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大树和我都是湖北新洲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新洲县还是属于黄冈地区的，但到上中学，就被划归为武汉市了，及至前几年，突然又由郊县改为了郊区，弄得我在填不完的各类表格中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自己的籍贯了。按现在的通例，我应该承认自己是武汉人，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在骨子里对“武汉人”并没有认同感，所以依然固执地写自己是新洲人，尽管这个新洲已经完全被武汉给吞并了，已经成了不算遥远的历史记忆。我不知道柳大树是否和我有同感，我只知道在我们有限的几次见面中，提到武汉人的时候他都不怎么领情，而一提到黄冈人他就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他一连提到了好几个二十世纪黄冈文化名人，诸如黄侃、闻一多、废名、熊十力、徐复观、汤用彤……可见他虽在商海沉浮，走南闯北，但对故乡的文化认同却是深沉而热烈的。言谈中，柳大树还提到了魏文伯，那可是我们新洲建国后名声最大的一位古体诗人，也是一位做过党内高官的老革命，他的古体诗在当代老干部诗人群体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对这样一位乡贤，柳大树却有着一颗清醒的诗心，并不入云亦云，送上一大堆奉承话，因为对于当前旧体诗坛盛行的“老干体”，他是不以为然的。正所谓“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柳大树就这样指点江山、挥斥方道，似乎有点口无遗拦，然而这一切都掩盖不住他内心中的古道诗魂。

柳大树是楚人的后裔，不光是外在的地理和生理上的楚人后裔，而且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上的楚人后裔。柳大树有着浓重的楚人情怀，在长期的商海闯荡和人生历练中，他的楚人情怀甚至已经衍化成了一种楚人情结，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谈举止中，而且浸透到他的骨髓和血液中去了。这种楚人情结首先体现在他的诗体选择上。柳大树的这首《楚歌》，没有选择时下旧体诗坛常见的律诗和绝句，而是选择了不拘平仄，句式自由灵动的七言古体，其间明显掺入了楚辞的“兮”字句，努力汲取着楚人屈原的诗体精髓。这种自由的古体诗，直追先秦汉魏的古风，鄙薄格律森严的近体诗，慕李白之豪放跌宕，趋屈子之沉潜往复，虽在某些诗节诗行中还不够圆融浑畅，偶有学步不周之嫌，但作为当代的楚人后裔，柳大树学古而不食古不化，既敢于追步古人的灵心高境，又不惮时人的讥评嘲谑，而是一味地执著地写了下去，且一共写了四十多节，写得荡气回肠，跌宕起伏，构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古体组诗，浑如一组大型的多声部的交响乐，这是不能不让入感到惊讶和钦佩的。以我愚见，当前的旧体诗坛应该大力弘扬这种新古体诗才是恢复中华诗词的元气精魂的正道，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当代诗人写近体的格律诗，而是说相对于时下诗人词客的过于斤斤于格律而言，旧体诗坛应该有人振臂一呼，重回先秦汉魏古风，把固执守旧的诗人们从近体的格律镣铐下解脱出来。在这个时代的旧体诗坛，我们呼唤的是屈子的楚辞的婉转回环，我们呼唤的是李白的古风的奔放不羁，我们呼唤的是元白的歌行体的自由缱绻，我们渴望出现新时代的《北征》，新时代的<南山）……只有这样，只有从“豆腐干”一样的律绝体中走出来，旧诗才能在新世纪重获新的蓬勃的生命。

柳大树的楚人情结还表现在他的诗歌精神中。 《楚歌》这组诗写得纵横捭阖，把古史意义上的楚人精魂一一召唤了回来，举凡帝王将相、骚人墨客、博学鸿儒，悉归于他的诗笔之下，诗人吊古伤今，抚今追昔，在一大批乡贤俊彦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楚人情怀。这里有千古英雄的壮怀激烈，有一代名臣的赤胆忠心，有传统文人的诗酒风流，从诗人的从容叙说中，全诗的古直劲健之风扑面而来。在这四十四节诗中，有的以用典见长，有的以直抒取胜，用典处繁丽而厚重，直抒处清新而自然，二者交错杂陈，无一定之规，信笔所之，俱显楚人风神。以我个人偏好，我更欣赏《楚歌》中“直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那些诗节，典型的如第四五、七、八、十一、十三、十四节，我直觉那些诗节里融入了柳大树多年来混迹人世江湖的苦与乐、悲和愁、血和泪。这些诗节敢于大胆地暴露诗人真实的灵魂和性情，这正是《楚歌》的可取之处。我看今人的旧体诗词，最厌恶那种假古董，那种过份的头巾气、纱帽气、市井气，这三气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诗坛恶习。所幸柳大树的这组诗基本上摆脱了这些陋人习气，堪慰我心。

行文至此，我不能因为柳大树是我的乡党就爱屋及乌，我想说的是， 《楚歌》中有的诗节还显得过于直白，但毕竟瑕不掩瑜， 《楚歌》所张扬的新古风，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要借此呼唤新古风！

李遇春，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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