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腐败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必要性

（一）腐败是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

（二）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二、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状态。

2、自利性动机扩张——（导致）公共权力异化——（获取）个人特殊利益——（诱导）寻官、跑官、要官——（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3、信仰丢失导致腐败恶性化。

（二）腐败产生的外在经济原因分析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2、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三）腐败产生的经济约束力缺乏分析

四、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内 容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等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以便能更好地对腐败这一些社会行为产生的原因、途径以及解决方案进行更为深入和透彻的分析。

关键词：腐败 腐败经济学　外部性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为大众所深恶痛绝的，是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反腐败形势非常严峻。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反腐败形势严峻的理由被一一列举：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滥用行政权力的问题比较严重，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发生；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006年，一系列贪腐大案被揭开，从地方到部委的高官都有涉及。包括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就在2006年即将结束之时，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亦被宣布“双规”。据中纪委统计，2006年共有7名省部级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分析人士指出，“构建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历史课题，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

一、对腐败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必要性

（一）腐败是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的规范行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学界就对当时最主要的腐败现象，即“官倒”现象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并且得出了现在看来也依然正确的结论。经济学家们指出，腐败之所以盛行，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和货币交换，而是因为市场化的不够。“官倒”们之所以能够靠“倒”物资调拨批文、“倒”进口许可证、“倒”外汇额度等等发横财，是因为这些领域的交换还没有市场化，还存在“权力揽买卖”的寻租环境。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了经济学的上述分析。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各种商品的市场交换放开，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权力背景靠“倒”物资调拨批文发财了。虽然在许多领域依然保持着权力配置资源的体制，因而存在“寻租”的广泛可能性，但以往的经验已经足以使一些政治家认识到腐败现象的根源何在。

去年一年，“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各地的主要形式，比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黑金操作的腐败”等成为各省市共同的腐败形式。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下子使我国的腐败进入了高发期、频发期，动辄百万、几百万的，千万、几千万的案件屡见不鲜。去年不仅有一批“地方性的高级干部”陷入了腐败案中去，更为令人震惊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落了马。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也把用“国家资本”制造“亿万超级富翁”暴富的秘密彻底地暴露了出来，活龙活现地表现出“权力资本腐败”的特点来。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为什么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针对这些腐败仅仅从社会学或政治学上去理解，分析乃至给出相应的社会或政治治理措施，已经远远不够。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从经济的视角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从经济手段与措施角度去寻求根治腐败现象的方案似乎已经成为了现有状况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二)、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创立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已势在必行。

二、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中国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与腐败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正是由于腐败，许多本来可以被正确定价的资源才没有被正确地定价，从而不能被有效地使用；正是由于腐败，许多本来可以被正确定价的风险才没有被正确地定价，从而造成了累积性的隐患；正是由于腐败，贫富差距才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得以蔓延，从而阻碍了中国的有效内需。总而言之，腐败具有很大的负外部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所说，“腐败阻断了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的扩展。”腐败的外部不经济性表现为：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 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导致）公共权力异化——（获取）个人特殊利益——（诱导）寻官、跑官、要官——（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信仰丢失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这曾经是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被称为“红包书记”丁仰宁的一句“名言”。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可以看出，信仰丢失也是出现腐败的个人根源。

（二）腐败产生的外在经济原因分析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三）腐败产生的经济约束力缺乏分析

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 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参 考 文 献

参考书目： 

1、《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2、《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陈东琪、李茂生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4、《西方经济学》，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5、《中国下一步》，胡鞍钢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6、《社会学教程》，吴方桐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7、《社会学教程》本书编写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8、《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8年以来） 

9、《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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