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鲁迅先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鲁迅先生的文化上贡献的最高评价。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洞悉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现象，探讨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药方，而鲁迅面对的中国社会问题，相当程度上又是农民问题。在鲁迅笔下，塑造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农民形象，有饱受剥削压迫，一贫如洗，却又精神麻木的阿Q等男主人公，也有被封建礼教残酷迫害而苦苦抗争，最终悲惨死去的祥林嫂这样的女主人公。这些农民人物形象，归结起来说，他们都深受压迫却又未能找到出路，鲁迅正是创造这些人物形象，来深刻地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问题，发人深思。还要提及的是，鲁迅成功地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出身、生活经历与创作动机有关。
 做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鲁迅，他呕心沥血地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孙中山、黄兴、秋瑾等人选择的是革命形式，而鲁迅选择的是文学形式。鲁迅起初选择并非如此。从《呐喊自序》中可知，他先学医，后才弃医从文。原因是在日本仙台学医时，有一回，竟在幻灯片上忽然会见久违的许多同胞，一个被日本兵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且显得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替俄国做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国人。鲁迅自此之后，“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既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要拯救国民的精神，就要向几千年以来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开战，让人民大众看清它的本质，从而在精神上解救出生命活力。鲁迅改变人们的精神方面，不仅从塑造统治者，知识分子形象，更多的从塑造贫苦农民形象体现出来，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关注他们的命运，是鲁迅小说创作的重点。在这里我试谈谈鲁迅是如何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以塑造农民形象来体现国民的精神劣根的。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可以归两类：一是做惯了奴隶的传宗接代的男性。一是处于重重压迫下的女性。
 先谈谈第一类农民艺术形象：做惯了奴隶的传宗接代的男性。从这一类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封建传统道德的冷酷、虚伪、陈腐、麻木、更主要是思想的愚味。《故乡》中的闰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贫苦农民形象。从他的成长过程就可知，他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成为一个奴性十足的愚味男人。少年时的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夏天，能在月下海边的西瓜地里勇敢地与猹搏斗；冬天，又能在雪地里支起大竹匾捕鸟。还懂得“我”所不知道的新鲜事，一切都显得那么机灵能干，聪明，勇敢，使“我”佩服不已。而二十年后的闰土，“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有些开裂，像是松树皮了”（2）。一个何等天真烂漫、纯洁可爱的少年闰土，一经成年，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压迫下，过着极为困苦的生活。更可悲的是，他不了解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源，看不到任何摆脱自己悲剧命运的实际出路，只好在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中寻找精神上的慰安。他思想麻木，愚昧，有苦说不出。由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他根本没有与人平等的意识与要求，甚至在自己少年时的朋友“迅哥”面前，也终于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极可看出传统封建束缚对人的精神的戕害。
 《阿Q正传》中的阿Q，他是鲁迅所要表现出的在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的集中体现者。为什么说阿Q是中国整个国民弱点集中体现者呢？就阿Q的阶级成分来讲，他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流浪雇农，但是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精神胜利法，其普遍意义却超过了农民阶级。在其他阶级和民族身上都能见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鲁迅写阿Q是干什么呢？多年来，鲁迅一直在深刻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竭力探索中国人的灵魂，他感到中国人在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就想勾画出这种沉默的国民的灵魂，而要重铸民魂，首先需要正视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就如古人所云：“知耻者近乎勇。”好比体的耻部，暴露出来难免令人羞涩，但人类新的生命不正是在那里孕育，在那里诞生吗？就这样，鲁迅在深刻解剖中国国民性的基础上，塑造出了阿Q这样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精神典型。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不幸的。他“真能做”，却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没有片瓦寸土，长期寄居在一处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土谷祠里。他说他原本姓赵，但因为太穷，财主赵太爷认为他不配姓赵，于是他从此就被剥夺了姓氏。他快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阔人可以三妻四妾，被视为体面的事情，而他只因为跪着向一位小寡妇吴妈求爱，就被大杠子敲打，不但赔了钱，而且断了生路，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了。阿Q这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遇，正是几千年封建统治在物质上精神上的桎梏所致。
 然而身为奴隶的阿Q却不思反抗，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造**便是与他为难。他进城时，看过杀革命党的场面，回来未庄后逢人便炫耀自己的见闻，“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3）他还扬起右手，在听得出神的王胡后颈脖上直劈下去。“嚓！”阿Q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正是鲁迅在仙台学医时看见的幻灯片上的画面的版本，如何叫鲁迅不深感悲愤。
 最最可悲的还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简而言之，就是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掩饰现实生活中的失败。阿Q炫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又幻想未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唯独不正视不名一文，连老婆都娶不起的现实。阿Q明明被人揪住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却用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自宽自解，于是心满意足。他被人抢走了偶而赌赢的钱，还挨了一顿乱打，于是自己抽自己两个耳光，似乎打人的是自己，挨打的是别人。这种自我分裂，自残自戕的办法，又使他转败为胜，心满意足。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等级观念统治下的国民性弱点的普遍性的概括。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性劣根之所在。
   《风波》中的七斤，生在农村，住在农村，但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提锄头柄了，是一个脱离农民阶级的典型人物。但他还是带有农民的那种善良、质朴的品质，然而又沾有小市民的狡猾。“他每日照例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因此很知道些时事。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是一名出名人物了，但夏天吃饭不点灯，却还守着农家习惯。”（4）这是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民阶级的一个特征。北京张勋复辟了。皇帝要坐龙庭了，只因自己没有了“辫子”，使得全家都过着心惊胆颤的日子，这正是乡下农民的那种胆小怕事，没有文化以及愚昧的麻木的思想，导致了他悲剧命运结局的必然性，也就是自己的命运受到封建传统的无辜摧残，损害，却仍不知觉悟，做惯了奴隶而不可得的一时不适应的一种心态。
 鲁迅小说中的第二类农民形象；处于重重压迫下的女性。他们是中国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下的牺牲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除了受一般劳苦群众所受的压迫外，同时还受着整个男权社会的压迫，夫权是套在她们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女性从来不被当做独立的人看待，她们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也不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她们的存在是属于丈夫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在从夫，夫死从子，一生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此外，贞节观念更是束缚她们的一种道德桎梏。“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她。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5）
 《祝福》中的祥林嫂，她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却不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被迫害，被愚弄、被鄙视的人物，以至被旧社会所吞噬，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曾经进行不间断地挣扎与抗争；在被虐待，被出卖，被迫再嫁时，她挣扎；面对种种讥讽，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更是拼命地抗争；直至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一切都表明她是一个很不容易被压垮，被吞噬的人，但终究还是被旧社会压垮，吞噬了。不但平平安安地做人权利没有争得，就是完完整整地保全自身的希望也已破灭。
 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从她一系列的行为可以看出，完全是出于自发的，她对自身的抗争，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浓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迷信色彩。她不但没有认识到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是摧残她的主要敌人，而且常常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为了逃避在婆家难堪的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对婆家的捆卖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以保持自己的“贞节”，她并非不想为自己的丈夫守节，而是她自己没有独立的选择权利。婆家人像卖牲口一样卖掉了她，使她守节不成；为了摆脱她灵魂上的精神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因此，她抗争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而是进入“狼窝”，最终怀着恐怖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讲，祥林嫂的反抗本身就带浓厚的悲剧性，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有无的疑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更希望死后没有地狱，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还没有明确地意识。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是封建礼教对中国劳动妇女的摧残和封建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统治。
   《祝福》中的另一个农村女性柳妈，我们很容易把她看作是帮助鲁四老爷杀害祥林嫂的凶手。其实，柳妈和祥林嫂同样是一个旧社会的受害者，虽然她脸上已经“打皱”，眼睛已经“干枯”，可是在年节时还要给地主去帮工。可见她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但是，由于她受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毒害很深。相信天堂，地狱之类的邪说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信条，所以她对祥林嫂改嫁时头上留下的伤疤，采取奚落态度。至于她讲阴司故事给祥林嫂听，也完全是出于善意，并非要置祥林嫂于死地，只是结果适得其反。她主观意愿和客观效果的矛盾说明柳妈是以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为指导，来寻求解救祥林嫂的“药方”的，这不但不会产生“疗效”的效果，反而给自己的姐妹造成了难以支持的精神重压，把祥林嫂推向恐怖的深渊之中。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在死了丈夫之后，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小宝身上；但社会的冷漠使她连小宝的性命都没有保住。她是一个典型的悲苦的守节妇女。丈夫死后，尽管心中有生活的追求，但也不敢再嫁，再苦再累也默默地承受着，以儿子小宝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在唯一的希望小宝死后，她的精神世界一片空白。在她的面前，那无尽无休的明天将意味着什么呢？她完全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下的牺牲品。
 《离婚》中的爱姑，看来是很有反抗性的，但她反抗的并非是旧的婚姻制度本身。她全凭娘家的势力而敢于对公婆，丈夫口出“狂言”，但一遇到从城里来的知书识理的七大人的正颜厉色，她的反抗性便化为泡影了，最终，她还是被丈夫一家逐出了家门。又一个成为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
 鲁迅对中国传统制度下的妇女的悲惨命运的深刻揭露，主要是表现在他始终是从封建的婚姻制度和昏乱的妇女观来探讨，并表现妇女的命运的，这比那些从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诉述妇女的不公平待遇的作品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鲁迅说过“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所以他在《呐喊》和《彷徨》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创作的。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男性有男性的劣性，女性有女性的弱点，造成这些劣性与弱点的根本源就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统治。也就是这些做惯了奴隶的贫苦大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不自觉地维护着封建传统制度和封建迷信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农村中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故乡》，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
 （2）鲁迅：《名家简传书系——鲁迅》“第十章”，陈濑渝著中国华侨出版，1997年11月版。
 （3）鲁迅：《鲁迅全集·风波》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
 （4）鲁迅：《鲁迅全集·坟·我之节烈观》同上。
 （5）鲁迅：《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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