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幸的人——浅议《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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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幸的人——浅议《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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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幸的人——浅议《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一个不幸的人——浅议《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杰出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写的一部文学名著，代表了司汤达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通过于连短暂的生活及其和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联系，广泛深刻地描绘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最后阶段的法国社会矛盾，突出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复辟和资产阶级反复辟的激烈斗争，揭露了封建贵族阶级和天主教会的反动本质，预示了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小说主人公于连，是王政复辟时代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形象。特定的历史条件为于连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怎样来认识于连这个人物形象呢？
一、拥有“英雄梦想”的卑微者
一八一四年，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阶级，虽然在英、俄、奥等欧洲封建君主国的刺刀庇护下在法国卷土重来，但是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确立的资本关系却再也无法摧毁。一个重要特点：资本主义关系愈来愈深地渗入法国广大农村。
《红与黑》所描写的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复辟制度只能在旧贵族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实现。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包含某些力量的均衡，但也必然是不稳定的平衡。获得了大部分政权的封建阶级总妄图恢复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更野心勃勃。从一八一四年以来这两个阶级以争夺统治权为重心的斗争从未间歇过，一八二四年极端保王党领袖查理十世登台后，斗争更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
在复辟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出头之日，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下的就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里生活。我们的主人公于连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退避或者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富凯选择了前一条路——退避，他洁身自好，在深山老林里离群索居，单靠卖木柴为生，小商人的生活虽然平淡庸俗，却少做了许多亏心的事。于连却迥然不同，他拒绝象富凯那样生活，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他声称“客厅里所有那些人关心的事，有许许多多我都不懂，如果我孤零零地待在这个山里，我在这方面的可怕的无知就多少可以说是不存在了”，“从事圣职的志向不允许他接受”，富凯的建议任什么也不能战胜于连的志向，他决心实现这些英雄的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斗争。
这个木匠的儿子，精力充沛，富有才能，意志坚强，早在幼年时，思想上即已种下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种子，成年后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以及对贵族阶级社会进行反抗的精神，他对门第富贵、拥有财富的贵族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深为不满，立志要依靠个人的才能和奋斗来改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爬、发财致富的野心。他爱读书，曾熟读了卢梭等人的著作，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因为在家里是拳头和嘲笑的对象，经常不变的目标。所以他这个十分敏感、不断受辱的人，变得多疑、易怒、嫉妒心重，甚至妒嫉他看到自己被野蛮地剥夺掉的所有那些幸福，特别是变得非常高傲。他狂热地崇拜拿破仑，决心象拿破仑那样凭本事为自己建功立业，然而，于连生不逢时，希望随着一次次的追求在现实中无情地遭到破灭。
二、披有“伪善外套”的野心家
于连的性格发展是在德·雷纳尔市长家、贝尚松神学院和莫尔侯爵府三个典型环境中完成的。
十九岁那年，于连凭着能熟读、背《圣经》这块敲门砖来到德·雷纳尔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开始接受社会教育。这时的于连，品格正直，热衷于自己的事业。然而，官场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对于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由于与市长夫人的暧昧关系败露，他不得不接受雷纳尔夫人的建议，被迫离去。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使他放弃了与女仆埃莉莎结婚过平静生活和与富凯经商的两条道路，决定去贝尚松神学院学习，走教会的门路去获取权势和财富。
贝尚松神学院是一座阴森可怕的人间地狱。“铃声好像在一个空寂无人的地方回荡着”，“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整幢房子”。这里的修道者是那么的阴险、虚伪和势利，彼此尔虞我诈，从事监视、告密的勾当。不同教派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给于连设制了一座座的障碍，于连把对教会的仇恨埋在心底，以高傲的沉默对付着周围的人，小心谨慎地施展着他伪善的本领。于连的“才干”深得院长彼拉尔神父的赏识，被推荐到巴黎担任宫廷保皇党人莫尔侯爵的私人秘书。
巴黎莫尔侯爵府是反动贵族的据点，“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初到巴黎，于连非常卖力，为了实现野心，他以曲求伸，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忠心为侯爵效劳，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并获得了一枚十字勋章：他用卑劣的手段玩弄着侯爵的女儿德拉莫尔小姐，骗取了她的爱情；莫尔侯爵坚决反对他们的这桩婚事，但在多方压力下不得不认可，并为于连谋取了一个贵族身份和赠送给于连一块收入颇丰的地产，于连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贵族军官。年纪轻轻的于连刚当了两天的中尉，就做起了要在三十岁当司令的美梦，完全沉浸在胜利和野心之中。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贵族阶级与教会相互勾结，逼使德·雷纳尔夫人写了“揭发信”，使于连的飞黄腾达倾刻间化为乌有。于连认出了雷纳尔夫人的笔迹，他犹如从云端里栽倒在地上一样，便恼羞成怒，潜回维里埃尔市，当众枪伤了正在做祷告的雷纳尔夫人，于连被抓进了监狱，但是他拒绝雷纳尔夫人、德·担莫尔小姐、律师、富凯等人的帮助，结果法庭一致通过了于连犯了蓄意杀人罪过，宣判为死刑。在一个晴和的日子里，于连走上了断头台。
于连就在这三个环境中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在德·雷纳尔家中是他在伪善和野心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在贝尚松神学院使他从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青年逐渐发展与教会妥协了乃至同流合污的野心家；在莫尔侯爵府直至最后法庭演说，是于连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愤怒谴责，是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沉痛抗议，是他反抗精神的爆发和悲剧命运的总结。
三、持有复杂性格的冒险者
在于连的个人奋斗史中，他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断的发展变化着，体现了他的全部复杂性：
1、于连有着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和强烈的自尊心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钱，也没有保护人”，他没有父爱，他的父亲对他爱读书的怪癖厌恶透顶；于连也无法感受到兄弟之情，“星期日在广场里玩耍，他总是挨打”。总之，家里人认为这个身材矮小，从童年时起带着极端沉思神情和苍白的人活不长，即使勉强活下来，也要成为家里的一个累赘，家里人谁都鄙视他，因此他恨他的父亲和哥哥们，“除了表亲老外科军医外，他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推心置腹地谈过话”。“他只感到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这个社会接纳了他，其实只是让他坐在长餐桌的最下端”。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时刺激着他，在充满敌意的上流社会中，他以虚伪抗击着虚伪，借以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他唯恐因平民出身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视，听到市长先生答应给他的一系列待遇以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愿意当佣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跟谁吃饭？”，当雷纳尔夫人认为他当家庭教师表现出色却如此贫寒而给他一点赏赐时，他回答说“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并不卑贱，对这点您有欠考虑，如果我让自己对雷纳尔先生隐瞒任何与我的钱有关的事，那我就连一个仆人都不如了”，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这些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侮辱一个人，接着又以为只要假惺惺地来几下，就可以完全弥补过去！”
他对平民阶级的活力充满了信心：“这些贵族，如果有可能让我们跟他们进行一次武器对等的战斗，他们会怎样呢？譬如说，如果我是维里埃市长，……心怀善意，人为正直，我会怎样把副本堂神父、瓦尔诺先生，连同他们所有的那些诈骗勾当一扫而光！正义会在维里埃尔取得怎样巨大的胜利！他们的才能决不会成为我的障碍，他们永远是摸索着前进”。
2、于连作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计要超脱自身所处阶级地位、飞黄腾达的虚荣心紧密相连的。
儿童时代，他渴望进入军界做一名军人是因为受到老外科军医讲那些战役（洛迪桥、阿尔科、里沃利战役）的鼓舞和注意到老人投身十字勋章的火一般炽烈的目光，是出于对“披着白长披风，戴着有黑毛鬃毛头盔的拿破仑龙骑兵威武气概的羡慕。到了青年阶段，他却殷切向往着权利和金钱，“那时候，一个象我这样的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我知道怎样选择这个时代的军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今天我们看见一些四十多岁的教士，他们有十万法郎的年俸，也就是相当于拿破仑手下那些著名师长的三倍……应该当教士”，“这么年轻，就当上阿格德的主教，能有多少收入呢？也许二三十万法郎”，“穿上这件黑衣服，到了四十岁，可以象博韦的主教先生那样有一万法郎的薪金和蓝绶带”。于连就在这样的虚荣心，不顾一切地往上爬。
四、具有反抗意识的可怜虫
1、于连对上层阶级的丑恶观察得最透彻，他是反动阶级最无情的揭露者和批判者。
他在德·雷纳尔家的感受是“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他鄙视这个贵族的贪婪和吝啬（瓦尔诺先生慷慨得象一个强盗，而雷纳尔先生呢？在五六次募捐中表现得过于谨慎而不够大方），于连嘲弄他“享尽了财产带来的种种好处”，并骂他是个“畜生”。他在年轻的心灵深处深深地感到市长先生的奢华生活有多么丑恶，并对自己蔑视富有的、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市长先生的卑劣行为感到诧异。他对资产阶级暴发户更加深恶痛绝，和瓦尔诺相比于连认为“我的心离他的蛮横无礼有上千法里远”，“即使把他们搜括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会暴露自己的看法；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不住它流露出来”。在瓦尔诺家里他发现房子里面带来一股偷来的钱财的气味。于连被判为死刑的时候还在想“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是欺诈，甚至最有德性、最伟大的人也不例外”。他想“瓦尔诺先生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显然增加了两三倍，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我也跟弃儿差不了多少，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们，我的全家都恨我。
于连敢于面对人生，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发起冲击，和富凯相比，无疑更具有英雄的气概，他的英雄主义的动因，是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野心的复杂结合。
所以它必然是矛盾而扭曲的。于连出身于小业主家庭，自幼因体弱不善劳作而受家人嫌弃，由于聪颖敏感，他极易感受出身低微被人歧视的滋味，很早就形成了反抗心理，对贵族大资产阶级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例如：
于连“宁可放弃这一切，也不能让自己堕落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我宁可死，我有十五法郎八个苏的积蓄，我今天夜里就逃走”。他敢公开顶撞市长的训斥：当雷纳尔先生向他提出签订一份合同时，他回答说“如果您想到辞退我，我只得走，一份合同让我受到约束，却不能让您承担任何义务，这不平等，我拒绝”；当雷纳尔夫人“揭发”他时，于连一气之下枪伤了她，这是他在个人主义美梦破灭后，平民意识受到激发的情况下采取的绝望的反抗举动，明知贵族阶级会因此置他于死地也在所不惜。在狱中，他从沉迷中苏醒，反省过去，他认识到所走的道路的虚伪和痛苦，不管他如何富有才能，勤奋尽职，都不能改变上流社会对他的轻蔑，贵族阶级是绝对不容许他跨越封建等级制度的樊篱。于是他丢掉幻想，拒绝上诉和忏悔，决心以死来反抗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指出他的犯罪并不在于开枪，而在于他要突破等级制度，统治阶级惩罚他也是借以惩戒那些对现实不满、想改变阶级地位的平民青年，他声称“我不是被我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审判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
2、于连的爱情之路，也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道路。
于连对雷纳尔夫人，开始并不是出于爱情，其实开始他一点也不爱这位夫人。他一次次地追求雷纳尔夫人，是为了要减轻夫人的“蔑视”：“她蔑视我，因为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她把碰到我的手缩回去，是蔑视的表示”；是出于他对平民的责任：“我必须握住这只手”，“我应该使她同意把这只手留在我的手里”，“我的职责是逼使这个贵夫人爱我”；是于连把征服夫人当作自己战胜怯懦心理的过程：“如果午夜十二点，我还不能下定决心去握住这个女人的手，……我仅仅是个懦夫，我要开枪自杀；也是为了嘲弄和报复雷纳尔市长：“如果我当着他的面占有他妻子的手，这不是嘲笑他的方式吗？……他对我曾经表示出那么大的蔑视”。
在诸多复杂的情况下，于连的勇气和夫人的真情造成了一个结果：他们在彼此“相爱”了。
对于拉莫尔小姐，于连要博取她的爱，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的小哥们更有被爱的价值，更是费尽了心思，使尽了权术与阴谋。
在侯爵府，于连表现出一种“害怕受到蔑视”的高傲，他的自尊心，他的言行正好触犯了拉莫尔小姐的虚荣心，于连以这般坚强的性格力量，假装冷淡，竟使得这位高贵的小姐生气了，在她的想象中，于连是一个具有天才的人，是一个新的丹东。
在于连眼中，拉莫尔小姐集中了十年里想象巴黎的奇遇和种种魅力的那些梦想。他发现自己爱得发了狂，后来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平庸的主意和照着做的勇气：给费尔瓦克夫人寄五十三封信，在信没有寄完出去之前，千万不要灰心。这个方法大大地刺激了虚荣心极强的拉莫尔小姐，迫使她回到了于连的身边。
于连在得到拉莫尔小姐疯狂的爱之后，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许多丰厚的“回报”。
不过，在鼓舞于连的英雄主义的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这两者之中，前者是第一位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义无反顾地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五、富有妥协思想的忠诚士
1、于连一方面痛恨可鄙的财富和建筑在其上的享乐生活，一方面绝不放弃获得这种财富和享乐的决心。
“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跟仆人吃饭更困难的事也要去做！”，“有谁能想到，他脸色如此苍白，相貌如此温柔，像个小姑娘似的，心里会隐藏着宁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于连第一次来到瓦尔诺先生家就感受到“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肮脏的富贵地位，而且你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一些人一起享受它！你也许会有一个两万法郞收入的职位，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时，你必须禁止可怜的被收容者唱歌；你举行宴会用的钱是你从他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窃取来的，在你的宴会进行时他将更加不幸！”在与侯爵女儿恋爱上，他也是出于挤进贵族先烈的野心，把德·拉莫尔小姐当作继续卖身赚钱，攫取名利的阶梯。他得到的仅仅是野心满足的一种幸福，当瓦尔诺高升当省长时，于连为自己的父亲谋到了贫民收养所所长的空缺。
这一切在逐渐走向“成熟”的于连眼中是极其自然的事，因为他坚信“在我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是自私的”。
2、为了满足个人的追求而不断地向现实妥协、投降。
于连看到自己处于敌人的包围中，每天都有人在他面前诅咒他所崇拜的拿破仑，为了扮演教士的角色，他不得不大声诅咒拿破仑。为了在教会中提高地位，他把自己不相信的《新约》和《论教皇》背得滚瓜烂熟，把它们作为“我们所有人的行动准则”，他不信宗教，却是神学院中最虔诚的教徒，并成为彼拉尔院长的宠儿，黑暗的神学院把于连培养成为“一个彻底的伪君子”。当德·拉莫尔先生奖赏他一枚十字勋章时，他感到很“满足”，并声称“我必须按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方针办事”。他做事是那么“忠诚”，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以至他能成为反动会议的记录者。
无论在雷纳尔家做家庭教师，还是在贝尚松神学院做教士，以及在巴黎改名换氏挂上贵族头衔，都体现了于连在不断地反抗和追求中，正一步步地向社会作出投降、妥协。
综上所述，于连在短暂的一生中，以个人名利为前提，满怀出人头地敢于冒险的英雄主义热情和虚荣心，以虚伪为武器，以反抗和妥协两种方式与上流社会周旋，以少有的勇气去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和现实中的凶险。在这一过程中，真诚与虚伪、自尊心与虚荣共同铸成了于连的性格，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他的命运，这是因为他的反抗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的，他的行动也只是个人盲目的、本能的举措，他的最终目的也只是实现一个平民的自我价值，因而无法获得同阶级人的支持。同时这种个人主义的反抗具有极大的动摇性，一旦个人的追求得到满足，就很容易与现实妥协投降。于连虽然有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和行动，但他终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革命时代的英雄，他只是一个与整个时代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参考文献
1、金元浦等编：《外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年，第一版
2、芳草、幽兰：《外国长篇小说名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3、颢颢：《世界文学经典导读·法国卷》，武汉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4、郝运译：《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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