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的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①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他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伟大的作家，都能站在进步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再现和评判自己的时代。生活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正是如此。它力图准确地、全面地抓住和再现自己所面对的人生，以寄托深广的幽愤。这样，对立面就不是一人一事，而是整个清王朝，使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当代社会腐朽不堪的上层建筑。因而，《儒林外史》的锋芒所向，既不是简单、拉杂的丑闻坏事，也不是个别人物的恶行劣迹，而是通过局铁入的言行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直指那种罪恶的社会制度。但是，作者所处的又是文网极为严酷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们根本不能用文章来说要说的话。为此，鲁迅先生说：“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的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事实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
   然而，污浊的社会现实激怒了吴敬梓，他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位被贬抑了的人类尊严讨说法。于是，在创作《儒林外史》时，他磨砺出种种讽刺的武器，对比手法就是他常操在手、运用自如的一杆投枪。在冷静的叙述中，他把自己的倾向包含在各种活生生的形象里，让读者去比较、判断。《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其中，对比手法用得尤其普遍，尤其灵活。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管见。
一、明比与暗比。
 （一）明比和暗比视是寓意的深浅相对而言的。
  鞭鞑一般的社会丑态，统治当局尚能容忍，含义可以显豁一些，《儒林外史》往往采用明比。
 写周进、范进发迹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进当童生时， 虽然头发已经花白，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尽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愤得撞过号板。但它一旦考中进士，立即“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请吃酒、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薛家集作过学堂的观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爷的长生牌”！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那个因进学在先，曾尽情奚落过周进的梅玖，尽在范进面前冒认周进为“业师”。
 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喜报一到，范进自己喜得发了疯，大出洋相；众邻居呢，一反常态，“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提了两只鸡来的”。连做过知县、横霸乡里的张乡绅，也自道“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三个月，范进家里什么都有了。
 围绕这两人命运的对比，含有两层意思。对世人，是态度的变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热，真实地描绘了病态社会里庸俗、势力的人生画卷，满怀痛惜之情讽刺了可怜的同胞在封建重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对二进，是像苏秦一样的地位变化：穷则人尽弃之，达则人皆趋之;转眼之间，从受人白眼、生活无着变为受人尊崇、锦衣玉食。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就点穿了士子们醉心举业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决不是要选拔什么人才，而只是为了笼络士人。
 周进曾因百考不中悲痛欲绝而头撞号板；范进却是一朝侥幸便大喜过望痰迷心窍。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他讽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是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既无是非观念，也无理想抱负，人人变得堕落无耻，糊涂愚妄而不自知。
 《儒林外史》还用这种明比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第三会对胡屠户的描写，就很典型。范进进学之后，由于还不曾改变原先那种卑下的社会地位，胡屠户仍然拿着丈人的架子，声色俱厉的教训他：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给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我不知集了什么德，带挚你中了个相公，┉凡是要立起个体统来，……你怎敢在我们面前妆大？
 范进想向他讨点钱参加乡试，“被胡屠户一口唾在脸上，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什么“尖嘴猴腮”啦，夹七夹八一顿数落，下得范进不敢吭气。可是范进中举消息传来之后，胡屠户迥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了。他尽大言不惭的对乡邻们说：
 我每常说，我这个贤婿，才学有高，品貌又好，……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接下来《儒林外史》还写道：“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后言行如此矛盾，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活灵活现了。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戏剧《连生店》里那位店主和契科夫小说《变色龙》里那个警察②。当然，《儒林外史》的描写要严肃的多，而且讽刺更为深刻：丈人竟是如此，旁人就更不用说了。
 第四回，严相生正在张静斋和范进面前恬不知耻的标榜自己：“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小得占人寸丝半栗的便宜。……”话未落音，一个小厮气喘吁吁的跑来找他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呖。”一下兜出老底。真是言如珠玉，形若狗彘！强烈的对比，把这个土豪刁滑虚伪的面目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这个家伙，竟是清朝的“贡生”（按当时的规定，有“优行”才能成为“贡生”）！作者似乎是漫不经心的道出，而其讽刺该是多么深沉有力！
 明比手法并不是吴敬梓的创造，但他运用起来，却有自己的特色。与分明的爱憎感情于平静、严肃的叙述之中，情节的发展像生活本身一样生动自然，毫无油滑或娇柔造作之弊。
 （二）在抨击当局统治的黑暗时，作者往往采用暗笔手法。
 第一回，就用王冕的嵚奇磊落与危害的厚颜无耻作了隐隐约约的对比。《儒林外史》表面上只叙述王冕的身世，以及他与元、明两朝统治者都不合作的倔强性格，危素并没有出场。但通过对危素的门生及其趋奉者的描写，就体现了这个人物的渺小:既作过一族统治者的忠实走狗而显赫一时；又在元朝灭亡后投靠朱明王朝，还傲傲然自称“老臣”；结果落得一个极不光彩的下场。一个不跟一切统治者合作，一个有奶就是娘。两相对照，不加褒贬，却埋葬了危素一类人物。从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吴敬梓那掩饰不住的民族意识，以及对封建统治者的极端厌恶。他暗示：统治阶级里没有好人；做高官的也得不到好下场；要保持自己高洁本性，必须理他们远远的。
 从康熙晚年起，吏治的溃败，官场的黑暗就相当严重。雍正亲自说过：“外臣中，懈弛着十之八九”；“有猷、有为、有首者”“英髦罕见”，“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为此，他曾下力气进行整刷。乾隆继位后，整顿吏治的力度日渐减弱，很长时间由大贪污犯和申掌实权，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政治一天天走向腐败。《儒林外史》对这种社会现实痛加攻击与针乏时，其实对比更为隐晦。我们且看其中两类官吏命运的对比。  
 第一回，一处写知县时仁“酷虐小民，无所不为，”一处写“时知县也升任去了”。第四回，又写高要县知县汤奉，一年就搜刮了八千两银子。为了要向上司表示自己“清廉”，“出个大名”，求得指日“升迁”，听信恶棍张静斋的教唆，应将一个回民老师傅活活枷死。群众“鸣锣罢市”，上司不仅不惩处汤知县，反而“把五个为头子的回民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第八回还写南昌太守王惠，刚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什么通融？”他做得最要紧的事是：“定了一把头号的库兹，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所谓“入官”，自然是中保私囊的幌子。从此，衙门里一片“算盘声、板子声”，“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大的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得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这种贪官，“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了两年多些，各处荐了”，“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
 时、汤、王这类贪鄙之徒，对人民是凶狠的豺狼，而对统治者当局则是忠实的奴才，他们可以把剥削百姓得来的钱贿赂上司，自然换来的不是升迁就是受庇护。这些叙述本身就是对当时朝政的讽刺。但作者用意还不止如此，他更将几个比较正值、能为百姓办点事的管理的结局写出来，作为对照。
 三十四回，就借官运亨通的高翰林之口说杜少卿的父亲：
 ……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部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柔”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得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能认真替百姓办事，官做得如何，取决于讨好上司的程度。
 四十四回，着力叙述了肖云仙在边疆进兢兢业业，取得了战功和生聚教训的劳绩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朝廷半点奖励，反而被工部斥为“任意浮开”工费，“应行文该地方官了限严比归款”。结果他垂头丧气打点回家，把父亲的家产赔光了还欠三百两，人被地方官苦苦追了。十七回，体恤下情的乐清县知县李瑛，突然被革职拿问，老百姓不服，鸣锣罢市，“安民的官”还要捉拿为头的人。
 《儒林外史》表面上是在不同的章节里叙述着不同人物的命运，我们却不要孤立的看这些故事。我们如果把两种官吏的遭遇对比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个社会黑白是何其不分！赏罚是何其不明！整个吏治的混乱真是无以复加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能继续下去？通过暗比，大大地加强了讽刺的力量与深度。
 民代陈子龙论《史记》说：“太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者；传酷吏，无周以前着；寄慨深矣！”近人李长之也说《史记》“有无言的讽刺，如写《循吏列传》便不到汉代一个人物；写《酷吏列传》就特别挑选当代；写《张丞相传》，便说另有一些备用的丞相，但却不去叙述，都在空白处做文章。”吴敬梓与太史公有着同样的孤怀宏旨，所以也继承了《史记》“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的讽刺手法。
 在空白处做文章，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儒林外史》用了好几章的文字，写一大群真儒重修和祭祀泰伯祠。这其实是个更为隐秘的对比。吴泰伯是自孔子以来，儒家极力推崇的在王位继承权上“礼让“的标本。作者对此大写特写，是对康熙逝世前后，他的十四个皇子争权夺位，以致同室操戈，大相杀伐的讥刺。作者当然不能把这件事写出来，只好拿吴泰伯做文章。
二、远比和近比
 （一）从结构布局来观察，《儒林外史》又有远比和近比。作者根据不同的用意，有的对
比安排在一个较短的篇幅里，有的则相隔若干章回。远比有时是暗比，如上文所说的两种官吏命运的对比；也有的是明比，如第一回正面人物王冕与整本书里儒林群丑的对比。《儒林外史》中的远比还有不少。在朋友交情方面，鲍文卿和向鼎跟匡超人和潘三的对比就是一例。
   十九回，经潘保证书面介绍，秀才匡超人与衙役潘三在文瀚楼相见，是交道的开端。这是统治阶级里的两个下层人物。潘三作奸犯科，“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而“读圣贤书”的匡超人则心甘情愿的当了他的帮手，以求分的一些昧心钱。在潘三的卵照下，两年之后，匡秀才身上光鲜起来。又在潘三的策动下，一次当“枪手”就捞了二百金。神通广大的潘三还帮他娶了亲，找了住房，不时贴补其家用。匡超人对此曾感激涕零。可是，一得知潘三出事，他立即没事人一般，溜之大吉。这样的小人竟左右逢源，大受当局赏识，在京城停妻再娶，又混骗了一官半职。昔日的恩人早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几个月后，回乡取结，潘三在监里要求会他一面，“叙叙苦情”。这个同谋犯却翻脸不认人，还说：潘三个所作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里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
 多么令人作呕！人家在监里受苦也不曾扳他出来，他反在外头唱高调!作者选择这两个人物，讽刺了人情的冷暖、世风的浇漓，从而讥弹了整个社会的黑暗。隔了四五回，作者又写出一段可歌可泣的真交情来，远远形成对比。
 鲍文卿以一个戏子的微贱身份，侥幸在按察司手里挽救了素不相识的知县向鼎，使其未被参处。向鼎捧出谢银五百两，贫贱的文卿却分文不受。从此两人建立了友谊。他们都不是那种蝇营狗苟的势利小人，交情是建立在一定的道义原则之上的。二十五回写道：
 那两人就是安庆府里的书办，……悄悄向鲍文卿说：“有一件事，只求太爷批一个“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又有一件事，县里详上来，只求太爷驳下去，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两。……只要你肯说这件事，上岸先兑五百两银子与你。“鲍文卿笑道：“……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财做的肉，我怎肯瞒着太爷拿这项钱？况且他若有理，段不肯拿出几百两银来寻人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不但我不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
 身虽贫贱而操守不移。惟其如此，文卿深得向鼎的敬重。照应文卿，使向鼎自我许下的深心宿诺。十年之后，人世沧桑，向鼎已有知县做到知府。虽然范情险恶，但他始终不忘旧情。文卿死后，已作道台的向鼎亲自赶到灵前，“叫着老友文卿哭了一场”，又亲提铭旌，资助安葬费用。
 这里，森严的等级观念消失了，对于位居四品的向鼎来说，是何等难能可贵！作者不为礼法所拘，简直是噙着热泪写出了他对美好的、正常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他绝不宽容的剿杀他所认为不净和有罪的一切”同时，他又极力蒲捉拿“是整个人类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洁的那种东西”。《儒林外史》用生死不渝的友谊来反衬名利场中的奸诡交道，以加强讽刺的力量，又把对比两项拉开距离，好像不是在有意进行比较。这样，情节便更为生动自然，丝毫不见斧凿痕迹。
 要寻找真挚笃厚的人情，《儒林外史》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下层人民之中，跟功名富贵中人的卑污习性和险恶官场环境构成了一连串的远比。第一回里，王冕和秦老；二十一回牛老爹和仆老爹；二十四回鲍文卿和倪老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真诚、淳朴。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愉快，连空气也似乎新鲜多了。在看看第四、五两回里，严贡生与严监生弟兄之间；严监生与王德、王仁两秀才郎舅之间，其关系是多么虚伪庸俗！三十五回庄绍光与太保的关系是多么微妙!四十六回彭乡绅与他的奉承者们的关系是多么滑稽可笑！在朝廷做官，更是朝不保夕，人人自危：不是这个突然“拿问”就是那个霎时“摘印”；毫无是非标准，只有利害关系。读这些章节，人们的心情是紧张的，压抑的。把这些对比综合起来看，作者爱什么，恨什么，赞扬谁，讽刺谁，是在清楚不过了。作者以热情地赞美和深沉的啜叹来进行对比，目的是要净化世道人心。
 （二）至于近比，那就俯拾皆是。近比都是明比，短小集中，两者之间不夹杂别的情节。上文所引的鲍文卿跟两个书办的对话，就是一个近比。短短二百字，反映了两种人生态度，同时纠弹了封建社会中官吏们的徇私枉法。第一回，秦老的忠厚诚笃、息事宁人与曜买办的狗仗人势，刁顽油滑处处形成对比。第二回，申祥普的发作与和尚陪小心；夏总甲的粗横拿大与众人的唯唯诺诺；进了学的梅玖、发过的王举人趾高气扬与老童声周进的小心谨慎、曲意奉迎；无一不是采用近比手法。近比简捷明快，使用很方便，所以《儒林外史》用得很多。总的特点是，能摄取现实生活中极普遍又典型的现象，十分妥贴的寄寓着作者的爱憎；笔墨简练，看是轻描淡写，实则犀利精切，含义幽深。
 又如第五回，严监生的小舅王德、王仁，都是“铮铮有名”的秀才。严监生因正妻王氏病危，想把侍妾赵氏扶正，特请两位舅爷到家商量。这两位秀才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须臾，“让到书房里用饭，彼此不提这话。”再过一会请进了密室，每人得了一百两银子，便立即改变了态度，“二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责怪严监生没有及早把赵氏扶正。“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说着，二位又“义形于色”地向严监生要了五十两银子，催他在王氏死前就将赵氏立为正室，而且还替他做了一道“甚是肯切”的“告祖先的文”。后来，他们的亲妹妹，就死在他们策划的扶正大典中。可见“阿堵物”的能量有多大，不仅使王家弟兄迅速改变态度，而且连亲妹妹都不顾了，作者借这安排在小故事里的对比，不仅讽刺了八股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秀才们灵魂之卑劣，而且大家习以为常，对自己的堕落无耻毫无愧报，反而沾沾自喜，自以为得计。“这些极平常，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却多”当时做官的，就是八股科举考试所制造的这样一些货色，无怪乎吏治那样黑暗、窥败。自里行间，我们似乎听到了一个高尚灵魂的深沉叹息。
                                                                                
 
参考文献
①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第一版。
②俄罗斯，契科夫，《变色龙》，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③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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