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安忆《长恨歌》的精神主题

 王安忆被认为是当代女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其文学创作“在当代无论是女性文学写作还是整体文学创作中都筑成了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峰。”而在王安忆看来“在我的创作生涯达到某种极至状态的作品”即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引起极大关注并受到广泛赞誉的《长恨歌》。听其名很容易使人把它和白居易的同名乐府联系起来。尽管有人认为 “《长恨歌》有个华丽却凄凉的典故，王安忆一路写来，无疑对白居易的视景，作了精致的嘲弄。”但是，在这两首同样缠绵的《长恨歌》之间，必定有着某种纠葛相缠的究竟，否则一个明智的作家是决不会用自己30万字的心血去和一个脍炙人口的名篇撞车的。当然二者的内容完全不同：一个是唐帝王爱情的佳话，一个是旧上海小姐的传奇。所表现的主题也大相径庭。但是它们都是以女性为主角，描述同样跌宕起伏、哀怨黯然的命运，有着同样繁花早落、令人叹惋的结局。此外，都以风云之乱世为陪衬，上演着渺小而无可视而不见的故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也许是王安忆最想从那首唐乐府中获取并传达给读者的情感电波。
 恨，怎一个恨字了得。王琦瑶的恨其实是一种无奈与屈服的升华。她容颜娇美、正值青春，在芸芸无数的上海小姐中有着与众不同的、轻描淡写的艳和风情。她羡慕锦衣玉食的生活，甘愿做被囚禁的金丝鸟。然而战火纷飞的年代打断了她庸俗温腻的梦想。当物质来源被切断时，她在平庸琐碎的生活中沉沦，她将一切不幸化为恨意，埋藏在心底，又不断地向外投射，最终以灰色而拖长的音符结束。从杨贵妃到王琦瑶，无论她们的结局是由什么造成，我们都不禁会为之掬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若就由此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在探讨女性自古以来的命运问题就太过于粗糙和武断。她更是“通过对一个红颜薄命故事的改写与重述”，来表现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对“位于天空与大地之间的那个神秘莫测的‘存在’的感悟”，从而在精神主题上给人以提示。以下就是从人物、城市、语言三方面来试图剖析展示《长恨歌》的精神主题。
 一 、人物
 王琦瑶是《长恨歌》中的精灵，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化开来，弥漫和洋溢在空气里的一个灵样的东西”，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散发着旧上海的精神和气息，让所有对旧上海心动眷恋的人为之神摇。
 王琦瑶在红白两色的康乃馨中间，就像是花的蕊，真是娇媚无比。她不像舞台上的焦点那样将目光收拢，她不是强取豪夺式地，而她是一点一滴，收割过的麦地里拾麦穗的，是好言好语有商量的，她像是和你谈心似地，争取着你的同情，她的花篮里也有了花，这花不是如雨如瀑的，却一朵一朵没有间断，细水长流的，竟也聚起了一篮。王琦瑶不是台上最美最耀目的一个，却是最有人缘的一个，三次出场像是专为她着想，给她时间让人认识，记进心里。
 王琦瑶于是轻而易举地抓住了人们的心，看起来是这样的自然、无邪、天真、不落痕迹，但是实际上她绝不是一个简单无思想的女孩，而是上海女孩儿的精英。她深谙人情世故，会伶俐地使用人际关系中的种种技巧手腕，玩弄着各种并无恶意的小花招。去片厂是一件吸引自己的事，但她仍然捺下性子保持着矜持的态度，迂回曲折地掩饰着真实的心意；在与态度卑下巴结有工商背景家庭的蒋丽莉的交往中，则做到有礼有节，平衡着各自家庭地位和交往态度的反差，甚至放出手段将蒋家治理得有条有理；《上海生活》的“沪上淑媛”登载了她的照片，使她成为女校的名人，她依然故我，沉和平静，不骄不躁地缓和了女生们的妒意；在应付选美的初选时，她故意不认真对待，“她的不认真，有点是为自己做一层防卫的壳，壳里藏的是自尊心”。她的欲望其实是强烈的，甚至让人联想到在那地下奔突的火山，然而表面又是这样恬淡、平静、优美。在她一生中，内心一直想要索取以满足空虚，她的双手总是不失时机地抓住身边的机会，眼睛却显现不是渴望而是漠然的神情。她的这种策略使她一次又一次在生活之洪流中得到依凭而浮上来。当然，她的求索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这是她的心路历程。在最后，她又成为自己的求索和别人的欲望的牺牲品。这样的历程和结局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王琦瑶是一个善于分析男性心理的女子，她求索的满足很大一部分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她和李主任、康明逊、萨沙、程先生、老克腊的情感纠缠，折射着她的欲望。她有意无意地使用欺骗、示弱等手段寻找、求助依靠的对象，并且贪恋这种极端不正常的求索的愉悦。
 当王琦瑶这个上海小姐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时，她虽然已经老练世故，但毕竟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这时她遇上了李主任这个年长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她本能上一种寻求呵护的渴望攫住了她，而使她本应开启的爱情之门紧紧向程先生关闭。前者代表的是稳定的可靠的保障。于是她依附于李主任，这并非仅仅是贪慕荣华，她求的是一个真实的落定，是像孩子对父母一样的全盘交付。虽然住进爱丽丝公寓，意味着要割断她从前的一切社会联系，并且今后要在无限的等待中捱过每一寸光阴，但她仍然冷静安然地接受了这一种命运安排，毫不留恋甚至带着几丝憧憬住了进去。对于王琦瑶来说李主任是大世界以外的憩息地，她深觉自己是这样渺小，她不愿过问变幻莫测的大世界，只有李主任是她觉得可依靠的底子。王琦瑶是有道理的，整个城市都那么实惠，那么会算计，她在弄堂里的流言中长大，有什么理由不脚踏实地，不细水长流呢？但是她的愿望没有能够走到底，连天的烽火打断了她的美梦，让她不得不在生活中飘荡深沉。
 于是王琦瑶慢慢地成熟了。在平凡、庸常、琐碎的生活中，她开始憧憬浪漫的不凡的爱情，以给自己一注强心剂，扫去一点内心的苍白。康明逊是王琦瑶一生中唯一爱过的人，然而全无结婚的希望。他们都各自心怀着哀乐利益，期望两人能够走到一起，但又不甘于损伤各自的利益。他们相持很久谁也不愿妥协。最后到底是王琦瑶先作了让步，她遇到的是一个与她一样软弱而自私的男人。她只好作出妥协，因为她想得到爱情的欲望是如此的强烈。但是她是聪明的，她向来知道为自己设一层保护壳，使自己免受伤害。所以她不要求康明逊太多,更不限制他的来去自由，她不作不切实际嫁入康家的打算，她知道那样的浪漫憧憬是脆弱现实中的致命打击。“王琦瑶的希望扑空了，反倒有一阵轻松，万事皆休之中，康明逊的那点爱，则成了一个劫后余生” 。王琦瑶十分珍爱地收藏着这份从比她更吝啬的人身上获取的感情，她心中有种莫名其妙的自哀自怜的喜悦，并对这种喜悦独自慢慢地回味，那就是薇薇。
 要在这流言如五月梅雨弥漫的弄堂中保护这份爱情不是轻而易举的。为了得到一种保证，王琦瑶很快又寻找到康明逊之外的猎物——萨沙，想让萨沙成为自己对康明逊爱情的挡箭牌，成为自己怀孕的替罪羊。而萨沙则想从王琦瑶处获得自身魅力和价值的证明。于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相互欺骗、相互猎取的游戏，没有感情，只有赤裸裸的欲望。但是游戏很快就结束，两个人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反而落得伤心，落荒而逃。
 而对于王琦瑶来说，程先生是她的港湾，每次在她失去依凭、需要援助的时候，程先生成为她的退路。每次王琦瑶都能从他那日趋干枯的身心中得到温情。然而王琦瑶是不会有回报的，“她只说恩义，却不提一个‘情’字”。最终程先生干枯了，终于抛下了王琦瑶。
 王琦瑶后来与老克腊的交往，也是凭藉了在精神上的各取所需。一个是真心怀旧， 一个则向往旧式情调，在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中不由地假戏真做了。然而老克腊喜欢王琦瑶就像喜欢茂名路一样，因为她们都有旧上海的故事。他对王琦瑶的幻想是有点叶公好龙的意思，他的态度再真诚也不过是装模做样，他根本无旧可怀，那旧情是想象出来的。他一旦站在王琦瑶的卧房里，把她的过去看得清清楚楚，老克腊觉得还是屋外的阳光更真实，更可信。于是他想要逃离那表面依然华丽内部却已销蚀到可怕的场景。但是已经日趋衰败的王琦瑶需要一个人把她和过去的时光联系起来，未来已经没有了，再没了过去，让王琦瑶如何生活在这没滋没味的现在。她决定拿出那匣在饥荒之年、在女儿出嫁时都没有动的金子来换老克腊的几年时光。她最后的赌博失败了，这一次的输，是全盘皆输的输。
 这是王琦瑶的悲剧，她太懂得如何去索取，她索取依靠、爱情、保证、温情、旧情，每次都半途而废，自己在风蚀雨噬中身心疲惫，步入残年。她最终输在自己的欲望之下，输在比自己的更强烈的欲望之下。这就是一个旧上海小姐的“存在”。这种扭曲的“存在”从王琦瑶坐上李主任的车时，就开始了。
 二 、城市
 王安忆说:“《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真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于是在《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存在”的影子就和上海这个城市的“存在”重叠起来，变成艳丽、缥缈、虚无的空气，在字里行间回荡。王琦瑶是这个城市的精辟注脚，而这个城市又深刻地阐释着这个女人的“存在”。王安忆就是试图从这个二维角度来诠释自己的感悟。
 平安里则是王琦瑶与上海的纽带。它既是上海的浓缩，又是王琦瑶成长的摇篮。平安里的一切折射着王琦瑶的精神世界和上海这个城市最真实的面貌。
 平安里是世俗的。它有一种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平安里的建筑都是为世俗的小市民而存在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宾走动，贴了婚丧嫁娶的示告的。它总是有一点按捺不住的兴奋，跃跃然的，有点絮叨的。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些窃窃私语，夜间的敲门声也是此起彼落。”这种世俗是脚踏实地的，实实在在的，却又是庸俗卑微的。平安里充满着流言，“它几乎是可视可见的，也是从后窗和后门里流露出来。前门和前阳台所流露的则要稍微严正一些，但也是流言。”“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就是平安里，人们在流言的监视、束缚下生存，并受其引导，走在迷茫的道路上。这就是王琦瑶，怀着如流言般执着而虚无的梦及弄堂里空气一样温腻庸俗的性情。这就是上海，尽管十里洋场、欧风美雨，却仍旧摆脱不了有时令人生厌的俗气。
 平安里充满了欲望。那无休无尽、弥弥漫漫的流言即承载着强烈的意愿，“流言产生的时刻，其实都是悉心做人的时刻。上海弄堂里的做人，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做人，眼睛只盯着自己，没有旁骛的。” 平安里走出来的王琦瑶，也是只有自己的，只为自己，并热切地渴望活着，美妙地活着。而上海的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繁花似锦、不正是欲望的最好阐释。于是欲望下所包裹的丑陋也不能够掩藏。
 平安里是怀旧的。平安里所飘荡的空气是这样的温软缠绵，几乎要停止流动。人们深深地沉浸在其中不愿自拔，对其有无限的依恋和眷恋。连夕照都带有怀旧的意味:“照进窗户的阳光已是西下的阳光，唱着悼歌似的，还是最后关头的倾说，这也是热火朝天的午后里仅有的一点无可奈何。这点无可奈何里是带有一点古意的，有点诗词弦管的意境，是可供吟哦的。” 日益繁华落尽的王琦瑶，更是基本上活在对往事的回忆里，韶华已逝的悲哀与不尽人意的现实更加深了怀旧时的萧瑟意味。面对潮水般淹过来的新时代，不适——失落——抵触——拒绝或勉强接受，更加强了她对那如花似锦的往事的缅怀，无尽的没落感与隐忍感在她看似小心谨慎实则暗藏锋芒的生活中。但是王琦瑶匪夷所思地死了，她的怀旧梦彻底结束。然而上海这个城市却依然有着无数的王琦瑶，正为他们虚无飘渺、没有任何希望的怀旧而自足自豪，完全忽略身边的沧桑变化。
 平安里是一面镜子，映照着王琦瑶和上海的形象。从平安里走出的王琦瑶只能是这样，拥有无数平安里的上海也只能是这样。可以说，王安忆的二维叙述是很成功的，王琦瑶和上海都得到细致的凸现。但是，王安忆对旧上海仍有种隔膜，对上海上层社会较为陌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小说极力刻画的旧上海风情有一点矫情与褪色。她对弄堂的叙述、对流言的描绘，到底还是一种对上海模糊而感性的整体把握，比起张爱玲的精确和钱钟书的透彻来，稍欠深刻些。
 三 、语言
 王安忆一直希望创造一个纸上的“宏伟建筑”，虚构一个“语言的建筑物”。在《长恨歌》中，她以非凡的文学想象力、细腻精致的叙述技巧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用打破传统的语言为我们构建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语言建筑物”。这种语言是对传统具体的、历史的、简洁的叙述方式的颠覆，而具有一种抽象性、女红操作式和非史诗性。
 在王安忆看来，抽象化语言不是用来直接展示情景，而是用来间接描写场景的。“直接展示情景的方式，必须要求一种具体的语言，就是‘什么人物说什么话’；而间接的描写场景，则必须要求一种具备塑造功能的抽象性语言。”这在《长恨歌》对弄堂、流言等的描述中得到充分的印证。那种拟人化、庞大的比喻性、旁敲侧击、混沌模糊的语言让人感觉到一种新鲜而灵巧的生命力，并获得了对小说环境的深刻印象。这是王安忆抽象化语言的张力所在。
 作为一次辉煌女性发言的《长恨歌》，作者放弃了一泻如注的气势，而从小处落笔，东拉西扯、左右盘旋，甚至不在乎那种类似于女红式的操作。女红式的操作虽然繁琐、单调、平淡，但最后总能做成一件精致美丽的工艺品。作者就是采用这样一种平视而非俯视的角度极有耐心地、絮絮叨叨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旧式女子王琦瑶的故事：一个上海弄堂里到处可见的普通女性极不起眼的由无数琐碎小事构成的一生。这样的语言恰恰是弄堂式的、流言似的，与小说自身的风格结合得天衣无缝。
 正是由于这种女红式的叙述，拒绝了一种史诗性质。《长恨歌》的描述从上海的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跨度有四十多年，完全可以创作出与《白鹿原》相似的宏伟气魄。然而王安忆却采用了一种非史诗性的语言，把小人物的原生态凸现，把人的存在最纯正地推到读者的面前。譬如写王琦瑶是否打胎那一节的心理描述，就是这样的细微和真实，虽不宏大却把人打动。
 当然，王安忆并不是为了颠覆传统而去颠覆。这种抽象性、女红操作式、非史诗性的语言是与长恨歌的精神主题相结合的，正是为这个主题而生的。这种语言是如此艳丽、缥缈、空灵、凄怨、孤独，与王琦瑶沉浮而迷茫的一生，与上海无尽的儿女风情，结合成一首哀艳的长恨歌。
 四、结论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体验到一种生存感悟：人，在一个时空中，是怎样的存在，应当怎样的存在。这即是《长恨歌》最高的精神主题。纵观王琦瑶在上海这个城市中爱恨交织的一生：她曾被上海这座城市抚摸、养育、捧在掌心，她沾沾自喜、沉浸其中、毫无警觉，可是最终却被这座城市毒涂、抛弃、埋葬。作者并没有给出人是否能够超脱的肯定答案，但是她确实提醒人们认识这点，并去思考；王琦瑶爱，是因为她得到了；她恨，是因为她无法把握，她眼睁睁地看着一些东西流走、一段历史逝去，她想要挽留，哪怕只在自己的思想情感中。但是新旧的交替自古以来都未曾改变，所谓的“怀旧”，只不过是退回梦里，退回童年，它是一种对时间的错觉，它通过对时间的混淆，以象征的方式给人以安全和爱，它是虚幻的、毫无意义的。因此无论是白居易笔下的杨贵妃，还是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她们挣扎着要去抓住那些正在逝去的东西都只是一种哀伤的徒劳。她们的欲望只能变成利器把自己撕裂，她们的美梦只能够走向破灭。
 
 
参考文献
1、徐坤：《双调夜行船》，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2、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
3、《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德威。
4、徐岱：《存在的感悟：论王安忆及其90年代小说》，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37页。
5、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41页。
6、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第15页。
7、王安忆：《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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