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位作家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与创作特色，这就是文学风格的独特性。这种独特的“这一个”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追本溯源是文学研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因为“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

汪曾祺是当代江苏籍著名作家。他生性淡泊，悲天悯人，崇尚自然，讲究情趣，反对造作。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富有浪漫气质和赤子之心，对文学与人生有独特的感知和领悟。他的创作，以其平和冲淡的人生信念、平淡别致的叙述方式、散点透视的篇章结构、简洁准确的语言风格，为世人树立了一种成熟的文体典范。考察汪曾祺创作风格的独特性，就不能不关注童年记忆与教育背景对汪曾祺创作的深远影响。

一，童年记忆的刻铭

汪曾祺说：“故乡和童年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和谐安宁的家庭氛围、虽有波折却还幸福的童年经历及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背景，特别是家庭教育中“儒、道、佛”思想对其人生的长期浸润，对汪曾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儿女们说，“汪家虽然没有出过大官，却还有些文化，家里人大都读过书，书画、字帖之类的物件也不少。这一点对爸爸走上文学之路不无影响。”晚年的汪曾祺回忆说，“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我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着他蹬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实际是我父亲的事。”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多才多艺，富有生活情趣与文人的雅致。他精通金石书画，学过乐器，养过鸟。汪曾祺独特审美意识的形成，与父亲广泛的艺术爱好、高雅的审美情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父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的人生态度与处世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父亲宽厚仁慈、平易随和、关心他人的人生态度，对汪曾祺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汪曾祺说：“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莉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

汪曾祺的童年遭遇不幸，但亲人的温情消融了他内心的苦痛。汪曾棋的儿女们说，“爸爸少孤，三岁便死了娘……人说没娘的孩子最可怜，但是爸爸小时似乎过得还愉快。他的继母对他很好，祖父、父亲也很喜欢他，他还有个二伯母，更是对他疼爱万分……爸爸的二伯母读过书，还专门跟人学过作诗填词。爸爸四五岁时，她就常常教他背诗，《长恨歌》、《西厢记·长亭》……直到晚年，爸爸还能背诵不少诗词，许多都是当年二伯母在枕头边教给他的。爸爸的一篇小说《珠子灯》写的就是他二伯母的事情。”多年后，汪曾祺仍不禁念叨：“她的记忆很好，教我念诗，都是背出来的。她背诗，抑扬顿挫，节奏很强，富于感情，因此她教过我的诗词，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汪曾祺的继母张氏娘很喜欢他，让他幼小的心灵尝到了人情的体贴与温暖。汪曾祺说，“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二．教育背景的影响

1926年，汪曾祺人高邮县立五小读书，国文科成绩特别突出，这不能不归因于他的良好的家庭教育。“爸爸的国文好．画画好，固然与他的才分有关，但是家中的熏陶也有着不小影响。他的祖父亲自教过他古文，他的父亲的画画在当地很有些名气，爸爸小时候经常站在一旁看他作画。逢到寒暑假，家里还请来老先生为他讲授古文，光是桐城派的文章他就细读了几十篇……桐城派的文章特别讲究文气、节奏，极大地发挥出中国语言文字的表现力。”

1932年汪曾祺考入高邮县立初中，文学才华初步显露。他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国学功底深厚的高先生。汪曾祺说，“我从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气韵。”1935年，汪曾祺考人著名的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其间，他自学宋词，宋词哀婉抒情的意境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汪曾祺儿女后来讲述说，“逃难期间，爸爸曾到一个寺庙中住过一阵，随身除了带着高考复习用的数理化课本外，还有两本文学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另一本是沈从文的小说选集。庙中闲来无事，他把两本书认认真真读了几遍，视野大开。特别是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使他知道了：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汪曾祺投考大学时的这段人生经历，帮助他幸运地找到了文学的蹊径。

汪曾祺作为一位深受中西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作家，他有着独特的文化构成，他不但深受儒家、老庄等思想的影响，而且自觉地汲取外国文学的丰富营养，年轻时就热爱伍尔芙、屠格涅夫、契诃夫、阿佐林等文学名家。这些因素决定了汪曾祺是独特的“这一个”，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有着差别极大的文化背景与观察视野，也决定了他的小说的异质性。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他还看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哲学作品。像纪德、阿索林、弗洛伊德、萨特、沃尔芙的书……这对爸爸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此外，聆听闻一多先生的古代文学课，感受先生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的艺术气质，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也给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思维的启发。因为闻先生善于将诗歌与绘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开阔的艺术视野。汪曾祺后来创作的很多小说，都有着一幅幅细腻逼真的民俗风情画，应该说，与闻一多先生的启发与点拨不无关系。

西南联大中文系对汪曾祺走上创作之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汪曾祺说，“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这种自由、民主的教风与学风极大地挖掘了老师与学生内在的潜能，注重对能力与个性的培养是联大中文系最显著的特色。“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汪曾祺真诚地说：“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正是因为汪曾祺有独特的家学渊源与教育背景，所以他才能独辟蹊径，以其温婉如玉的创作风格傲然屹立于中国当代文坛。

顾乐远，江苏省如皋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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