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功能目的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出现一派翻译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它以译文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发展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Vermeer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任何一种译文品类都有其预期功能，或目的功能，即指翻译行为预期要达到的功效，译文所肩负的任务及其目的对翻译行为的完成起关键作用。Vermeer指出译文的忠实性程度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准则”。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除了目的法则之外，目的论还有两个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
　　
　　2、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与功能目的论之比较
　　
　　中国早期的翻译主要集中于佛经的翻译，翻译理论也是对此有感而发。东晋时释道安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应策。其立意是为了“慎”，也就是功能目的论所说的对社会、对读者负责的意思。
　　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说。他在与梁启超论翻译时说：“声之渺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混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但严复仍将“信”放在第一位，而他的所谓“信”正是属于意义的范畴，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于文”，可见“意义”是他所标举的“信”的依据和依归，只要无损于意义，语言表现可以不拘形式、不受形式束缚。至于他提出的“雅”则是针对他所处的特殊的社会情势特别是特定的读者群体而言。严复在与梁启超的通信中解释他这个艺术命题时说“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事耳”。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雅”并不是“渊雅”，而是指社会接受的“通雅”。这一论断同功能目的论的论断暗和。
　　
　　2.1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与功能目的论之理论比较
　　功能派为西方以语言学派为主流的翻译理论界开辟了一条新研究道路，严格说来，中国翻译理论始于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信达雅”三原则就是在其中提出的。这三个标准在中国翻译理论界影响深远，以至后来几十年中中国绝大多数译者或多或少以此为准绳从事翻译。而后来在中国出现的翻译理论亦没有跳出这三个标准构成的框架。功能目的论与“信达雅”相比较，还是有颇多相似之处。“信”，即忠实于原文，类似于忠实法则。“达”与连贯法则有共同点，两者都要求至少译文能为读者所理解接受。“雅”的提出体现译者对译作读者、翻译目的的明确。与功能目的论中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些特定的译文收受者为对象进行翻译这一观点不谋而合。然而，功能目的论与“信达雅”的区别较大。“信达雅”中“信”是首位，功能目的论中忠实法则却是从属于连贯性与目的性法则的。并且与功能理论相对，“信达雅”只不过是几条抽象的翻译标准而已，仅局限于翻译作品文学性，并非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更不用说是包含一切翻译，或以功能派的术语说，翻译行为的理论体系了。时至今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已不拘泥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科技翻译、口译、翻译批评等各方面的研究都已蓬勃发展，对国外的理论成果亦有借鉴，其中德国的功能目的理论在翻译实践方面无疑有着很高的应用价值。
　　
　　2.2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与功能目的论之取向比较
　　在传统观念中，翻译行为的目的性通常被局限在个人动机或意图上，翻译的个体行为似乎与社会或群体无涉，翻译一般经由“书斋式”生产方式问世。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翻译进人了商品生产、科研、文化建设和日常生活的巨大的互动网络中，翻译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概念。翻译的社会功能大大强化，个体性完全处于从属位置，翻译行为要符合社会公益或功利要求。译者要考量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接受问题。这种考量直接或间接的冲击了翻译传统上对“忠实”和“信”等等价值标准的执著，使译者认识到，必须在社会接受的前提下，确定自己翻译行为预期功能：译文的目的与任务，以此调整译文忠信与原语文化的幅度，以达致行为的圆满完成。
　　
　　3、结论
　　
　　实际上，我国的许多译论前辈，如赵元任、林语堂、’茅盾、朱光潜，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提出过放宽“信”的幅度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译论界也曾加以多番探讨，力戒机械主义的“硬译”、“死译”：这中间，主张社会功效的翻译观始终是中国翻译界的主流。可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渐趋与目的论引向同一结论：译文主要取决于它的目的或任务。而译者之所以接受其目的与任务是因为它们足以达致翻译行为的目标，译文不必是对原文一五一十的忠实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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