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中，没有谁比沈从文更为关注生命。他曾说：“我是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他的作品几乎都贯穿着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命美”的讴歌。可以说，理解了“生命”，就等于拿到了进入沈从文艺术殿堂的一把钥匙。无论是写湘西的风土人情，还是写都市人生，无不是他生存体验的形象艺术外化。而他为“湘西”辩护时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美”。在这个美丽的湘西世界里，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健全的生命形态，表现了生命对美的追求。既然如此，那么沈从文的生命美学观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首先，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中，特别赞美“生命的力”，认为人生有两种对立的形式：一类是生命，一类是生活。生活是具体的，而生命是一种抽象，是一种精神，它具有神性，又存在于生活、生存和人生之中，具有永生的意义和永存的价值。沈从文这一独特的“生命”观带来了他美学观与文学观的独特，正是以此相联系，他提出了自己对美的认识：“一个人过去爱有生的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出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既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在这里，沈从文提出了“美在生命”的命题。

其次，他认为“生命”的基本属性是对抽象的“爱”与“美”的执着追求。在沈从文看来，生命不在于追求名利和金钱，也不应受宗教和功利的支配，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的追求。而这种人生形式表现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神”、“爱”与“美”三者一体，就是最高的人性。人性美是生命美学中的核心内容，也是沈从文在创作中要表现的主题。另外，在沈从文的心中，人性美还体现在一个“爱”字：男女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沈从文赞赏的、提倡的正是这样的爱。

在谈到小说《边城》的创作意图时，作者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沅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其实，沈从文所有的小说都如此，都是为爱所作的言说。那么，什么是爱？爱是自身具有爱的能力，有一颗善爱的心；爱是主动的奉献，勇敢的给予和无畏的牺牲；爱是生命的支柱，爱愈强烈，生命力就愈旺盛，就愈能体现一种生命的美。

《边城》是一曲理想生命之歌，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代表沈从文创作的高峰。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这样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不仅在沈从文的笔下充满葱笼的诗意，而且包容着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化符号的性质，代表沈从文对理想生命美的形式的理解与看取。

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边城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远离都市文明的乡村小镇。边城的人民都具有淳朴善良的品性，他们生活在古朴、宁静、和谐、美丽的大自然里，承受着自然的熏陶，舒展自由的人性，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中。《边城》开头三章集中笔墨描绘边城的山水图画与风俗习惯，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边城生活风貌，浸染着浓郁的牧歌风味，然后自然而然地叙述边城发生的人事纠葛，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也都如山水般纯净美好，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对理想人性与理想生命美形式的弘扬及其生命寄托。边城中的人物也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与自然合一的诗性人格与自然气质。美丽天真的翠翠、她的殉情的双亲、侠骨柔肠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顺顺，都具有作家所向往的“人性美”。

翠翠是沈从文寄托最深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凝结着自然山水的灵气，显示出天然纯真的自然气质。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终年帮助爷爷接送过渡的来往客人，除此之外，她与其他人较少接触，因此，就社会关系而言，她是极其简单的，受社会的影响也就较少，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精灵。小说在描写翠翠时，主要是从自然气质的角度去展示她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情绪，突出她与大自然、与青山绿水的相容性，从中显示出她的自然人性之美与内在的神性之美，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翠翠既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又表现出某种抽象性质，在她身上凝结着一种高度象征化的意蕴，她对爱情的忠诚、执着，对大自然永远充满童心般的爱恋，都代表着人类对自然与童心的珍爱与返顾，对人性美的追求与向往，在翠翠的身上寄托着沈从文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爱与美的生命理想。

老船夫的身上洋溢着淳朴厚道的人性美，凡一切传统美德，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缺少。老船夫是纯朴民性的集中体现者，他对待钱财的态度与为人处事的方式，体现出一种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浸染下的理想化人性形态，代表一种符合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命美形式。

船总顺顺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物，也是一个像老船夫一样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物，不过他的美德似乎显得比老船夫大气、豪迈。他对待钱财却大方洒脱，经常为乡亲邻里排忧解难，调解纠纷。对子女的教育上也极其严格，当老船夫猝然离世后，他放下心中对老船夫的一丝埋怨，积极为老船夫筹备丧事，对器翠的关照也无微不至。在顺顺的身上处处表现出淳朴、仁厚的品格，显示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美，这正是沈从文所着力歌颂的一种生命美形式。

沈从文一方面通过有意淡化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通过大肆渲染边城环境的原始状态与自然气息，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生范式。在这种人生范式下，人性美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美形式，《边城》就是对这种生命美形式的集中展示，是一曲理想生命之歌。概括地说，边城人民的生命美形式以人性美为基本内涵，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表现为诚与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不坦诚相待，几乎一无例外地具有轻利重义、守信自约的道德操守。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其二表现为美与爱。主人公翠翠无疑是美与爱的化身，她天真善良，温柔纯情，与傩送一见钟情，在傩送出走后，在渡口边痴情地等待着他归来。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老船夫的淳朴厚道、天保的豁达大度、傩送的笃情专一、顺顺的豪爽慷慨、杨马兵的质朴热诚，都无不表现出“美”与“爱”的人性内涵。通过对边城人民“美”与“爱”的描写，沈从文从他们的身上挖掘出一种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格美、德性美与灵魂美，这使边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人性善的符号，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成为一种理想化的生命美形式。其三表现为人性与神性的内在统一。《边城》在对人性美的表现上，存在着一个双重层面的有机结合，也就是显性的人性层面与隐性的神性层面的结合，自然人性与自然神性的结合。在他看来，理想的生命形式是“美”、“爱”、“神”的三位一体，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正是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在边城人民的身上既表现出与自然契合的人性之美，又表现出更具超越性的神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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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反思现代人性，视生命意识高于一切，崇尚“健康、美丽、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美学理想，与后现代生态美学不谋而合。他的这种比较超越现实功利的文学观，在“京派”文学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他看来，那些原始的、健全的人性的世界，恰好可以用以观照和批判弊病丛生的现代都市文明。沈从文坚决相信文学的功能不止于社会道德的观照，更在于能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他的这种文学观正好发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的功能。

从社会认识功能上看，沈从文以湘西人特有的热情和顽强，表现着这块土地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和丰富的想象力，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为我们认识湘西提供了指南，也为重造民族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自己热爱的民族建构了一个“陶杯”，在文学史上，他的作品也为他自己建构了一个凝重浑厚、有着丰富内涵的文学“陶杯”。

谌华，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教学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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