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性格发展及其命运必然性_毕业论文范文网-论文范文

搜索高级搜索

原创毕业论文

武松性格发展及其命运必然性

作者: 浏览:7次

免费专业论文
政治工作论文
计算机论文
营销专业论文
工程管理论文范文
医药医学论文范文
法律论文范文
生物专业论文
物理教学论文范文
人力资源论文范文
化学教学论文范文
电子专业论文范文
历史专业论文
电气工程论文
社会学专业论文
英语专业论文
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语文专业论文
电子商务论文范文
焊工钳工技师论文
社科文学论文
教育论文范文
数学论文范文
物流论文范文
建筑专业论文
食品专业论文
财务管理论文范文
工商管理论文范文
会计专业论文范文
专业论文格式
化工材料专业论文
英语教学专业论文
电子通信论文范文
旅游管理论文范文
环境科学专业论文
经济论文
人力资源论文范文
营销专业论文范文
财务管理论文范文
物流论文范文
财务会计论文范文
数学教育论文范文
数学与应用数学论文
电子商务论文范文
法律专业论文范文
工商管理论文范文
汉语言文学论文
计算机专业论文
教育管理论文范文
现代教育技术论文
小学教育论文范文
机械模具专业论文
报告,总结,申请书
心理学论文范文
学前教育论文范文

收费计算机专业论文范文

收费计算机专业论文
Delphi
ASP
VB
JSP
ASP.NET
VB.NET
java
VC
pb
VS
dreamweaver
c#.net
vf
VC++
计算机论文

毕业论文范文题目：武松性格发展及其命运必然性，论文范文关键词：武松性格发展及其命运必然性
武松性格发展及其命运必然性毕业论文范文介绍开始：
武松性格发展及其命运必然性

武松是我国妇孺皆知的“英雄”，历来被看作勇和力的象征。但事实上，他并非真正意义的完美“英雄”，充其量只能算作“水浒的英雄”，是作者施耐庵根据自己的理想精心打造的“品牌”。这种偏爱却使武松这一形象更多、更深层地暴露了作者思想的陈腐与落后。本文拟从武松由流氓无产者发展成为偏激、嗜血的暴徒，从人性被压抑、无欲无爱的“半边人”到走上出家之路的变化历程来探讨他命运(出家)的必然性。
一、流氓无产者
武松出身市民，是直接从市民社会生活的深厚土壤中培育出来的。而市民阶层是一个极不成熟的阶级，它受封建传统思想的限制和束缚还很严重，加上市民阶层自身的劣根性，在绝大多数场合，他们关心个人的命运比关心阶级的命运为重，往往以个人的好恶与利害得失作为支配自己活动的动力。《共产党宣言》就曾明确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正是这种阶级的本性，造成了武松性格庸俗的一面。
首先，他不事生产，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整日酗酒闹事，打人更是家常便饭，连累得哥哥也不得安生，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又被叫去陪审。他在家乡因喝醉了酒，与本处枢密发生争执，挥拳将人打晕了，以为一拳打死了人而出逃，投奔柴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在柴进庄上并没有因寄人篱下而有所收敛，而是恶性不改，“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有一个道他好。”武松如此待人接物，遭此冷遇自然是情理中事。可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因此而反省或检点自己的言行，认识到人家怠慢他是因为自己的品行不好，反而心存怨气，觉得别人亏待了他，“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只一味埋怨柴进。
其次，由于市民阶级在经济上的不稳定，使得他们对富贵之人“仗义疏财”极为推崇与倾慕。打伤了人，投奔的是乐善好施、专好接纳江湖人士的“柴大官人”；得了宋江的银两，他慨叹宋江“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因此，对他感激不尽，认为“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李卓吾就对此评价道：“这十两银子又买了武松了!”在对待施恩与蒋门神的恩怨问题上，亦是如此。有人将他的行为理解为“士为知己者死”(李卓吾)，有人认为是武松身上的“义”与“侠”的思想的体现。
但这都是站不住脚的。先看第一种观点“士为知己者死”。施恩只是一个依仗权势欺行霸市以获取钱财的人，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日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由此可见，施恩并非好人，连最卑微的妓女他都要盘剥，最低贱的囚徒他都不放过，将他们“废物利用”。他看上武松，是由于武松武艺高强，想要利用他为自己报仇夺回快活林，故待其如上宾，又免军棍，又好酒好肉的管待，还自降身价与他结拜，之后再央他去充当打手。正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武松至此是骑虎难下。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有受人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小管营施恩抬举他，乞求他的庇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受人尊重的需要。而武松本身又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并有了宣扬“凭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理论的绝好机会，二人当然一拍即合。这种利用关系根本不可能上升到“义”与“侠”的高度，最多也只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因为施恩与蒋门神之争，并无正义可言。
再次，好酒使气，好吹嘘、自夸。武松不可一日无酒，“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成了武松的物态性格。他逞强连饮十八碗“出门倒”，醉打吊睛白额虎，也因为他的醉酒和傲慢无礼把他逼上了打虎的绝路，并借着酒劲壮“胆”，“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背水一战，将虎打死了，实在是侥天下之大幸。可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恐惧与挣扎，一有机会，就向人炫耀，向众猎户、知县、施恩等一再吹嘘自己的神勇，并动辄以此威胁他人。“管营听禀，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容夹评曰：打虎毕竟是武松平生得意之事，看他处处穿插出来。他的嘴巴不过硬还表现在他对女性的调戏上，主要是对孙二娘以及蒋门神之妾。十字坡，武松对孙二娘道：“我见这馒头馅肉，有几根毛，一像人小便处的毛一般。”接着又问，“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见?”听说外出了，立马回道：“恁地时，你独自一个须冷落。”前者已溷亵之极，后又口出风话，言语与流氓无异。快活林醉打蒋门神一节则再次佐证了他内心阴暗面的存在。他一坐定就“不转眼看那妇人”(非礼毋视的训诫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按捺不住叫嚷“过卖，叫你柜上那妇人下来，相伴我吃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都发生在杀嫂之后，对来自美貌的嫂子的诱惑真的视若无睹吗?未必。恰恰相反，他杀嫂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背个人意愿的。
二、偏激与嗜血者
武松的人生格言是“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和不明道德的人”。但是，他又带有较多城市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识，好强要胜，个人恩仇观念强，“有仇必报，睚眦必报”，并有逞个人意气的习性，“酒色财气，便要杀人”，造成他的道德观界限模糊，是非不分，最终走向极端——从一个市井流氓发展成长为偏激、嗜血的杀人犯。
如果说他以前流露的对柴进的怨恨只是偏激的萌芽的话，那么他后来的杀嫂祭兄、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则使他最终成长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嗜血者。
他一出场即将满怀的对柴进及庄客的怠慢不满发泄到新来的宋江身上。只因宋江不小心踩在他拨火的火钳上弹了点儿碳火到他脸上，他就劈胸揪住人家，并厉声质问：“你是什么鸟人?敢来消遣我!”根本不给宋江道歉的机会，凭着自己身强力壮，不把人放在眼里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别人对他不够好，就认定别人亏待了自己。所罗门曾言：宽恕他人之过乃宽恕者之荣耀。但武松从不懂宽恕为何物。
“供人头武二设祭”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武松与武大手足情深，因而他的报仇杀人显出了武松的英雄本色，而祭奠武大时的痛哭充分展示了武松的至情。但不管怎么说，武松用鲜血淋淋的人心去祭奠兄长的复仇行为说穿了是一种个人自掌正义的暴力行动，这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暴力行动又带有极强的原始野蛮倾向、暴力倾向。固然神圣庄严，却又残酷狠辣，充满了“奔放的野性”，“复仇的快意”，也充斥着“复仇的阴冷”。武松最初受城市小私有者的影响，先求助于法律，想“公了”，说明他此时对社会、政治还抱有幻想。但马上就发现，法律操纵在“钱”的手上，西门庆“有钱能使鬼推磨”，于是，他内心偏激的意识战胜理智，“血债还需血来偿”，他用血腥的方式“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咔嚓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手法之高明，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在行为特征上，表现出一种野蛮的非理性的暴力化倾向。斗杀西门庆就更不是简单的杀人之举，而完全是一种极端野蛮的虐杀行径。金圣叹据此称其为“天人”。李卓吾认为他简直就是“圣人”，都只看到了他在复仇过程中有勇有谋精细的一面(李卓吾：武二郎杀此奸夫、淫妇，妙在从容次第，有条有理)，而忽视了他残忍、嗜血的本性。这次复仇使他看清了政府、法律的虚伪，进而悲观失望，坚定了“以匹夫之细，窃生杀大权”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以暴抗暴，通过暴力获取正义，乃至肆意施暴，进行异常血腥残酷的武力复仇，并进而发展成为嗜血的报复与杀戮心理，所以这次复仇是使他偏激的性格迅速成型的催长剂。
第二次复仇则使他的这一性格最终形成并发展到了极至。施恩与蒋门神之争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可俗话说：“有奶便是娘”，武松此时已不再关心正义与否，对社会政治的厌倦、藐视，使他只关心能否保证他“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他去夺快活林，一路上逢店便吃三碗酒，一连吃了十二三家，极大的满足了物质一一肉体需求，他就可以置自身性命于不顾。当然，大闹快活林，不仅是流氓无产阶级的“谁给钱就听谁使唤的习性”的表现，也是他毫无原则、背弃阶级立场的哥们义气使然。而他为之献身，为之舍生忘死的江湖义气从本质上说，使人失去独立的人格，培养了人的奴性，使人不再成其为人，只是某种人或势力的工具，完全失去自我。他再一次把自己卖了，从而最终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是为个人复仇。张都监欺骗、玩弄他，幻想彻底破灭，刺激他体内潜伏的偏狭与嗜血的本性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他再次通过暴力的形式，以血腥的屠杀来发泄心头的愤恨。杀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不过瘾，还将张都监的眷属全数杀死。可见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已使他绝望，于是偏执到了极点，“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连丫环、后槽等无辜者，他都赶尽杀绝，刀钝了，换了翻身上楼再行凶，直到杀了十五个加飞云浦四人共十九人时，他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滥杀无辜却丝毫没有懊悔负疚之情，反而于杀人‘中获得快感和乐趣，视杀人为“神圣而美丽的事”，这时的武松仿佛倒退到了茹毛饮血的最原始的野蛮的社会，成了一个十足的、不折不扣的强盗，他的只打天下硬汉成了他自我陶醉自我幻想的工具，而流氓无产阶级残酷的报复性与盲目的破坏性暴露无遗。容夹评：“恶”。着一恶字而将武松之丧失人性道尽。李卓吾评论道：“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余的。”他的这种将人的生命贬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人当作他为刀‘发市’、‘祭刀’的祭祀品的行为，使得正义性完全被淹没在无辜者的血泊中。至此，他偏激与嗜血的性格也达到了顶峰，演变成了“他人即地狱”。
作者对在正义的名义下所从事的残忍屠杀的精心描写与极力渲染，似乎要告诉人们这才大快人心，并让武松志得意满地用尸衣蘸着血在白粉壁上大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朱大可在《中国流氓的精神分析》中谈到：它包含着一个最常见的隐喻，即被杀者与恶虎、杀人者与打虎者之间是完全同义的，当武松说“我是打虎者”时，就等于在说“我是好的杀手，因为这就是一个。新的恶虎翦除行动。通过这种题写，屠杀受到公共伦理的认可与同情，而杀手则转换成了匡扶正义的“英雄”，这一论断可谓一针见血，精辟至极。“残杀是一种正常的生存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伟大的自我肯定。”《水浒》这一暴力话语的容器中杀人、砍头、剜心等暴力话语，假武松之手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演绎。
武松的行为暴露了人类潜藏的嗜血欲望，“无意中显露出民族心理的某种缺陷”，无怪乎有研究者呼吁：“《水浒》对中国人精神世界中阴暗面的见解也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心理研究。”作者这种对原始野性的肯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折射出他内心深处对人类原始力的崇拜。
三、人性被压抑者
《水浒》中男权话语一统天下。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男性审美估价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父权制社会体系中，特别是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得到广泛推行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的时候，不仅女性的命运是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而且男性也为之拘囿难逃怪圈。
武松是打虎英雄，如果人性中确实存在着对力的崇拜，存在着力的拜物教，那么他成为勇与力的代表与象征是最顺理成章的。但是，他首先是个人，不能因为他有神力而将他视若神明就忽视他是凡人这一基本点，泯灭他的人性，只潜心打造他作为硬汉和力量美的代表的一面，而对他的其他人生要求闭口不谈或遮遮掩掩。
“《水浒》中杀人取财事皆可，只不许近女色。”(袁中道《祚林记谭》)作者施耐庵在描写女性时流露出极端的鄙视乃至仇恨的态度。⑥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制约着“水浒的英雄”，使他们在对待女性问题上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无情(男女之情)，无欲(性欲)，无视女人(美人)的人。
无论男女，人都在不断地追求爱，包括主动的去爱人和被人爱。柏拉图以为人本来是一个整体，因触怒神而被分为两半。于是人不断地追寻另一半，这种对整体的追求和向往就是我们所说的爱。英雄也是凡人，怎会没有情欲的激荡和爱的渴求?怎能对女人(尤其是潘金莲这样的尤物)熟视无睹?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潘金莲貌美如花。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她无从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她本是某大户人家的使女，因遭大户调戏不从，被免费赠送给“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为妻以示惩罚，“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所嫁非人。她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为追求个人幸福，在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伦理鸿沟的情况下，仍鼓起勇气，向武松大胆示好，“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能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象一道光焰被第一阵狂风吹熄掉。”⑦武松是个正常、健全的男人，他完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正像书中写到的他心里明白了四五分，可他为什么没有当机立断，严辞拒绝，断了潘的非份之想呢?是作者想考验他的“英雄”，进而创造一部一具血肉之躯经受“美女弹”的袭击而屹立不倒的神话?还是只是想再次佐证“女人=祸水”观?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在作者陈旧道德观念以及对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的不幸女子缺乏同情心的思想钳制下，在礼教意识和英雄情怀的驱使下，在经历了一番灵与肉的激烈的矛盾斗争后，武松最终稳住阵脚，抵御了潘金莲的诱惑。潘金莲在遭遇迎头一击后，痛苦万分，从而使西门庆有可乘之机。可命运还是不肯放过她，在外界邪恶势力的界入、唆使下，走上同谋杀人的不归路，让作者挥舞着“戒淫”的大棒棒杀，结束了不幸的一生，成就了武松的英雄业绩。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写到：即使最为聪明的小说家，对现实的描写，总不免要受到文化传统道德、宗教条件的限制，他有从传统中选择不同的因素来构成自己世界观的自由，但却不能完全扬弃那个传统。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宋明理学臻于成熟时期，受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极深。这就使得他在书中极力贬低人和人体欲望，她们所遭的冷遇，所受的压抑，所怀的孤独，所感的苦闷，施耐庵先生毫不关心。他大力宣扬禁欲主义，“须知愤杀奸淫者，不作违条犯法人”。潘金莲被杀就成其必然命运。宋元以来封建礼教的虚伪性，残酷性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毛泽东曾指出：在封建制度下，女子受到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种权利的支配。在封建社会里，妻子是丈夫统治下的奴婢，是“产子的机器”、“育婴的仆从”、“淫欲的玩偶”、“家庭的奴隶”、装点门面的花瓶，手中任意丢弃的“物品”。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自古英雄不好色”便成了英雄信条，清心寡欲、禁欲弃色、藐视爱情，“感情倾向偏于同性方面”，他们把哥们义气、手足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兄弟如手足，手足折不可接，妻子(女人)如衣裳，衣裳破犹可缝”，甚至将不近女色当作英雄的一种保健措施，所以他们“仇恨她们那种对欢乐的渴望与对生活的追求”，对她们进行非理性的报复，把她们处死以保证英雄信条的履行。
“红颜祸水”，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同样生得“脸如莲萼，唇似樱桃。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的玉兰，跟他不存在任何伦理上的障碍，武松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张都监把她许配给自己。这一矛盾怎么解决呢?作者非常老到，再次轻车熟路地让武松复仇的原始野性冲决他理性的阀门，让非理性的野蛮杀戮来操纵他的意志，在“复仇的快意”中淡漠对爱情、婚姻的渴慕，在惨无人道的杀戮中获得性的刺激与快感的满足。女性再次成为男性的陪衬，英雄屠宰的羔羊。
四、迷途醒悟者
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在1954年指出：一个人基本上有五种层次的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包括饮食、呼吸、休息以及性的需要等)，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与他尊两个方面<例如自信、赞美、魅力、权力、地位等>)，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施耐庵非常重视英雄们的生理的需要，积极满足他们强烈的物质享乐欲望，所以武松无论到哪里酒与肉都享用不尽，即使犯了罪在被押解的路上都还可以行不过四五里路，就将挂在枷上的两只熟鹅吃尽。个人的肉体偏好和欲望成了第一位的，甚至可以藐视王法、戒条，可以无理而有理(例醉打孔亮)。
武松高大威猛，曾一再为自己作广告：平生只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并以弱者的保护神自居，而真正的实施只有屈指可数的一次一一在蜈蚣岭杀恶道人解救张太公之女。但是，即使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发挥同情心的表现也被他贬低生命一一杀死无辜道人祭刀的行为破坏殆尽。这既与他的宣言“只打天下硬汉”相左，也昭告世人恃强凌弱才是他的一贯作法。
海明威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可一个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武松也有心理恐惧、安全隐患。他为宋江出身入死，而宋江执意“招安”。武松刚开始还颇为赞同他的观点。他去投二龙山的路上与宋江在孔亮家再次相遇，他对为离愁别绪所笼罩的宋江劝慰道：“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在书中第一次也第一个明确“招安”一事。但是事态的发展却逐步使他意识到招安并不能“博得封妻荫子”的美好归宿，他非但没有获得功名利禄，反而遭受了屈辱，于是他不再对宋江愚忠，并加入到极力反对招安的行列。在菊花会上，当宋江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武松拍案而起，厉声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心!”对宋江的愚忠、执迷感到严重不满，于气愤不满之中暗透出一股悲凉。
这种潜意识的流露，更深刻地反映出他的沉思与体悟。孤独况味在施恩淹死之后、武松的恸哭中可见一斑。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与其说他在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恩同骨肉、情若股肱的义弟，还不如说他是在为自己的可预见的悲惨下场哭泣。他的忧患意识觉醒，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自私性、腐败性、欺骗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
眼看着众兄弟出于对宋江的深重义气，明知前途一片黯淡，仍生死相随，被朝廷利用东征西战，身边的弟兄死的死，伤的伤，自己也在征方腊时失去了左臂，他终于从失落、迷茫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对“招安”完全失去了信心。“虽然不死，已成废人”，武松的这句话透出一股深深的凄凉。“哀莫大于心死”，他权衡再三，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是最明智的选择。
其次，武松虽然是迫于无奈做了行者，但他还是在广义上尊崇了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行为规范、清规戒律一一“三归、五戒”。即归依佛性、归奉正法、归敬师友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贪酒、不妄语。
就武松来说，最难做到的是“不贪酒”。酒是他的物态性格，可以说，没有酒武松也就不成其为武松了。他历来是“酒色财气，便要杀人”的，习惯于恣情任性，快意恩仇，“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叛逆精神。做了行者之后，慢慢的改邪归正，除因误会醉打孔亮之外，再没有因酒寻衅滋事，也不再滥杀，逐渐实现了人性的复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尤其在上梁山被招安之后，在陷入人生困境，不知何去何从的情况下，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煎熬与思索之后，他渐渐地意识到出家也不失为一条绝好的出路一一至少可以全身而退。由此他参透世情，在六和寺正式出家，人生价值取向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
再次，人是有精神，有感情的动物，对于人来说，精神与感情要求，可说是最基本的温饱生存要求之外最必要的一种本能的需要。而精神感情要求，则不外是实现自己与寄托自己这两个方面。实现自己的要求，武松部分地达到了物质上丰裕，也为国家恪尽了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甚至因此而压抑自我，导致个性的消退或消失，一再隐忍退让，直至失去左臂，“忠君反被君王误”，生命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为避免身首异处特别是受到鲁智深浙江坐化的启发，使他看到了人生的曙光。正如巴金先生所说的：“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他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鲁智深含笑坐化得以全终就是武松走出困顿的“灯光”。加之他的精神、感情世界一片空白，情感世界狭隘，连最有可能成为他妻子的玉兰都被他亲手杀害了，也就不可能再节外生枝了。因此，出家成了他唯一的出路，这也间接地使他有了寄托。
通过对武松性格演变历程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阶级劣根性前提下，他经历了人生、情感的巨大的波折，以朴刀与打虎的勇与力，用暴力的形式为兄长、自己复仇，最后在血的烛照下，以他的人子之心，走向忏悔，使自己一度迷失的心获得了宁静。武松这一形象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给他下结论。正如西方哲学家所言：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注：本文对《水浒传》的论述以《水浒传全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为依据

参考文献
1、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2、孔刃非：《<水浒传>人性美学模式的构建》，《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四期
3、张强：《复仇：<水浒>的原始意象》，《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三期
4、魏崇新：《<水浒传>：一个反女性的文本》《明清小说研究》 1996年，第四期
5、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一版

以上为本篇毕业论文范文武松性格发展及其命运必然性的介绍部分。

本论文在社科论文栏目，由论文网(www.zjwd.net)整理,更多论文,请点论文范文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