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陶渊明诗歌的审美对象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别具风韵、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位杰出诗人。他留下的诗文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中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后世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留下了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料。而农事题材——他诗歌中独特的审美对象，更是值得探究。
 我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从《诗经》、《楚辞》至《汉乐府》，有其光荣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但在诗歌中反映农村劳动题材的不多，而把农事作为审美对象的更是少之又少。《诗经》中的《七月》、《丰年》对农事有所表现，也只是一种客观陈述，而没有把它作为审美对象来反映。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促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一步分工。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专业作家就多了起来。这些专业诗人属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不仅脱离劳动，而且轻视劳动。为此，在地主阶级的诗人作品中，很少有把农事作为诗歌的特定审美对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古时代的陶渊明时，才有了较大的改变。
陶渊明农事题材诗歌的问世，不仅是思想上的突破，更是诗歌艺术的创新。他发掘出了农事这个被长期忽视的题材的审美价值，并以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其焕发出强烈的光和热。
一、总论
 陶渊明的农事诗，既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可以看到他虽然作为一名诗人却十分注重对农民、对农事的关注，因此，了解一下他创作诗作所处的背景，这对他的文学风格的形成、诗作的主题，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的家庭是一个急剧败落的官僚地主之家，这对陶渊明的思想、生活、尤其文学上的成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陶渊明的家乡浔阳郡，是王朝和割据势力争夺的焦点，是封建军阀必争之地。
公元393年，陶渊明二十九岁，初次出仕，做一个很小的州祭酒，应该说很不得志。大概由于他性情刚直坦率，因而受不了作小官的那种拘束和折磨，看不惯官场中谄下骄上，胡作非为的种种黑暗行径。公元400年，陶渊明任桓玄佐僚，从京都还柴桑写了《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表现了行役之苦，“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公元404年，陶渊明离开桓玄，但是他对前途事业并未完全绝望。《荣木》为证：“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一年，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刘裕的参军，他一度对刘产生幻想，但入幕以后又失望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为证：“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写出作者刚离故乡为官，却又急于要归返田园的思想矛盾。同年秋，陶渊明作了80多天彭泽令，这是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归去来兮辞•序》云：“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为之”。陶渊明十三年间断续的仕途生活，经过不断的思想矛盾斗争，就这样地最后结束了。
 岁月流逝，陶渊明对黑暗政治的认识更趋深刻，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也与日俱增，最后终于在“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无比愤慨声中，带着“大济苍生”的未竟之志，象一只离林的归鸟，离开了污浊的官场，开始了新的更有意义的耕读生活。他于归田之初写的《归园田居》，将官场喻为“尘网”、“樊笼”，自己回到田园，投身大自然之中，有一种说不尽的喜悦和快感。日益没落的经济地位和不甘于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也促使他从鞠耕的实践中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寻找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农村，他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对农村现实有了更多的了解。长期农村生活的丰富感受给他们提供了农村题材诗歌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一方面亲身耕稼，从中领略自食其力的乐趣，一方面读书、饮酒、赋诗。陶渊明和农民长期相处、休戚与共，有着密切的交往和真挚的感情，并以其诗人特有的敏锐感和洞察力，对他们的饥寒疾苦、情趣爱好十分了解和熟悉。他把农事作为审美对象的诗歌正是在乱世人民背井离乡、四散逃亡的现实土壤上拓荒出来的。诗人把自己一生的丰富感受，他的心血和希望，统统都熔铸到这些具有独特主题的诗篇上来了。
二、农事题材：诗歌的主题
    陶渊明创作的农事题材诗歌，既描写了他自己劳动生活的切身感受，也阐述了他对当时农村现实的了解，最重要的是端正了对劳动、对农民的态度和看法。
（一） 对劳动生活的感受和描写
 陶渊明的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对劳动的亲身体会和描写。公元403年，陶离职居丧在家，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癸岁始春怀古田舍》）他襟怀坦白，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躬耕之志虽早已有之，但真要付诸实践，还得有贫困的驱使，营生的需要，这种客观外因的推动。在《其二》里更是显示出他已经开始逐渐离开一般封建士大夫所走的“正道”，而要长为“陇亩民”以终其天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对先师孔子“忧道不忧贫”的所谓至理名言，陶渊明认为它远不可及，高不可攀。还是走自己的躬耕之路比较切合实际，并抒写自己躬耕之初的新鲜感受和在劳动时体会到的喜悦：“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在《归园田居》中，他更是以一个文人的切身体会，淋漓地写出了亲自参加劳动的场景和感受。第三首为证：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此诗描写了一个新参加劳动不久的封建时代文人的形象。由于不会耕作，致使种出来的豆苗稀疏，而野草倒显得茂盛。对陶渊明来说，劳动是辛苦的，并非轻而易举的，这要从清早即下地，月出才归家，路狭难走，夕露沾衣。但尽管如此，诗人并不畏缩，只希望他的庄稼长得好。这种感情，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是罕见的。劳动是艰辛的，这在陶渊明以后的诗篇中也得到了反映。正因为陶渊明脚踏实地，参加了劳动，他才能真正体会到劳动的艰辛：“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劳动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诗歌，首次在文人的创作中得到生动的反映，该是多么难能可贵。陶的这些以农村劳动为主题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对农业劳动的认识过程。这些作品，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不仅吟诵了他的田园生活的乐趣，也或隐或现地反映了他不能忘怀世事和个人不幸遭遇的苦闷和激愤，这些作品表面恬淡平和，实则深蕴着一个并不静穆的灵魂。陶渊明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作家之处，亦在与他以年近半百、兼抱羸疾之身，明知田事之苦，仍躬耕不懈，并从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他对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颇为心安理得，不以躬耕为耻，不以仕进为荣，这在中国古典作家是十分难得的。
（二） 对农村的描绘和感受
 回到农村后，陶渊明除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外，还逐渐接触到了农村的各种现实问题。归隐之初的他，对农村这个表面似乎恬静优美的环境还缺乏认识，这时的陶渊明，相信自己，相信劳动的价值：“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之二）对前途满怀希望：“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康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对当时官场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归隐之初，对农村的了解则甚肤浅。在它的思想中，官场和田园仿佛是两个绝了缘的世界：一个黑暗一个光明;一个到处是陷阱深渊，一个则是逍遥遨游的广阔天地。因此，颇有一些余闲雅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流露出一种自食其力的快慰和满足。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从《康戌岁六月中遇火》、《答庞参军》等作品看到，陶不断受到火灾、虫灾、水灾等袭击。他的闲适的田园生活就像一潭明镜的池水被震震惊雷暴雨震荡的无法平静，摆在他面前的是严酷的现实“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饮酒》）“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些诗句，说明陶渊明的农村生活，几乎到了“乞食”的绝境。他看到了“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的农村凋敝景象，看到了“死歼无复余”的悲惨命运。残酷的现实，亲身的遭遇，使他修正了“勤则不匮”的幼稚看法。通过反映他自己的生活困苦的诗，实际上是间接地、折射地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贫困和流离的情景。《杂诗》：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晞已应阳。”
 这些诗篇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战后农村的荒凉景象。经过生活的不断折磨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与感受，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并以其切身体会用诗歌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出来，使其成为一种特定的审美对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无法解答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在艺术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幻想人人劳动，人人自由，没有压迫，不收赋税，“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三） 对待农事的态度
 众所周知，历来剥削阶级都恪守鄙视劳动的旧传统，魏晋六朝那些穷奢极欲的士族子弟尤甚，好逸恶劳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的恶劣风气。一般士人，以高谈阔论，左琴右书，耻涉农商为时髦。他们称农民为“田舍儿”、“田里猥人”。不屑于谈论有关农务的事，更谈不上懂得耕稼之苦了。陶渊明以辞官归田、亲躬稼圃的行动，实践了他政治上不同流合污，志趣上与世俗异趋的夙愿。在劳动的过程中，他逐步认识到劳动的意义，突破了剥削阶级对劳动的某些传统偏见。陶渊明的诗篇，不仅写了劳动的艰辛和感受，而且通过劳动的实践，端正了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批判了儒家轻视稼圃的传统观念，他的《劝农》诗其二云：“哲人伊何？时惟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圃 ；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作者从《尚书•周书》的《洪范》篇中，找出“八政始食”①作为理论根据，强调人人都应该参加劳动，并举出传说中的“圣人”舜和禹的躬耕的例子。作者在第三首又写了“纷纷仕女，趋时竟逐；桑妇霄兴，农夫野宿”，描写了农夫与桑妇的劳动场面，尤其在《劝农》其五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在陶渊明看来，只要劳动便会有饭吃，而游手好闲的只能挨饿，如不参加劳动，生计所需便会没有来源。陶渊明还通过孔子因轻视劳动才批评樊须，董仲舒强调读书而“三年不窥园”，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劳动的重视。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于士族官僚统治阶级比，他的劳动的看法，是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沟通之处的，这是很难得的。
 这番按下不表的“潜台词”，在《癸岁始春怀古田舍》中曾做过直言不讳的表白：“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认为孔丘忧道不忧贫的遗训，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及，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远不如躬耕陇亩，自食其力之切合实际。这首《劝农》诗，与其说是劝别人，不如说是劝勉自己更恰当。在《庚戌岁九月重于西田获早稻》诗中一开头就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事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公然把经营衣食置于人生常理之首。孔子宣扬“谋道不谋食”，“道”高于一切，把“道”与“食”对立起来，似乎可以离开衣食而追求一种抽象的道。陶渊明在这里，不指名批评了这种唯心论调，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永难企及的空想罢了。在陶渊明看来，“谋道”与“谋食”并不矛盾，经营衣食，参加劳动，是人生第一要义，无可厚非。他严肃批驳了鄙薄劳动的说教，理直气壮地坚持躬耕到老。剥削阶级从他们“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所谓“通义”出发，极力宣扬鄙视劳动的思想；陶渊明则从农业是衣食之源这种朴素平凡的道理出发，极力赞扬“民生在勤”，大圣大贤亦不能例外。他认为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鼓励和调动人民大众的劳动积极热情，劳动应该受尊重。这种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因该说是十分正确而深刻的，与他同时的封建文人相比，又有谁能视其项背呢？
 陶渊明不是一个只会啸傲山林，优游岁月的闲居隐士，他“结庐在人境”，亲身参加一定的劳动，坚信“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在黑暗污浊的社会里，他依靠自己的劳动，躬耕自食，艰苦自励。他虽然希志圣贤，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理想和抱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对于一个人微言轻的贫士来说，他不可能具有扭转乾坤，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只能默默地把人间的一切罪恶和不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即或试图抗争，也无从下手；想有所作为，也无能为力。但他对理想的追求没有停止，甚至在现实世界看不到实现理想的可能时，还驰骋想象，在艺术的园地里构筑自己的天国，寄托自己的情思，鼓舞人们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而进行斗争。《桃花源记并诗》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光辉作品，是理想农业社会的彩色油画。作品描写的这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人间乐园，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幻想，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向往和平劳动、幸福生活的善良愿望。只有长期和人民风雨与共、懂得民生疾苦的诗人，才能设计出这幅理想社会的蓝图。“秋熟糜王税”的大胆设想，对历代文人创作揭露封建剥削、赋税征徭的作品，很有启发。
三、农事诗歌的艺术成就
 陶渊明是一封建文人，他的农事主题的诗歌却异军突起，把农村田园生活作为审美对象，引入诗篇，而且在艺术技巧上也表现了革新的精神，在春种秋收的平凡田园生活和劳动中，挖掘出富有新的韵味的东西。
 陶渊明把农事作为审美对象的诗歌独树一帜，不仅表现在诗歌题材的开拓上，还表现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上。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既有别于传统，又不趋附时流的新的诗歌艺术美。这种美主要不靠诗人外在地涂抹堆砌，而是诗人对事物本身的美的解释和摄取；这种美蕴藏于现实生活之中，但又要凭诗人的审美修养去发现，并恰当地表达出来，因此它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
    陶渊明对田园自然美和田园生活美的非凡敏感，使他最善于挑选富有诗意的题材，并通过饱和着感情色彩的形象的描绘，给人以实际景物和实际生活所不能给予人的美的享受。他独特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和美学观念影响着作品的内容，决定着作品的形式，朴素的农村生活和白描的手法，从而形成陶渊明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移居》）
 诗酒唱和，欢聚谈笑，经纪衣食，不忘力耕。在一般人认为平淡、枯燥的耕读生活，在陶渊明笔下，却显得如此充实、美好，诗情画意，风神摇曳。它明白易懂，全是一片自然天趣，既真率又深沉，即平淡又华美，它如同袒露在人们面前的大自然一样，谁都能够欣赏它的真美，而又不能够彻底地认识。陶渊明艺术创作上所努力追求的正是这种自然的风韵。他创造出的这些出之自然、归之自然的精美诗篇，较之那些刻意雕琢、铺陈华饰的“雅作”，往往不知高出多少倍。在表现这种意识意境时，他从不雕词琢句，而是用朴素的口语话的句子，如实写来。他的诗篇看起来古朴无华，读起来却琅琅上口，节奏感很强，与当时诗坛崇尚雕饰、不自然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用朴素精炼的语言逼真的描绘了自然景物。我们试平心静气，吟读此诗，仿佛眼前展现一片广阔的田野，清风徐来，禾苗竞秀，生意盎然。千载之下，我们欣赏这些绝妙诗语，也跟作者一样，分享着无限的喜悦。由于躬耕陇亩，同农民来往较多，使得陶诗内容与一般脱离劳动实际的文人之作迥然不同。陶诗以独特的清新、朴实、自然的风格出现，极为难能可贵。农村俗事，田园风光，都是通过朴素的语言抒发出来。如《读山海经》第一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诗的语言能做到如此平淡、通俗而又十分朴素，确实是用“田家诗”写诗了，把诗人半耕半读的中小地主阶层文人的隐居生活，逼真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确实“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雕琢痕迹。
 陶渊明善于把自我思想感情自然地融合于客观事物之中，是在真实事物的基础上适当点染，不求华丽和怪诞。“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诗中的“暧暧”，形容昏暗，是说村庄从远处望去，虽依稀可见，但却看不清楚。“依依”，形容轻柔，傍晚时农家晚炊的青烟，轻柔地飘落在村落上方。此处诗人并未肆意雕琢，仅信笔用“暧暧”“依依”四个字稍加点染，便使封建时代的农村面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从前诗中很少见的那些平凡的事物，如桑、麻、鸡、狗等事物，一经他写入诗篇，和他的生活融合起来，无不充满盎然的诗意。他有农村劳动生活的实际感受，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随意点染几句景物，往往使人感到百读不厌。读者在他的作品里，到处都可以感触到诗人的一片真心与至情，反复吟咏，读者将会发现可爱的不仅是自然景物本身，而是他们渗透着诗人对田园生活无比热爱的感情，从而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
 唐代诗人王维的风格与陶相似，也都通过农村的景象来即兴抒情。但王维是以士大夫“即此慕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的心情来歌唱，而陶诗则是以亲自参加劳动的身份去写诗。在王维诗里，作者在形象之外，与田父、野老总是相隔开一层；而陶潜的诗里，作者在画面之中，仿佛他自己就是一个田父、野老。可以说，王维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陶潜则是从胸中自然流出了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陶亲自实践农业劳动，为此他有农村劳动生活的实际感受，读起来便亲切而自然；王维无此感受，写这方面的诗时，显得有点生硬。
陶渊明的诗文如其人，心灵是开放的、舒展的，他注重表现，不刻意再现，在“溺乎玄风”的时代，他的写农村劳动生活的诗歌有着极其独特的艺术美，他不仅揭示了其审美价值，而且用独特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出来。他的诗不象玄言诗那样枯淡乏味，而是朴厚纯净，清新自然。农村生活的甜乐穷愁，无不曲肖神理。
    这些诗，是诗人根据自己的美学理想，对农村风物进行捕捉、提炼的结果，给人以清新之美。他的这些诗歌有充实的内容，有直率的感情，闪烁着一种自然本色之美。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通过人们耳目之内的浅近事物和语言，去揭示农村风物之美，去书写自己的情怀。他的诗既浅近又悠远，似平淡实淳厚，通俗而不庸俗，平和恬淡之下蕴藏着大自然的无线生机和人生浮沉的种种感慨。陶渊明的诗文中，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也不具体描绘山水，而是通过平凡的农村生活场景的描写，展示出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他把诗歌反映现实的水平从直观的外在描摹提高到揭示事物内在本质的新高度，而这种美实质上是融合了诗人的美学理想在内的一种更高形式的艺术美。
 千百年来，陶渊明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诗文脍炙人口，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漫长历史的考验，是我国诗歌宝库中的一支清澈的溪流。尽管在诗歌史上，还有比他更伟大的诗人，但是陶渊明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泯灭的。政治压迫、生活折磨并不能阻止天才诗人的成长，历史的辩证法早已揭示这一平凡的真理。与其相反，正是这种不幸的遭遇促使陶渊明走上和上层统治集团决裂、与底层劳动人民接近的道路，使其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真实面貌和人民的痛苦及其愿望，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学宝库提供独具一格的不朽篇章。他的把农事作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田园诗人种基本上没有作品能与之媲美，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无与伦比的光彩。

【注释】
八政始食：（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八曰师）

【参考文献】
1、《陶渊明集》陶渊明著   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5月第一版
2、《陶渊明论稿》吴云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4月第一版
3、《陶渊明论略》李文初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2月第一版

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