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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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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范文题目：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悲剧，论文范文关键词：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悲剧
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悲剧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悲剧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集毕生精力而成的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小说取材于最平凡、最普通的黄土地儿女的成长成熟历程，不仅写出了他们在这片黄土地上的拼搏、奋斗，也写出了他们丰富的爱情生活。真、善、美，永远是人们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书中的一个个主要人物，那么真实，那么善良，可以说是作家心灵的折射。然而，人物的结局总令人伤怀，几乎没有一个结局是完美的，每个人都饱尝了爱情，但却不可避免，几乎都成了爱情悲剧的牺牲品。比如像孙少安与田润叶，田晓霞与孙少平，郝红梅与顾养民，即使是结了婚的田润叶和李向前，兰花和王满银，杜丽丽和武惠良等，没有一个是完美的爱情。
什么是爱情悲剧呢？所谓爱情悲剧，是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人的高尚追求同反对这种追求的外部力量的冲突。爱情，除了以性欲的吸引作为重要的基础之外，它还总是同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着，使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一种具体表现。黑格尔也强调：“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的高尚优美的心灵……”[1] 可见，爱情悲剧的产生，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也与人物自身有关。《平凡的世界》就向我们展示了两组不同类型的爱情悲剧。
一、结合不了的爱情悲剧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许多的结合，并不是基于纯粹的爱情，而是蕴涵着一些无法阐述的原因。与自己组成家庭、成为自己生活伴侣的人，常常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爱人，或者并不是自己最满意的、和自己真正有灵犀相通的那个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传统习俗方面的或道德观念方面的，或者个人难以预测的机遇和难以驾驭的命运，两个心灵相通的人终于未能结成眷属。
田润叶和孙少安，本来是一对有情有义的有缘人，却因巨大的差异而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当时的社会，不允许公家的她和农民的他结合，家境的差异更不允许。情感的要求和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观念发生的冲突，现实的物质基础也成了阻碍他们结合的重要因素，这些最终造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应该说是很一般的农村少难少女的经历，但田润叶那种执着得近乎执拗的感情，那种处在纷纷攘攘社会中，对质朴、自然、纯真爱情的向往，又何尝不是那样一个特定时代中，企图摆脱世俗偏见，对健全的、纯洁的、善良的人性的渴求，对生她养她的乡土一般纯真的恋慕之思。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朴实而健康的感情，在那个错纵复杂的时代生活中，在那个城乡生活距离拉大、贫穷与匮乏还笼罩的农村人们头上的环境中，却又是那样难以实现，那样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干扰与抑制。不仅她的家庭，她的周围，就是她所热烈追求着的对象，也不能不以务实的眼光，退缩的态度来对付她的纯情。而孙少安，他把自己的人生现实扎根在家乡土地上，当已经具有青春思想的田润叶把青春爱情呈现给他时，他即不能不为田润叶的纯情而怦然有动于心，又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难以铺平的生活反差，“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褪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在这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情绪波动中，蕴含着深沉的历史内涵，正是历史的逆转形成的现实差距，形成的农民耻辱而贫困的生活命运，在噬啮着这个年轻人的心。
每个人必须吃饭穿衣才能生活，正像鲁迅在《伤逝》中所说的，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依附。恋爱成熟，就要结婚，组织家庭，生育子女，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必然给家庭造成很大的困难，怎么能对未来的生活作大体考虑呢？孙少安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不为以后的生活着想，自己“烂包”一样的家庭，又怎么能让润叶习惯呢？不像润叶“一时头脑发热了”，他是更加理性的认识到两人的不可能。但从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他的拘谨、自卑，他对前程完全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对生活毫无奢望。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悲剧，最直接的原因是上辈人的政治斗争和家庭斗争，在政治斗争中将儿女亲事作为缓解双方政治斗争的粘合剂，在双水村，田孙两家不和睦，田润叶的爱情就成为牺牲品；另一方面，也与现实物质条件和孙少安的思想性格有关，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城乡差距。在爱情对象的选择中，自然的和社会的必然性，肉体的和精神的深刻冲动，延续后代的本能和阶级或其他社会共性的准则结合在一起，阶层、阶级等属性，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思想观念和世界观的信仰，道德标准和价格体系等作为个人的“吸引力”的因素放在第五位。[2]难怪田福堂会认为，自己“有文化工作的女儿怎么会嫁给他们呢？这不是全中国的一件怪事吗？”正是因为诸多原因，田润叶和孙少安这对本应很有缘的同路人，最终走上异路。
孙少平和田晓霞，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理想追求，也都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田晓霞受惠于家庭精神生活的高起点，她不接受教条主义的禁锢，而任精神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她丝毫不看重自己的高门第，在揽工汉孙少平身上找到了内在意义上的男子汉。而孙少平呢？“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他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意志的独立，自主的人生，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耻辱，他都愿意自己遭遇和承受，孙少平的爱情是不平常的爱情，体现着当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尖锐冲突，反映了城乡之间的明显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难以逾越，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引起人们的不尽思索。田晓霞作为一名不同凡俗的大学生，后来的省报记者，热烈地追慕他，爱恋他，但她却因身份、职业、地位的悬赏反差，对他们之间带有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的爱情，始终处在亦真亦幻的心境之中。作者借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悲剧，引起了读者对社会人生更厚重的历史反思。齐美尔说：“每个高尚的恋爱者和每种高尚的爱情会奏出悲哀的泛音，纯洁的爱情超脱于合理的生活过程中，那么它的悲调就不可能避免。”[3]正是对他们爱情结局的最好诠释。
另外，作品还向我们展示了郝红梅和顾养民的恋情。郝红梅出身于家庭成份一点也不好的地主家庭，从小就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家人的期望中长大，对家庭有一种沉重的使命。因此，这个看似平板的姑娘过早的成熟起来，并且很有心计。开始和孙少平的接近，纯粹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但当众人攻击她是孙少平的“婆姨”时，她又气又恨，立马与孙少平疏远。当班长顾养民走进她的生活时，她立刻把握了这个时机，因为顾养民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男人，他的家庭条件完全符合她的要求，这个由于生活所迫而很有心计的姑娘可以说是把握好了她的第一步，“生活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也许以后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但是，临近毕业时因为贫穷和虚荣，她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幸福。顾养民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家庭，这个家庭怎么会允许一个有“小偷”恶名的媳妇进门呢？尽管郝红梅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无耐，但她却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品质问题，可以说，他的爱情悲剧纯粹是出于自身。但如果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郝红梅出身于地主家庭，而顾养民的家庭很有名望，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郝红梅毕业后回乡成为农民，而顾养民则考上大学并成为研究生；一个是乡下人，一个是城里人，城乡差距的问题再一次显现在我们面前，在当时的社会，即使他没有什么恶名，现实允许他们结合吗？孙少安和田润叶没有可能，孙少平和田晓霞也没有可能，他们会吗？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偷手帕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城乡差距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在那个传统思想依旧占传统地位的年代，郝红梅和顾养民正好处于城乡交叉地带，他们的结合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泡影，悲剧的产生不可避免。
以上的几组恋情，或由于社会的，政治的，或由于经济的，道德的原因未能形成，最终成为爱情悲剧，除过外界客观环境的制约外，还与人物自身有关，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城乡差距是造成这些悲剧的主要原因。
二、结合了的爱情悲剧
恋爱成熟，结成夫妇，共同生活，并不意味着以后爱情就会永驻，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夫妻间人生价值观一致，心心相印，是支撑爱情大厦的基础，是爱情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但在现实生活中，好多爱情大厦的根基不甚牢靠，甚至有时会轰裂倒塌。
李向前和田润叶的爱情婚姻，可以说是一出政治联姻，客观物质基础十分坚实，而追求的目标却炯然不同，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连两性之间互相吸引最起码的好感也不具备。田润叶“尽管在县城参加了工作，但本质上也可以说仍然是一个农村姑娘，一旦当她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就会深陷进去而不能自拔，可一旦这热烈的向望落空，又很难从因此而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她一直憧憬着与孙少安的结合，她要找的就是孙少安这样的男子汉，因此，她根本就不在意李向前，表现出一种带有崇高色彩的倔强和固执。而李向前，他忽略了爱情中最重要的两情相悦，单纯的认为只要他爱润叶就足够了，他痴痴的爱着润叶，并愿意付出一切，这必然造成他们的不幸。田润叶对于孙少安来说是城里的教师，对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李向前来说她又是农民的女儿，李向前看上了她，他母亲托人向她说亲，她非但不受宠若惊，反而陷入苦恼之中，她觉得李向前本人不值得她爱，他家的荣华富贵更不在她心里，她认为爱情不一定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有情有意，最后，在得不到自己所爱的人的爱情之后，她误信“老糊涂了”的老干部徐国强的一套“裙带政治学”，为了不给叔父田福军增加政治“对立面”才转而“慷慨”答应嫁给李向前，并作出了违心的，也是十分错误的决定，这就酿成了她的爱情悲剧和李向前的人生悲剧。婚后，她就像不惜以生命保护自己的童身一样，始终保持着名义上的夫妻，长久的天各一方，面对如此的婚姻状况，她还不愿意离婚，她说：“我担不起这名声，再说，要是我离婚了，家里老人当下就能急死，我现在就这样凑合着……”这完全是一个没有摆脱旧的婚姻观念的束缚但却有着崇高美好心灵的传统女性的自白，她认为自己主张提出离婚会落下坏的名声，就像她错误地决定同意和李向前结婚一样，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这说明在我国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爱情婚姻观方面的影响还是相当严重的，她们需要当代意识的注入，以唤起自我意识、个性意识的觉醒。当然，润叶从老人考虑，表现了她牺牲自我的美好心灵，但却是以她终生幸福为代价的，这同样表现了她性格中丧失自我、软弱屈从的一面，这里可以看出润叶思想性格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正因如此，她和孙少安的婚姻悲剧，和李向前的婚姻危机，除客观原因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李向前并不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他虽是粗人，但他心底善良，对润叶忠心耿耿，对润叶的家庭百般照顾，对她的弟弟润生也非常友好，但他得不到润叶的爱，只是在长期的痛苦中折磨自己，以至于酒醉造成车祸而致残，李向前的致残，与润叶的冷酷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爱情有它的特殊性、神秘性、不可知解性，我们不可过分责怪润叶，这是路遥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所在，也是作家要极力表现渲染掀起情节波澜的艺术蓄意之所在，然而，我们客观地说不能不指出田润叶思想性格的过失和缺陷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惨痛教训。
兰花和王满银的婚姻，兰花死心塌地地爱着这个在别人看来不值得她爱的男人，王满银好吃懒做，且长年在外游荡，兰花既做娘又做爹受苦扒力养活一家人，可她对自己的男人却忠贞不二，且无怨无悔，“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善良忠诚的兰花既然将自己的一生交给她爱过的男人就至死不变。王满银不在家，村里光棍无赖给她骚情，讨好，半夜敲门，她都坚决拒绝，直至王满银勾搭上了合作做生意的“南洋女人”，可怜的兰花服药寻死，也没有想到离婚。当在乡医院得知服的是假老鼠药，她竟破涕为笑，投入回心转意的王满银怀里。兰花爱王满银爱得愚痴。诚然，她的爱的纯真美，反映了传统美德在中国女性心灵中深厚的积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遗毒对她思想的侵蚀。王满银对待自己的婚姻极其自私，他当年看中兰花，主要是因为“那女子长的还俊样！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都行——这些苦活他不愿意干，也干不了。”他的出发点是极度狭隘的个人主义，与其说他娶回了一个老婆，还不如说他找了一个不要钱的长工。因此，兰花的婚姻注定是悲惨的，虽说王满银最后收了心，可那也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之后，因此，兰花和王满银的婚姻又是一出悲剧。
作品中曾对令人羡慕的一对——杜丽丽和武惠良，既门当户对，又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他们的幸福曾经让不幸的润叶羡慕不已。但是，没有永恒的痛苦，也没有永恒的幸福。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现代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社会，这对曾经感情很好的夫妻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分歧。杜丽丽尽管爱着武惠良，但在感情上却不能得到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不同，自然，精神的沟通就受到阻碍。因此，当杜丽丽认识了古城来的著名诗人古风铃时，感觉到她期待的人终于找到了，尽管古风铃明确表示不可能和杜丽丽结婚，只是玩玩而已，但杜丽丽并不以此悔恨。当武惠良发现以后痛不欲生，责问丽丽，希望其拒不承认，杜丽丽却毫不掩饰地加以确认，并公开说明她既爱武惠良又爱古风铃，武惠良不能接受这种感情的折磨终于离婚，而杜丽丽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杜丽丽同时爱两个男人的感情是真实可信的，她又真诚地表述了自己的感情，完善了她的人格，她的思想反映了西方现代思潮对我国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念的强烈冲击。但这种新思潮为坚固而强大的传统道德观念所不容，也和国家的婚姻制度相背离，故而只能是悲剧结局。
可见，爱情悲剧的产生，除了一些外在的客观因素的制约，与恋爱主题本身也有很大关系。要建立良好的婚姻生活，共同的追求、爱好，相互间的精神交流，个人的责任感都是十分必要的因素。当然，社会观念，新的社会思潮对人的冲击，在人的思想上产生的传统与现实的矛盾，都会促使爱情悲剧的产生。
在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十分完美的事情是很少的，爱情也是如此。人们的爱情必然会受到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观念、物质生活条件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城市文明和农村落后的差距，人们文化、职业、家庭、地位的差异，世俗观念的压力和旧势力的阻挠，不可抗拒的意外灾难，人们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理性追求，都是造成爱情悲剧的重要因素，这正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复杂。路遥出身于社会底层，是一个经历了贫困苦难而成长起来的作家，艰难的生活经历，早熟的性格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严酷性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因此，路遥小说的爱情描写就不是单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而是要从看来平凡的现实爱情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撼的巨大内容，揭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给人们以巨大的教育和启迪。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第2卷，人民日报出版社，第332页。
[2][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出版社，
[3] 老品编：《外国文化名人论人生真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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