慕之情或者人们通常说的那样存了想当宝二奶奶的念头，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她也应当有爱的权利，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指责的邪恶的地方。可是小说中的薛宝钗恰恰不是一个率性重情的人，而是一个顺世明理的人。我们很少看到她袒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只处处看到她从礼合节的言谈举止。似乎天性如此，其实是教育所关。她自幼读书识字，受到比较完备的封建教育，以至达到入都“备选”的水平。所谓“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薛宝钗倒是当之无愧。她认定“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因而劝宝玉读书仕进便是很自然的事。元春省亲之时，宝玉奉谕作诗急得满头大汗，宝钗笑他“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可见时时把宝玉的功名放在心里，还提醒他诗中要避开元春不喜的‘绿玉’字样，改用‘绿蜡’典故，以顺遂贵妃的心意。这种地方，岂止是在学识上点化宝玉，简直是在教他怎样做人，怎样为臣的诀窍了。对自己的哥哥也尽量拘约，要他安分守礼不可惹事生非。至于自身更是时时检点，行为举止几乎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对于薛宝钗来说，《西厢记》一类闲书杂曲虽则无不知晓，但不会像黛玉那样读了就觉芳香满口，心动神摇，而是足能自持，不至于为其“移了性情”，足见修养工夫非同一般了。若说“金玉之论”是人人知道的，宝钗对此也不能说不敏感，但她往往有意回避。即使薛宝钗心里渴望实现金玉良缘，也只能是以远求近。因此不能认为“远”是假装的、违心的，恐怕倒是由衷的、甘心的。
 这样看来，在薛宝钗这个人物身上不止是表与里，还有冷与热、理与情、远与近等种种矛盾存在着，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有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特征、个性气质的活生生的人。
（二）
 不仅薛宝钗本身存在着矛盾，作者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态度也是矛盾的。
　 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是不是一个反面人物呢？恐怕不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不能只用“贬斥”或“否定”一言以概之，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有贬也有褒，褒中又带贬，而且不论是贬还是褒，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总是在同各种人物的对照中显现出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
　 就薛林这一对艺术形象而言，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是贬斥薛宝钗钟爱林黛玉的。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的。但有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没能正确理解和发展这一成果，而是把它绝对化，似乎不论在什么场合下什么问题上作者都是贬斥薛宝钗的，她简直是奸险邪恶的化身，是地道的反面人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就在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不顾作品的实际，用既定的概念去套，把本来复杂丰富的艺术形象搞得机械刻板面目全非，以至在很大程度上同作者的本意相违悖。　
 俞平伯先生曾说：“书中叙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若宝钗稀糟，黛玉又岂有身份可言。与事实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为什么非如此做不可呢。”这样的艺术感觉应当说是客观的，任何不带偏见的人读了作品都会有类似的感觉，脂评中亦有宝、黛、钗三人“鼎立”的话。联系作者开卷的声明可知薛宝钗决非小丑，她不是贱骨头，亦非女夫子，她分明是与“世外仙姝”相对峙的“山中高士”。作者对她固然有贬斥，有讥讽，然而也有赞赏，有同情。从全书看，作者所鞭挞、鄙弃、厌恶的人物并非没有，而对薛宝钗的态度显然与这类人物不同。
 我们不妨从薛宝钗同周围人物的比照中看一看作者的好恶褒贬。薛宝钗和薛蟠是亲兄妹，其差别不啻天渊，一个弄性尚气，一个知书明理。身为兄长的呆霸王反要听从妹子的劝诫禁约，作者明写宝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其褒贬不是很鲜明的吗？薛宝钗同夏金桂是姑嫂，这位夏家小姐“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在这骄恣悍妒的“河东狮”同典雅和平的宝姑娘之间，作者喜欢哪个人物不是同样明显吗？再就上一辈人而言，薛姨妈同宝钗是母女，王夫人同宝钗实际上是婆媳，就连她们的立身行事也往往要靠宝钗来开导。薛姨妈因为薛蟠挨了打，要去寻拿湘莲，亏得宝钗劝止：“咱们家无法无天人所共知，这样兴师动众，倚势欺压常人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薛姨妈果然心平气和了：“我的儿，到底是你想得到，妈一时气糊涂了。”王夫人因找不出入药的人参，不禁感叹“卖油的娘子水梳头”自来家里有多少都白送人了。宝钗却说“这东西虽值钱，究竟不过是药，原该济散众人才是。咱们比不得那没见过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密敛的。”王夫人听了点头称道“这话极是。”由此可见，薛宝钗不是一个只有富贵心和势利眼的凡庸之辈，依照薛宝钗这样的性格分析，一个封建时代的作家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
 对于大观园中的姑娘姐妹，宝玉一概与之亲近，而在亲近之中带着几分敬重的恐怕要数这位宝姐姐。从举动上宝玉惟恐自己冒犯亵渎了她，从学问上更赞宝钗无书不知。宝钗的学问同她的为人处世完全协调一致，她从不炫耀博学以才相恃，只知读书为的是明理。正因为宝钗在品格才识诸方面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所以才堪与黛玉二者“对峙”，堪与宝、黛三者“鼎立”。她不是一个贱骨头、一个势利眼、一个女夫子，她是“山中高士”。纵然是“齐眉举案”而到底“意难平”，这才是薛宝钗的悲剧。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儿薄命，而具有更进一层的意义，足以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按照作者的意图，钗、玉终将“齐眉举案”，结为夫妇，但到底“意难平”，没有真正的爱情。这一发展符合八十回的全部描写。对于宝玉，宝钗确实关切爱护，但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感情，从来不以他的乖张任性为然。宝玉遭打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正是宝钗，足见其殷切。然而宝玉心里想的则是能得女儿们如此怜惜悲感何等快心畅意，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宝钗心里想的是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早听人一句劝，也不致今日吃亏，总因素日不正。两人所想竟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至于金钏含冤投井，宝玉五内俱摧，宝钗却全不动心，在人命关天的时刻能够“冷静”到成为冷酷，这是作者对薛宝钗式的“明理”解剖很深的地方。同样的，在三姐饮剑、湘莲冷遁等意外事件发生后，不必说宝玉，就连薛姨妈也伤感不已，薛蟠都为寻不着湘莲大哭了一场，惟独宝钗毫不在意，抱着前生命定由他去罢的宗旨，只打点切身的生计俗务要紧。在这一点上，连薛蟠都比宝钗有人情味。可见此刻作者对宝钗的贬斥真是到了入骨剔髓的程度。这样的一个“冷美人”，怎么会得到宝玉那一颗炽热的心呢！
　　作者对薛宝钗的贬实在有千钧之力，这是在特定情况下有特定含义的贬，有时往往是褒而后贬或褒中含贬；而不是简单地从头至尾一贬到底，或主观随意乱贬一气。有时候，我们很难根据某一情节便判定作者对人物是褒或是贬，或者判定某一情节中作者的态度只有褒或只有贬。生活当中人们的爱憎没有那样简单，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不应当那样简单。“滴翠亭杨妃戏彩蝶”一幕，通常被作为宝钗藏奸嫁祸于人的例子。细想起来，这样的分析似乎失之简单。其实这一幕对宝钗性格的刻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扑蝶”如此兴高采烈，天真烂漫，对于宝钗说来倒真是罕事，平日尽管端正稳重不苟言笑，偶尔也有忘情玩耍的时候，小小插曲为形象平添了真实感和生活气息。其次，当她无意中听到了红玉和坠儿的私谈，本能的反应是“心中吃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符合一般闺中少女的心理状态。第三，宝钗情急生变，金蝉脱壳，遮掩过去了。这种“机变”是属于宝钗独特的东西，其神出鬼没，不落痕迹，的确令人惊心动魄，使人对宝钗顿生戒心。但一定要说成嫁祸于人，却有些勉强。因为一则宝钗此来本非专门扑蝶。二则宝钗编谎的目的主要在于摆脱干系而非设计害人，这同她藏愚守拙、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是一致的。同样是编谎，宝玉常常代人受过，自愿顶缸，宝钗则但求无过，避嫌远祸。但仅此而已，如果越过这条界限进而把她看成拨乱作恶，惹是生非的奸邪小人，那就恐怕不是薛宝钗而是别的什么人了。对于薛宝钗这样的人物，作者的态度本来就存在着矛盾，蕴含在场面和情节中的褒贬就得更细致审慎地来体会了。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态度存在着矛盾并不意味着游移含混、模棱两可。作者对于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是有鲜明爱憎的，但爱憎鲜明不等于将爱憎简单化，把人物强行划分为好人坏人或者正面人物反面人物。
（三）
 不仅薛宝钗形象本身包含着矛盾，而且由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所塑造的形象本身的客观性和丰富性，往往使它有超越作者思想水平的客观意义，以至今天的读者和批评家可以从作品中看到某些作者始料不及的包括同作者的主观思想相矛盾的东西。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我们阅读古典作品时是常常遇到的，《红楼梦》也不例外。
 我们所说的能够从古典作品中看到连作者本人也未必意识到，或者未必同意的东西，丝毫也不意味可以按照今人的政治需要来任意解释古典名著，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古人现代化。然而，长久以来这种倾向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古典作品中一直存在着。多年来，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必欲区别好人或坏人，到了《红楼梦》里则曰叛逆或卫道。像薛宝钗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属于卫道，维护封建的正统观念，应予彻底否定。依照这个逻辑，有些作者明显厌恶的人物倒比薛宝钗更值得肯定了。夏金桂便是其例之一，因为按上述“阵线”来划分，这个人物原不像薛宝钗那样卫道。夏金桂闯入薛家，把薛家闹得人仰马翻，打倒丈夫的威风，藐视婆婆的权威，连宝钗都难以把她制服。有的论者认为她的所作所为对封建传统的老规矩起了破坏作用，这个“绞家星”绞坏的是封建家庭的秩序，因而颇有值得肯定之处，甚至赞扬她“为受压迫的妇女争得一口气”云云。如果这种分析可以成立，那么照此推论，在封建社会里贪官比清官值得肯定、昏君比英主值得肯定。因为前者不是都有破坏性、“绞”得家庭、地方乃至国家都不得安宁，甚至可以葬送封建王朝的统治吗？这显然离开了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分析的基本原理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的读者和批评家只能停留在曹雪芹的水平上，应当充分认识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能动性，把艺术形象本身所包含的意义通过科学的分析挖掘出来。就薛宝钗这个形象而言，今天我们同作者的意图恐怕也是颇有距离的。不能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作家具有现代人的“觉悟”，明确地、自觉地批判她身上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和安分随时的人生态度。然而在小说关于薛宝钗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全部具体描写中，我们都看到了极其丰富生动的形象图画和内心世界，从她的“会做人”可以感受到中国封建的宗法社会相沿已久的思想、道德、心理、习惯，怎样地渗透在她的心灵和仪态之中，从而认识到她的悲剧的社会原因。而作者在遵照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塑造形象的时候，未必意识到这一切。即使是在作者明显地贬斥和批判薛宝钗的地方，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我们今天透过形象所看到的客观意义也是有区别的。
　 我们大可不必把现代人对薛宝钗的好恶强加在作者头上，硬派曹雪芹时时处处都在揭露薛宝钗的奸邪，而应当依据这个形象本身丰富复杂的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从今天的认识高度出发，去开掘形象所包蕴的本质意义。在我们的认识和作者的态度之间很可能存在着矛盾，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丝毫也不会贬低作者，相反的倒是尊重作家的艺术创造，不至于辜负作家在艺术形象中灌注的一片心血。

注释：①《曹雪芹评传》  李广柏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参考书目：
1、《红楼梦》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年第二版
2、《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著  三联书店  1983年版
3、《红楼梦大辞典》 冯其庸主编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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